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的良心与选择
2009年，爱德华·斯诺登从中情局的岗位上离职后，转投戴尔计算机公司，从事网络安全和系统管理的工作。在戴尔，斯诺登主要负责客户的安全系统配置，以及确保企业数据不受外界侵害。没多久他被博思艾伦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吸引，这是一家与国家安全局（NSA）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咨询公司。斯诺登在该公司的职位是系统管理员，工作地点设在风景如画的夏威夷的一个NSA设施内。
在夏威夷的国安局设施里，斯诺登的工作职责包括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数据安全，以及更新系统中的敏感信息。他每天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巨大，这些数据涉及美国乃至全球的重要信息安全。斯诺登有权访问一些最为机密的项目，这其中包括政府监控公民的各种工具和技术。
虽然职位给予了斯诺登高达200,000美元的年薪，他与女友在夏威夷的生活看似舒适而宁静。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海滩的阳光和海浪的声音，生活节奏悠闲。他们会在周末去海边散步，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晚上则可能在家中观看电影，享受二人世界。
然而，随着对NSA内部操作更深的了解，斯诺登开始意识到这些监控活动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他的日常工作看起来是技术性极强的系统管理，但其实每一次数据传输、每一项新的监控授权，都与个人隐私息息相关。
临时的庇护与危机四伏
2013年5月，爱德华·斯诺登离开了美国，踏上了前往香港的飞机。到达香港后，他直接前往了位于湾仔的美丽华大酒店，并选择了1014号房间作为自己的临时住所。
进入酒店房间后，斯诺登立即开始实施一系列反监控措施。首先，他检查了房间内的每一个可能藏有摄像头或监听设备的角落，包括电视机背后、烟雾探测器、甚至床头灯的灯罩下。
斯诺登用酒店提供的枕头和床单紧紧地塞满了门缝，确保没有任何声音能够透过门缝传出去。此外，他还拉上了窗帘，以避免任何可能从外面监视的目光。
使用电脑时，斯诺登更是小心翼翼。他会把自己和笔记本电脑完全覆盖在一个大被子下，确保屏幕的光线不会被任何潜在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同时也防止键盘的按键声音被窃听设备记录下来。每次上网前，他都会使用多重网络加密技术，包括虚拟私人网络（VPN）和多层次的数据加密服务，以隐藏他的网络活动和地理位置。
斯诺登在美丽华大酒店的1014号房间里的每一项准备，都是为了确保他在与外界交流时的安全性。他通过安全的通信渠道，开始与《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联系，准备披露那些他认为公众有权知道的政府监控计划的信息。
《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在香港的日子里，斯诺登与《卫报》的格伦·格林沃尔德和《华盛顿邮报》的巴顿·吉尔曼等记者取得了联系，双方在谨慎安排下进行了几次会面和采访。
在第一次会面中，斯诺登向他们展示了一部分极为敏感的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美国政府和NSA通过秘密监控项目对公民、外国政府领导人和商业组织的大规模监控活动。这些监控手段利用了全球通信网络的漏洞，包括电话记录、邮件内容、社交媒体交流，甚至视频通话等敏感信息。
斯诺登特别强调了PRISM项目，这是他提供的资料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这项计划允许NSA直接访问几大科技巨头的服务器，包括微软、谷歌、苹果、脸书等公司，通过这些平台监视个人和组织的通讯活动。斯诺登详细解释了NSA通过该系统如何实时获取海量信息的过程。
为了确保信息披露的准确性，斯诺登与记者们共同制定了报道的发布流程。他们决定分批次地公布这些机密信息，以确保读者能逐步了解事件的全貌。他们记录了这些对话，并在此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确保这些内容能被准确地传达给公众。
在随后的几天里，斯诺登与《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进行了多次会面。每一次会面，斯诺登都带来新一批文件，并逐一解答记者们的疑问。他讲解了NSA如何通过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建立起庞大的监控网络，甚至在其他国家内部设立监听站，随时获取敏感情报。他还谈到了“XKEYSCORE”系统，这一工具能让NSA对几乎任何网络上的活动进行追踪和过滤，从而找到他们认为可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目标。
