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5日，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发生了一起病员枪杀大夫的案件，开枪者名为沙飞，1948年5月因患肺结核住进医院，被杀害的人名为津泽胜，是沙飞的主治医生。
案件经过两个月的审理，最终沙飞被判处死刑，案件上报后，聂荣臻含泪在判决书上签字，同时嘱咐工作人员道：沙飞是南方人，喜欢吃鱼，行刑前给他拿点鱼吃。
那么问题来了，沙飞为何要枪杀他的主治医生呢？聂荣臻又和沙飞是什么关系呢？
沙飞1912年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他自小就喜欢读鲁迅、郭沫若的诗，1926年，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了反帝的爱国热潮，年仅14岁的沙飞深受影响，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参军，他曾毕业于无线电学校，因此他参军后做了北伐军中的电报员。
1932年，20岁出头的沙飞在汕头担任电台发报员，月薪150块大洋，也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娶妻生子、收入稳定、生活富足，这样的生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沙飞却没有就此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时刻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他痛恨日本人侵略东北，也替国家的弱小感到着急。
后来在一次与妻子的旅行中，沙飞买了一部照相机，无意中他拍到一幅底层人民被欺负的画面，他被底层人民的苦难打动了，也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之后他就一直拍摄一些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来为底层人民发声。
1936年，沙飞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前往上海学习摄影，学习了专业的摄影技术后，他拍摄时更加得心应手了，很快他就在这个行业里小有名气了，他拍摄的照片，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劳苦百姓的状况。
后来在上海的一次展会上，沙飞遇见了他向往已久的鲁迅先生，让他没想到的是，鲁迅先生对他的作品一直都有了解，鲁迅先生先是鼓励沙飞，说他的作品拍的不错，又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有了鲁迅的点评，沙飞对他的摄影之路更加坚定了。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沙飞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鲁迅先生最后的遗容。
“卢沟桥事变”后，刚举办完摄影展不久的沙飞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相机记录历史，是他的使命，于是他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平型关大捷后，沙飞来到了八路军115师进行采访，在五台山革命根据地，沙飞见到了聂荣臻，近距离了解聂帅和他部队的风采后，他当时就萌生了留下来的想法。
聂荣臻告诉他：我们的部队很苦的，你要想清楚了。沙飞斩钉截铁的说道：我不怕苦，能加入这样的部队，是我的心愿。自此，沙飞正式转入我军，并成为当时我军中唯一的战地记者。
沙飞加入我军后，便将满腔的报国热血投入到了摄影事业中去，他还组建了华北敌后根据地摄影工作室，每次跟随部队拍摄，为了不影响部队作战，他都是独自一人扛着所有拍摄设备，有一些战士想帮助他，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和战士们比，他这些又算的了什么，而且这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必须自己完成。
为了跟上部队的脚步，他还学会了骑马，一次次从马背上摔下，又一次次顽强的爬起，学骑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几个月后，遍体鳞伤的沙飞才学会。
为了宣传革命，沙飞还在根据地举办了摄影展，他将拍摄的军事、文化、生活等各类照片挂在展览上，邀请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前来观看，以照片的形式，让百姓了解八路军，了解革命。
聂帅本人也参加了这样的展览，还夸他说照片鲜明真实，百姓们看了一眼就懂，具有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最后还提议说：如果能把照片放大就更好了。聂帅在参加完展览后，还专门挑了几张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照片和沙飞都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
1940年，八路军在娘子关营救中国矿工时，发现了一个六岁的日本小女孩，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那个女孩后来被聂帅收养过一段时间，那时沙飞为他们拍摄了照片，沙飞死后，每当聂帅看到照片时，都会想起沙飞。
1942年3月20日，《时事专刊》出版问世，同年画报社也成立，沙飞担任社长，短短几年后，《时事专刊》已经传遍了全国，甚至是传到了国外，苏联、美国等地都出现了它的身影。《时事专刊》的成绩，被其他报刊称之为“了不起的创举”。
