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真正叫大的地方“屈指可数”：也就大上海、大武汉、大荆州。“大荆州”包括现在的荆州、荆门、天门、潜江、仙桃等市，总人口约1400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的28%；国土面积3.3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7.8%。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考虑到湖北整体的发展，1983年荆门升级为地级市，1994年荆沙地市合并，天门、仙桃、潜江由省直辖，1996年京山和钟祥并入荆门。它们不乏当时资源丰富的财政大县市，江汉油田也被拆分，本来总部离沙市很近，荆州挨着长江也有港口，但最终油田归潜江，炼油厂归荆门。4个全国百强县全被划出，人们引以为傲大荆州变成小荆州。
然而荆州之小并不在版土面积小，关键在于经济总量之小、发展速度之小（慢）、发展质量之小（差），这才让人“小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建市后，荆州发展速度就逐步滞后于全省平均水平，与省内宜昌、襄阳等同时起步的兄弟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和沿海及江浙先进发达地区曾经的同级城市更是云泥之别。荆州一度成为落后和摆烂的代名词。今天推出荆沙合并30年（中篇）：大荆州，何以变成让人“小视”的小荆州
一、“小”荆州增速乏力，经济比重由占全省的9.4%下降到5.1%
权威机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武汉485.76亿元;荆州271.68亿元;襄阳267.17亿元;宜昌157.00亿元，位居湖北GDG城市排名前四。应该说，荆州在荆沙合并之后的起步并不差，和襄阳不相上下，还领先宜昌一大截身位。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荆州建市后不久，发展速度就滞后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大洪水，更是让荆州雪上加霜， GDP为324.66亿元，掉落全省第六。进入2000年以后，荆州与宜昌、襄阳GDP的差距开始有明显的拉开。统计表明，在1995年至2010年的16年中，荆州GDP增速仅有3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特别是2002年以来，荆州GDP增速没有一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在全省的比重逐年下降。
2007年荆州GDP519.63亿元，约为宜昌的63%、襄阳的66%。2010年荆州GDP837.1亿元，总量已经由1994年占全省的9.4%下降到5.3%；增速低于全省1.7个百分点，居第16位；人均居全省第15位，仅高于黄冈和恩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断拉大。
2011年荆州GDP终于跃上千亿台阶，而此时宜昌、襄阳双双超过了2100亿元；荆州GDP已经不到宜昌、襄阳的50%。2015年，宜昌、襄阳GDP双双跃上了3300亿的台阶，荆州还不到1600亿元，与“两副”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2015年，是荆沙地市合并后的第21年，荆州以其占全省7.6%的面积、10.7%的人口，实现全省5.12%的生产总值。
这个经济成绩单与荆州国土面积、人口在湖北所占比重极不相符；与荆州所处的我国中部之中的中心位置极不相称；与640万荆州人民的期待相差甚远。很显然，荆州陷入了由大荆州被分割成“小”荆州后发展缓慢，远远落伍于同时起步的兄弟城市之中的阵痛与徘徊之中。
二、“三大包袱”“一大制约”，成为荆州发展滞后的客观制约。
荆州洪水包袱沉重。三峡工程竣工前，洪涝灾害一直是荆州的心腹之患，防洪抗灾工作是全市的头等任务，每年冬春修堤、夏秋防汛，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防洪水成为荆州沉重的包袱。过去的荆州，党政干部差不多每年都要拿三分之一的时间组织防汛抢险、抗旱排涝，哪里还有功夫谋发展。频繁的旱涝灾害在一定程度上使荆州丧失了自力更生、加快发展的机遇。洪水包袱还让荆州一度成为投资禁区，无论国家、省大型项目不考虑荆州，同时，外地客商也是谈荆州而闻“洪”色变，担心自己的投资打了水漂。与此同时，荆江分洪区、洪湖分蓄洪区总面积30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2%，分洪区内搞建设受到防汛部门的严格限制。
荆州粮食包袱沉重，作为粮食主产区，既是重大贡献区，也是重大牺牲区，大多是发展缓慢区。广大种粮农民除了填饱肚子，想在粮食收成上致富可望而不可即。往往一家人一年勤扒苦做，抵不上人家在沿海工厂做半个月工。尽管国家对粮食主产区有倾斜政策，对粮农实行补贴政策，但种粮比较效益低、粮产区发展慢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在荆州尤其是监利、洪湖、公安等种粮大的县市表现得格外的突出。荆州市人平国土面积在全省居第10位，而人平耕地面积却居第4位。荆州是粮食主产区，国家对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将其划为限制开发的最高级别，土地红线踩不得。人平国土面积偏少而人平耕地面积偏高，这样就导致荆州用来发展二、三产业的土地就更紧张。
荆州财政包袱沉重，地方财力十分薄弱，是典型的吃饭财政。1994年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时，原沙市市带入财政债务5亿多元，原荆州地区带入财政债务3000万元，相当于当年两地财政收入的2倍；而荆州需要财政供养人员达16.94万人，为定编人数的1.5倍，比宜昌、襄阳多30%以上，财政赤字严重。1994年至2010年期间，荆州市本级定额上缴省财政30.5亿元，而省对荆州定额补助仅仅6.6亿元。为减轻财政负担，荆州甚至把江陵区改为江陵县。因为县由省里拨款，区则由市里负担。成立江陵县后，市里就不再背区里的财政负担。沉重的债务和财政供养包袱，致使荆州本级财力严重不足，加快发展力不从心。
