张作相在东北军的地位

张作相是奉系军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因与张作霖的结拜情谊，在奉军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威望。他与张作霖情同手足，两人并肩作战多年，张作霖对他极为信任。1925年，郭松龄的部队因反奉失败，奉系内部对如何处置郭松龄及其部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许多人主张对郭松龄及其部下进行严厉惩处，认为这样才能震慑其他部队，稳固奉系的内部秩序。

张作相针对不同意见进行了条理清晰的反驳。他指出，如果以严刑对待郭松龄的部队，将会导致奉军实力的流失，这将不利于奉系的长远发展。张作相态度坚定，强调以大局为重，力主宽待这些部下，认为将他们重新纳入奉军体系才是对奉系的真正负责。张作霖听完张作相的发言后，沉思片刻，最终表示默许。

多士兵在得知消息后，都暗自感激张作相的宽容。随着事件的平息，张作相在奉军中的声望也逐步提升。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在事件中不幸遇刺。奉系失去了首领，东北的局势顿时陷入不安和动荡。此时张作相临危不乱，他迅速召集各级将领商议接下来的安排，话语坚定而有力，稳定了军心。张作相明确表示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维护奉系在东北的稳定局势。

当众人见到张作相的态度如此坚定，纷纷响应这一安排。张作相与张学良多次沟通，将奉系的重要事务逐步移交，并亲自向奉军将领们介绍张学良的统帅身份，确保大家都能接受这一过渡。他还嘱咐各位将领严格遵从张学良的命令，以防东北出现更大的动荡。

抗战前夜的军事备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所在的第12旅驻防在锦州。日军步步逼近东北，局势一片紧张。张廷枢深知肩上的重任，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愤怒不已，公开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立即抗击日军。他在旅部召集了营连长，明确表态道：“我们不能坐视家乡沦陷，绝不能无所作为！”

张廷枢向父亲张作相求援，得到了十几辆载重型卡车和一批德国制的手枪。这些装备原本是张作相为卫队所准备的，如今悉数交给了张廷枢使用。张廷枢将这批装备用于加强第12旅的战斗力，他迅速在部队中成立了手枪连和自动步枪连，并把这些精良装备分发给战士们，还从其他部队中调配精干士兵加入新成立的战斗连。

训练场上，他与士兵们一同操练，挥汗如雨。尽管身为指挥官，张廷枢却从不以官衔自居，而是时常和士兵们并肩行进。他对士兵们说：“不管谁带队上战场，都是为了家乡，我们要练好本事，不辜负老百姓的期望。”在张廷枢的带动下，士兵们士气高涨，训练场上喊声震天。每当有人因训练疲惫而稍显懈怠，张廷枢便亲自上前鼓励，帮助他们恢复状态。在他的领导下，整个第12旅的战斗准备愈发充分，士兵们也逐渐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充满信心。

抗日同盟与共产党的秘密合作

1933年，东北局势日趋紧张，张廷枢率领的第12旅驻扎在宣化、怀来一带，日军威胁越来越逼近。当时，国民政府方面对抗日态度模棱两可，特别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更是令前线的将士们失望。张廷枢与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对此极为不满，两人时常商议对策，认为“无论上头的命令如何，保卫国家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不能坐视敌人入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将军的民众抗日同盟军进入了张廷枢的视线。两人经过多次商议后，决定与冯玉祥的部队建立联系，期望以此壮大抗日力量。张廷枢通过可靠的联络人，主动派人接洽冯玉祥的部队，迅速展开了沟通。黄显声对此表示全力支持，承诺骑兵二师随时听从调遣，和第12旅一同协助同盟军抗击日军。

当张廷枢和黄显声决定加入抗日同盟军的消息传开，蒋介石方面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蒋介石希望通过威胁和利诱的方式让他们放弃抗日立场，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然而，张廷枢和黄显声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妥协方案，明确表态“宁可丢官职，也绝不让日军肆意侵占国土”。