随着采访内容逐渐被公开，斯诺登所披露的细节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轰动和质疑。第一批报道刊出后，媒体立刻掀起了对监控项目的持续关注。无数读者、专家、甚至政府官员开始质疑这种监控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隐私权。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关斯诺登和NSA的讨论迅速发酵，许多人开始关注政府在情报领域的行动，特别是监控手段对个人隐私的影响。
美国政府很快对这些报道作出回应，试图澄清或淡化曝光内容的影响，并警告斯诺登的行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这一声明在社会上引发了更大的争议，甚至一些美国国内的官员和公众都开始质疑政府是否超越了本应存在的隐私保护界限。而对斯诺登的追捕也迅速升级，他被列入重点通缉对象，所有可能藏匿他的地点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从香港到莫斯科
2013年6月23日清晨，斯诺登准备从香港前往莫斯科。他在美丽华大酒店迅速收拾好随身物品，确认没有留下任何可能被追查的痕迹。虽然美国特工可能早已在暗中监视他的行踪，但斯诺登仍然找到了一个方法，成功离开了酒店。
进入香港机场后，斯诺登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引起过多注意。登机广播响起，他站起身，随着其他乘客缓步登上了俄航SU213航班。
抵达莫斯科机场后，他没有签证和护照，几乎无法正式入境。俄罗斯边检人员对他的情况了解有限，只知道他是从香港飞来的前美国NSA雇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斯诺登生活在机场的国际转机区，面临着无数不便。谢列梅捷沃机场的转机区充满了忙碌的旅客、值勤的安保人员和各类服务设施，但对斯诺登来说，这里既是一个避难之所，也是一个无法逃离的“临时监狱”。他没有固定住所，只能在机场的座椅上休息，周围时常是往来匆匆的旅客。
一些记者和法律顾问试图接触他，为他提供建议，甚至帮助他联系可能提供庇护的国家。然而，虽然有些国家表达了同情，但当时还没有国家明确表示愿意为他提供避难许可。
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终于在2013年8月初，俄罗斯政府决定向斯诺登提供临时庇护许可，让他能够暂时离开机场，进入俄罗斯境内。
在俄罗斯的岁月
在俄罗斯获得初步居留许可后，斯诺登终于从机场走了出来，迎接他的是俄罗斯陌生的空气和截然不同的生活。他的临时居留许可只有一年，这段时间里，他必须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环境。
过了一段时间后，斯诺登决定为一家俄罗斯本土的大型网站提供网站维护和安全保障的服务。这份工作是斯诺登在异国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职位并不高，但符合他的技术专长，也能让他在俄罗斯获得经济来源。
他的日常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时常会调整网站的安全设置，保证数据的安全性。每次遇到复杂的技术问题，他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分析和调试，避免任何技术疏漏。
一年后，斯诺登的临时居留许可即将到期，考虑到他的情况，俄罗斯政府在许可到期前为他办理了延期。新的许可让斯诺登得以继续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
2017年，斯诺登的居留许可再次获得延长，这次是三年。2020年10月，俄罗斯政府决定授予斯诺登永久居留权，斯诺登的生活开始更加稳定，他不再需要频繁更新居留许可，未来的生活也不再受制于繁琐的许可程序。
2022年，斯诺登的生活再一次发生转变。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正式授予包括斯诺登在内的多名外国人俄罗斯公民身份。斯诺登开始可以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也能够更自由地参与一些日常活动。过去那个充满争议的斯诺登，逐渐融入到普通俄罗斯市民的生活中，不再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参考资料：[1]李明海,杨涵,李昊洋.关于“斯诺登事件”对国际关系影响的思考[J].中国信息安全,2023(6):7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