荆州发展还受到古墓的制约。楚国八百年，鼎盛在荆州。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楚都，荆州中心城区周围是大量的古墓葬群，是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区，地表开发受到国家文物部门的严令禁止。根据国家文物法规定，像荆州这样的国家重点保护区，基本上不能破土，只能在距离表土层30到40厘米的地方种植作物，再深的话，就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地表面，再往下，很可能就是古墓了。挖塘养鱼，肯定是不允许的。古墓限制了种植内容，也规定了全部生活秩序，而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荆州农民，这几乎是要命的。
荆州土地总面积折合140.93万公顷，本身就属于人多地少的地区，而大面积的文物保护区让可供集约化耕作的农业用地显得更加捉襟见肘，而且，在这些地方，能够产生较高经济效益的水产养殖业往往是被限制的。由于这一系列特殊原因，加之又没有丘陵和山地可开发利用，腾出土地发展二、三产业很难。与古墓中文物的显赫价值相对的是，在那些古墓密集的荆州文物保护区，更为现实的贫穷相伴而至。
三、优质资源分离，重点央省项目投资为零造成荆州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客观的说，荆州三次大拆分，把原荆州地区布局工业的地方都分出去了。荆门县就由荆州地区把炼油厂布局在荆那里，由荆州所下辖的一个县升成地级市，一个炼油厂托起一座城市说的就是荆门。后来荆沙合并的时候划出去的天门、仙桃、潜江和钟祥，是当时湖北排名第一、二、三、五的经济强县，也就是说当时全省前五的县除了第四的随州，其它都是荆州地区布局了工业的工业县，全被划出去了，留下的松滋、公安、江陵、监利、洪湖都是分洪区或农业县，工业基础几乎损失殆尽，就这样，重工业被剥离的荆州，靠农业、轻工、商贸还是长期排湖北第四，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由于沿江地区受洪水困扰，国家项目投资远离荆州，“大工业项目不予布局、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予立项”。荆州是全省大中城市唯一没有重点央企、省企项目布点的地区。国家投资的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产业缺乏竞争力。到2012年，荆州境内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占全省的5%，一级公路通车里程为全省的6%；荆州483公里的长江河段上，仅有2座过江桥梁；航道通行不畅，荆江段常年只有2000吨的通航能力，港口码头设施严重落后，大型专业泊位不足，疏港道路成为瓶颈，严重影响港口的吞吐量和辐射力；荆州没有国铁运行和机场航班，4个县市仍未通高速公路，几乎占了全省的一半。并且在所建设的重点交通工程中，除荆岳长江大桥由省里投资外，其余均由自己招商引资建设。
国家投资的不足，导致荆州水利建设落后。九八抗洪以后，尽管国家投巨资加固荆江大堤和长江干堤，加之三峡工程的建成运行，极大地提高了荆江的防洪能力。但荆江河势变化带来堤防崩岸加剧，连江支流堤防薄弱，分蓄洪区建设滞后；农田水利设施陈旧、老化失修，工程配套不全，排涝能力不足，洪湖、长湖防洪标准低、险情隐患多等突出问题长期困扰荆州。
国家投资的不足，导致荆州能源基础设施滞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荆州水电资源贫乏，火电项目缺乏，能源瓶颈比较突出。除国电长源发电厂之外，仅靠国家电网供电，频繁拉闸限电现象比较普遍。
四、透过现象看本质，荆州发展缓慢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不够。
关于这一点，一篇在2011年由原湖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和原荆州市委政研室联合撰写的《大荆州一定要发展起来》长篇调研报告，有着深刻的论述。报告中明确指出：地市合并后的荆州，尽管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有了较大解放，精神面貌有了新的改观，但总体感觉解放思想的气魄还不大，没有很好地跳出荆州看荆州、放眼全国看荆州、融入世界看荆州，以大改革的举措、大开放的视野来推进荆州发展；解放思想的程度还不深，没有很好地在重大行政体制改革中、重大问题处理中、重大结构调整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解放思想的措施还不力，没有很好地利用和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特别是物产优势、文化优势、区位优势，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将优势发展成强势，形成推动荆州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
“解放不解放，不妨看开放”，经济开放度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思想解放度。衡量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经济的外向度，主要看招商引资、外贸出口和实际使用外资。很长一段时间内，荆州营商环境欠佳，招商引资缺乏突破，并一度陷入了越招不到商，营商环境越糟糕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荆州的外贸出口和实际使用外资在全省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