为了进一步壮大力量，张廷枢还积极寻求与共产党方面的合作。4月底，中共张家口特委派遣一批秘密党员，悄然渗透到东北军内部。张廷枢知道此事后，立即表态支持共产党的加入，并安排了安全的接待方式，确保秘密党员的安全。他认为此举能为抗日提供坚实的后盾，也显现出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认同。在张廷枢的安排下，这些秘密党员逐步与第12旅的中层军官接触，深入了解部队状况，协助开展抗日宣传。

张廷枢特意找来部队中的一些军官，直言表示，“共产党也是为了抗日，大家的目标一致，这些同志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带来抗日的最新消息”。他还将一些重要岗位委派给这些秘密党员，使他们能够深入军队运作，与官兵建立信任。很快，军中开始流传起抗日口号，许多士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共产党传达的抗日思想，抗日决心也逐渐高涨。

抗战时期的军事与政治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廷枢更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并进一步寻求与八路军的合作。在太原，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张廷枢对当前的局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和部队一心要与日军血战到底。周恩来认真听着，不时点头赞许，称赞张廷枢的抗战决心，并表示八路军会尽力支持。会谈后，周恩来将张廷枢的部队正式编入八路军，成立了“第一游击纵队”，张廷枢担任司令员。

“第一游击纵队”成立不久，张廷枢和部下们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抗日行动中，活跃在河北邢台一带。他带领部队一边整合原有的军队，一边将士兵们编成小分队深入各村庄，与当地百姓们接触，宣传抗日思想，发动群众加入游击队。不久后，当地百姓纷纷送来自家做的干粮、水壶等物资，表示对抗日队伍的支持，游击队的队伍也逐渐扩大到三个支队，兵力接近两千人。

1938年初，为了进一步提升指挥能力和军事素养，张廷枢决定前往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学院的学习。在学院中，张廷枢系统学习了游击战的理论和实战策略，还与其他来自不同地区的抗日干部交流经验，彼此切磋战术。

周恩来对张廷枢的成长和表现非常关心，时常与他交流，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周恩来还经常邀请张廷枢到自己的住所，给他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指导，讲解党的政策以及如何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张廷枢也十分珍惜每一次会面，仔细聆听周恩来的教导。周恩来关心他的健康情况，送给他罐头等营养品，希望他在高强度的学习中保持身体健康。

1938年下半年，抗日军政学院的领导建议张廷枢留校担任教员，负责教授军事课程，将他的实战经验传授给更多学员。张廷枢二话不说，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开始为抗战根据地培养后备力量。然而，就在他准备投入教学工作时，新的任务又落在他的肩上。由于前线战况吃紧，聂荣臻等领导认为他需要重回前线，带领游击队深入敌后抗击日军。

张廷枢的晚年岁月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张廷枢却因长期的劳累，肝病严重发作。组织了解到他的健康状况，经党中央批准，安排他暂时离开抗日根据地前往香港治疗。张廷枢在部队的护送下离开战区，开始了赴港的行程。到了香港，张廷枢住进了医生推荐的疗养所，接受正规治疗，定期复查。

1941年12月，张廷枢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一起从香港返回天津。在天津期间，张廷枢虽然继续治疗，身体逐渐恢复，但始终关心抗日战事和东北的局势。他在家中接待了一些东北军旧部和抗战友人，重温抗战时期的经历，同时了解外界的局势变化。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廷枢搬到北平，在那里继续静养。他身边的家人和亲近友人也都细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避免他劳累，以期能尽快恢复健康。在抗战结束后，为了稳住东北军的旧部，蒋介石曾任命张廷枢为“东北行营中将高参”。张廷枢始终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一事无法释怀。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张廷枢对蒋介石的做法十分不满。他不愿为蒋介石效力，因此对这个任命置之不理，选择继续在家休养，拒绝赴任。

时间来到1948年底，北平解放在即，张廷枢的身体状况却急剧恶化。1949年3月，张廷枢的父亲张作相因脑溢血去世，这对张廷枢的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至1949年7月23日，张廷枢病逝于北平，终年45岁。

参考资料：[1]喻君.张作相辅佐张氏父子[J].兰台世界（上旬）,2004(11):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