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尼西亚宣布将首都迁移到加里曼丹岛。印尼之所以迁都，一是雅加达的人口太多，交通拥堵，“大城市病”十分严重；二是地下水超采严重，地层下沉严重；三是印尼经济地域发展不平衡，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相对发达，而加里曼丹岛和新几内亚岛却比较落后，地广人稀。为了带动东部地区的发展，印尼最终选择迁都。

在二战之后，已经有了多个国家选择迁都，例如巴西、缅甸、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其中哈萨克斯坦、巴西迁都都和带动腹地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有迁都的言论，那么中国应该迁都吗？

中国是否迁都，首先要看中国的首都具有什么职能。一般来说，首都的第一职能就是政治职能，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巴西的巴西利亚、澳大利亚的堪培兰等都是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经济职能相对弱化。这样的好处就是首都职能专一，不会形成超级大城市，很少出现“大城市病”。

但绝大部分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都是重合的。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既是首都，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印度的新德里等都是这样的城市。而北京呢，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国第二大城市，北方的经济中心，因此是一个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以及文化中心合一的城市。

这种多重职能合一的城市，一定的选择在地理位置优越、水资源丰富、地形平坦、交通方便的地方，如此才能够应对人口的大量集中。但北京的位置却比较尴尬。在地理位置上，北京地处于华北的北部，其经济只能辐射东北和华北，辐射能力十分有限。北京没有大江大河，水资源缺乏，因此需要专门从汉江调水北上来供应城市用水，用水成本较高。北京不沿海、不沿江，天然的交通是不利的，不适合产业的聚集。

如果不是首都设置在北京，北京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城市，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第二大城市。但通过各种行政力量强行将产业、人口聚集在北京，一定就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同时也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堵车、空气污染、水资源不足等。而目前采取的应对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以禁代管”，例如限制外地牌照的车辆进入北京、限制河北的重工业发展等。

而强行将北京发展成为经济中心，那必然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压力、天津的地理位置比北京优越，但是经济实力远不如北京。河北也是沿海省份，但太多资源分配给了北京，导致河北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甚至出现了“环京津贫困带”。2023年，河北的人均GDP排名全国27位，和贵州省差不多。要知道，贵州只是一个不沿海、不沿江、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贫困省，而河北沿海、有大片平原。

一个正常的经济中心，应该是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和周边城市争夺资源。比如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都是星光熠熠的城市。以广州为中心，形成了珠三角城市群，有深圳、香港、佛山、澳门、珠海、东莞等国内外著名的城市。而这些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地理优势，不是完全依靠行政力量发展起来的。

北京城市的膨胀和上海、广州的发展是不同的。上海是长江口，广州是珠江口，这两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堪称得天独厚，而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首都。不仅仅是经济方面如此，教育资源方面也是如此。北京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高等院校，使得北京地区的考生考上大学的难度远远低于其他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正因为如此，才有大量的人想涌入北京，获得北京的户口，使得北京的人口进一步膨胀。

在21世纪，北京的“大城市病”就非常严重了，于是有人提出了迁都。不过，国家选择的思路是疏散北京的其他职能，例如将首都钢铁厂迁徙到了河北唐山。不过，这些都是些零敲碎打，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全局。后来，又居全国之力开发了雄安新区，试图将北京的经济职能转移到雄安新区。不过我认为，雄安新区只能变成北京的“卫星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想真正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等问题，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迁都。迁都的地点必须要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要深入中国腹地。传统的洛阳、西安等城市的水资源都不足，其区位优势还不如北京，根本不适合定都。而南京、广州等城市偏居沿海，无法带动内陆的发展。总体来看，首都的最佳位置应该是在武汉，这里地处长江、汉江交汇处，供水便利，交通四通八达、地势平坦。

第二个选择，那就是实现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分离。北京首先应该去除经济职能，将大型的企业全部搬走，而且尽量搬迁到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文化方面，应该将学校大规模疏散到全国，让优越的教育资源得以分配到全国。经过大规模的疏散后，北京就成为一个行政中心，人口大规模减少，城市压力得以减轻。

当然，迁都也好，疏散首都职能也好，这都不是小事，需要慎重考虑，谨慎实行。这两大决策，必然也会引发许多人的反对，因而都需要一个国家有强烈的决心和魄力。但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在建国之初，选择北京为都，那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做出的最佳选择。几十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一切又需要重新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