之所以《时事专刊》有如此成就，少不了“工作狂”沙飞的功劳，《时事专刊》最初的150篇报道中，有82篇都是出自沙飞一人之手，他不分昼夜的工作，也让他积劳成疾，但即使这样，他依然没有放弃创作，他的病就这样一拖再拖，甚至到了经常吐血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时候他的精神状况也出现了问题。
因为他时常工作在战场的第一线，亲眼见证了很多日军的暴行，那些惨死的画面，也都曾被他用相机拍下，每次拍摄之后，沙飞对日军的恨意就会加深一分。在他患病后，他身体和意志力都到了极限，这个时候，他的脑海中经常出现日本侵略者残酷暴行的画面，让他挥之不去，一直折磨着他。但他却不知道，这是患上精神疾病的表现。
1948年，聂帅强制下令让沙飞休息治疗，让他等身体治好后再回来工作。5月，他入住了石家庄白求恩国家医院，沙飞入院后，院里请技术最好的津泽胜医生为他治疗，但津泽胜却是一个日本人。
虽说津泽胜是一个日本人，但他在日本投降后，是十分痛恨日军给中国带来的那些伤害的，为了弥补自己国家所犯下的错，他立志要做像白求恩一样的医生，因此选择留在中国治病救人。几年来，他救活过无数的中国伤员，周围人看待他的眼光也早已发生了改变，也都默默的接受了这个日本人，还亲切的称他为同志。
然而沙飞对他却不了解，在他得知治疗自己的医生是日本人时，他表现的十分抵制，也不配合医生治疗，医生每次询问他，他都爱答不理，要么就是答非所问。这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每次沙飞与日本医生接触时，他的脑海中都会不自觉的浮现出日军残酷暴行的画面，所以才会时常表现出对日本医生的抗拒。
就这样，沙飞在医院治疗了一年，然而一年之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想要快点回到工作岗位的沙飞，开始变得急躁，甚至是很难控制情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对津泽胜医生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没有了，他开始怀疑是日本医生在搞鬼，甚至是怀疑日本医生是间谍，怀疑一旦产生，就会不断的加深，也因此让沙飞做出了最错误的判断。
1949年12月15日，这天津泽胜照常来给沙飞做检查，还为他开了药方，就在他转身准备出去时，沙飞在被子下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枪，没有任何犹豫就向津泽胜开了枪，随着几声枪响，津泽胜倒在了血泊中，这时候沙飞还不放心，又上前向津泽胜的头部开了一枪。没多久，警卫就寻着枪声赶到，将沙飞控制了起来。
此事很快就惊动了上级领导，要知道当时的沙飞可是师级干部，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上级专门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在审讯过程中，沙飞对自己所犯下的事供认不讳，当询问他的杀人动机时，他说：他是日本特务，我打死的是日本特务，我要为死去的同胞们报仇。最终调查结果显示人证、物证、事证都十分清楚，沙飞也都承认。这样的结果只能将沙飞判处死刑了。
聂帅得知结果后，心中很是疑惑，以他对沙飞的了解，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做出这样举动的。于是就询问沙飞的精神状况是否异常，有了新的调查方向，调查人员再次对沙飞的精神状况展开了调查，然而以当时的医疗技术，根本无法分辨沙飞的精神是否有异常，再加上沙飞发病症状也是阶段性的，最终调查结果显示，沙飞精神状况无问题。
聂帅得知结果后叹息道：无力回天。最终只能无奈的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合上判决书的那一刻，聂帅眼角的泪水也滑了下来。之后他嘱咐道：沙飞是南方人，喜欢吃鱼，行刑前给他拿点鱼吃。枪决后，厚葬沙飞，他的贡献是有的。
1950年2月24日，军法处处长张致祥向沙飞宣读了判决书，宣读完沙飞问：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吗？张致祥将签有聂帅名字的判决书递到了沙飞手中，看着上面熟悉的签字，沙飞哽咽了，嘴里喊道：聂总。此时他实在想不明白，他只是杀了一个日本特务，怎么会被处死呢。
看到沙飞如此，张致祥说道：沙飞，你糊涂啊，你对不住聂总啊，你的病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可你却偏激的将原因归结在医生身上。你怀疑他，有你说话的地方啊，你可以向聂总反映啊，你向保卫部反映啊，他们都可以调查的，可你却做了最错误的决定，才酿成大祸。你舍不得聂总，聂总又何尝舍得你啊，但你做的这一切，聂总也无力回天啊。
就在沙飞行刑的当天，有关人员还有意的为沙飞拖延时间，希望能在最后时刻等来北京的“刀下留人”，然而直到沙飞被枪毙，也没有等到那个消息。沙飞死后，士兵将他身上的血迹和泥土擦干，又将他的军服整理整齐，最后将他的尸体放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棺材。
光阴似箭，时间来到了1980年，沙飞的女儿为了给自己父亲申诉，找到了父亲当年的很多同事，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她获得了父亲当年精神反常的书面证明。
后经过数年的查证，在1986年5月北京军区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沙飞当时枪杀津泽胜时，早已患上精神疾病，行为不能自控，当初蓄意谋害的罪名不成立，应予以改正。最终撤销了沙飞的原判决，并恢复了沙飞同志的党籍。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沙飞写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