辩证的看荆州几次重大的区划调整，可以说每一次都是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大好机遇。《大荆州一定要发展起来》调研报告指出：荆州部分同志对此认识不足，甚至将此归结为发展慢的体制机制原因。一些同志埋怨“搞得好、好搞的调出去了；搞不起来的、难搞的就留下来了；调出去的都是财富，留下来的都是包袱”，怨天尤人的消极情绪“与调俱生”，畏难却步的思想障碍“随调而长”。当调划出去的仙桃、潜江、天门和钟祥、京山一个个生龙活虎地发展、快速超速地前进的时候，荆州各县、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而荆州人更多地认为周边发展是“兄弟分家、自立门户”的体制机制带来的实惠，是省委、省政府倾斜关照的结果，而不从解放思想这个根子上查找内外原因。
《大荆州一定要发展起来》调研报告指出：在新的形势下，荆州面临农民负担重、防汛压力大、改革任务艰巨、财政包袱沉等重重困难，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办法显得不多，在意识上还没有完全从传统封闭的状态走向包容开放，在思维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习惯于工作惯性和“按规定办”、“按惯例办”。特别是发挥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上解放思想的步子迈得不大。
五、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明星城市沙市的“迷失”与 “沦陷”。
沙市这个中国近代开放较早的城市、全国著名的明星城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沦陷”，确实是让人痛惜。上世纪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初，沙市活力28、鸳鸯牌床单、荆江热水瓶、沙松冰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品牌享誉全国、走向世界,仅1988年，沙市获奖工业产品291项，其中获国家金银质奖15项，部省级优质奖232项。沙市产品有多个全国第一，单厂年产量4家排全国前六位。
正当如日中天的沙市，在荆沙合并的磨合中淡出了，在国人的眼球中消失了。看着全国、全省及周边迅速崛起的新的明星城市，让人生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感叹和“当年大意失荆州，而今大意失沙市”的惆怅。
本人以前的一位同事，沙市人，现在供职于深圳商报。他在自媒体平台上写过一些文章，都是对荆沙合并后沙市一蹶不振而愤愤不平。在他看来，沙市是当时湖北仅次于武汉的城市，是轻工名城，荆州地区是农业社会，这两样东西弄在一起，是会水土不服，荆沙合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在1986年4月28日出版的《湖北省沙市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一书中看到这样的论述：地市合并的方案的缺点：由于沙市实力不大，带的县太多了，势必形成"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带不动。可见，地市合并，对沙市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冷静分析，“沙市之失”确有经济结构调整和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有小马拉大车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客观现实；有沿江经济败给了沿海经济的时代因素；有计划经济败给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遗憾。但思想解放不够是“病之根”。在《大荆州一定要发展起来》这长篇调研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表述：有位老领导说，沙市没有在结构调整中解放思想“快速扳道转轨”，荆州没有在区划调整中解放思想“合力烘托明珠”。可谓一语中的。
总体而言，荆州在荆沙合并之后，遭到了优质资源分离，重工业布局及及经济强的县市全部被分离出去，留下的是分洪区和农业县市；受分洪区的制约，荆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点央省项目投资为零，造成荆州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外商投资到荆州谈“洪”色变，并一度陷入了越招不到商，营商环境越糟糕的恶性循环。 “洪水、粮食、财政”三大包袱， “墓的制约”等等客观因素，成为荆州发展滞后的客观制约。
此外，城市的发展还与其定位和享受到的政策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上世纪90年代初，为全省经济发展考虑，湖北提出“一特五大”战略，重点发展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十堰市、黄石市六座城市。武汉争取建设为特大城市，襄阳、宜昌、十堰、荆州、黄石奋斗目标为二型大城市。到2000年底，除十堰外，其他4市都越过了建成区面积50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50万人的大城市“门槛”，“一特五大”均衡发展战略凸见成效。
2003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内外形势变化，湖北省向国务院上报的《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正式获得批准并实施。湖北省明确武汉为湖北省域中心城市，宜昌、襄阳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一主两副”战略开始实施，湖北省内政策和资源开始向宜昌襄阳倾斜，宜昌襄阳经济发展开始腾飞，荆州、黄冈、孝感等城市被迅速落下，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思想解放不够，才是荆州一度发展缓慢的本源。
请关注《楚天热事儿》，荆沙合并30年（下篇）：《千年大荆州，复兴之路上！》精彩继续。参考资料：调研报告：《大荆州一定要发展起来》、《湖北省沙市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