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山阴县县令收到一道朝廷急令，要他立马带兵出发。县令刚刚上任不到半年，自然要表现表现，可当他打开急令后却愣在了原地，因为朝廷要他逮捕的竟然是他所敬佩之人——秋瑾。

秋瑾

县令名叫李钟岳，他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小官员，虽身处晚清黑暗的官场，但良心未泯。秋瑾在之前一直从事革命活动，李钟岳很是钦佩。可如今朝廷下了这样一道命令，他该如何选择？

李钟岳，1855年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的一个清贫的书香世家。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几岁便精通诗书，名噪乡里。

1898年，李钟岳如愿考上了进士，被清政府分派到浙江任职。在江山县代理知县时，他勤于政务，政绩显著，很受百姓的喜欢。9年后，他又被调任绍兴府山阴县当县令。

李钟岳虽然颇有才华，勤政爱民，是一个清官。但他生不逢时，此时的清朝已经走向了下坡路，官场黑暗，这就注定了他后来的悲剧。

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各地加紧活动，秘密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作为同盟会浙江分会首领的秋瑾，也以山阴大通学堂为掩护，暗中进行反清活动。

李钟岳深谙清政府的腐败，他常常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懊恼，如今出了秋瑾这样的人才，他内心十分高兴，并对秋瑾的才华和品德十分仰慕。

然而，李钟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成为杀害自己偶像的刽子手。

1906年，秋瑾和徐锡麟等会党首领在上海集会，秘密商定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秋瑾负责在浙江筹备武装起义，徐锡麟则负责安徽方面的起义。

一个月后，秋瑾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山阴县，任大通学堂督办，暗中训练干部、组织群众。为了积蓄革命力量，秋瑾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成员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人才。

同时，秋瑾还积极同浙江各党会联络，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计划在能力六月初十在浙皖两地同时举事。

可就当各党会积极准备起义时，事情却遭泄露，徐锡麟只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起事，结果随即遭到镇压，徐锡麟也被杀害。

徐锡麟起义失败之后，大通学堂也被官府视为眼中钉，浙江巡抚张曾扬命令绍兴知府贵福立即拘捕秋瑾。因秋瑾的大通学堂在山阴县，贵福又交给了李钟岳办。

当看到抓捕秋瑾的通告之后，李钟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秋瑾是他敬仰之人，他实在不愿针锋相对。

李钟岳即刻带人到大通学堂跑了一遭，回衙门后就写信告诉贵福：“该校并无越轨行为，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这样一来，李钟岳既可交差，又能拖延时间，让大通学堂的师生逃走。

然而，贵福却并不买账，质问李钟岳迟迟不执行命令是何居心，并威胁说如果李钟岳不查办大通学堂就告他与该校同为谋逆。想到自己还有一家老小，李钟岳只好带兵去了大通学堂。

1907年，在贵福的见识下，李钟岳同抚标兵管带率新军300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虽然李钟岳已经极力维护大通学堂，可秋瑾、程毅等师生8人还是被捕了。

随后，贵福命令将秋瑾等人提至府署，与会稽县令李瑞年、山阴县令李钟岳连夜进行“三堂会审”。贵福并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话，只好将秋瑾等人押回山阴县署继续审讯。

李钟岳向来崇拜秋瑾，如今秋瑾等人就被关押在他的府衙，他自然以礼相待。不仅不用刑讯问，还特设立了椅子，屏蔽手下，与秋瑾单独交谈。

二人对谈后，李钟岳给秋瑾拿来纸笔，秋瑾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让世人传颂的绝命诗句。

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室内其乐融融，形同会客。这让一直派人监视的贵福大为光火，他意识到李钟岳是不可能审问秋瑾了，便对张曾扬谎称秋瑾已经认罪，张曾扬也没有复查，直接拟写了“就地正法”的手谕。

李钟岳本想据理力争，但奈何人微言轻，根本无法对抗贵福的权势。他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秋瑾，并对自己无能为力表示愧疚。

秋瑾何尝不知道李钟岳的难处，这么多天以来，都是李钟岳暗中保护她，否则她怎能完好无损地在监狱中。秋瑾并不怨怪李钟岳，对他的照顾表示感激，只是提出不要枭首、刑后不要剥衣等请求，李钟岳通通答应。

1907年7月15日凌晨，在富贵心腹的监视和催促下，李钟岳被迫押秋瑾到绍兴轩亭口服刑，看着敬仰之人被自己斩杀，李钟岳好似肝肠俱断。

一代女豪杰英勇就义，一个好县令也从此郁郁不振。

绍兴知府贵福对李钟岳袒护秋瑾的行为实感不满，便奏请张曾扬，撤了李钟岳的职务。李钟岳虽然在山阴县任职时间不长，但他爱民如子，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今他被罢官，临走时百姓泪流满面，为他送行。

李钟岳离职后就住到了杭州，在杭州的寓所里，他终日闷闷不乐，眼神灰暗，嘴里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

此时距离秋瑾就义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他仍不能消解心中的痛愤，时间一长，竟然生出了轻生的念头。

一日，李钟岳忽然跳井自尽，多亏井口不宽，他被卡住，家人又及时发现才将他救了下来。数日后，李钟岳又独自走进屋后的菜园，来到一棵老柳树下，正打算头麻绳上吊，被跟踪的夫人及时发现。

自此以后，家人非常警惕，以防他再次轻生。可李钟岳始终不能走出自责的怪圈，他已经做好了以身赎罪的打算。

9月的一天早晨，李钟岳一改往日悲痛的神情，和颜悦色地与家人共进早餐，饭后还检查了儿子的功课，并嘱咐妻子要保重身体。

一家人以为李钟岳心病已除，不禁松了一口气，也放松了对他的看管。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李钟岳这次异常的举动，就是最后一次向家人告别。

这天上午，李钟岳趁着大家都不在身边，在拿着绳子走向厢房。等众人反应过来时，他早已在厢房悬梁自尽，此时距秋瑾被害仅过了68天。

李钟岳虽然不像秋瑾这样为革命付出行动，但他的气节也同秋瑾一样刚烈。所以，即便他是问斩秋瑾的直接县令，秋瑾的家人却不怨怪他，后来还将李钟岳的牌位，放在了为秋瑾建造的女侠祠中。

1937年是秋瑾逝世30周年，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委托李钟岳之子李江秋撰写其父事略。李江秋便查阅县志、寻访故人，没想到却遇到了秋瑾的弟弟秋宗章。

秋宗章此时正在浙江省财务厅工作，当得知李江秋就是李钟岳的儿子，往事一涌而上，满心激动地说：“别来无恙啊！”

李江秋与秋宗章一见如故，谈起往事，两人皆是声泪俱下。当天晚上，两人同床而眠，秋宗章紧紧握住李江秋的手说：“明日就是先姐和令尊逝世30周年了，届时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啊。”李江秋连声答应。

自此以后，秋家和李家经常来往，他们虽然不是同姓族亲，却情同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