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 4月 7日，在上海南汇县（现南汇区）固浦镇渔潭乡一户家道殷实的傅姓人家里，一个男孩出生了。因其哭声震天，长辈为他取名为雷，又根据《孟子》“一怒而天下安”之句，以怒安为其字。大发雷霆谓之怒，名与字相得益彰。
1912年，傳雷四岁，父亲傅鹏飞受人诬害，蒙冤入狱。母亲李欲振忙于营救丈夫，无暇照料家庭，年幼的三个弟妹相继夭折。后经傅雷母亲多方奔走，父亲三个月后终得出狱，但不久就在郁闷中病故，年仅24 岁。
一年之中，丈夫和三个孩子相继去世，使当时也只有24岁的母亲终日愁容满面。母亲性情刚烈，常以报仇为念。她决心要好好培养傅雷，终身不再嫁，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傳雷身上。
傅家虽有四百多亩土地，但无力耕种，也不会管理，母亲只好请账房陆先生照料，雇人种地。傳雷七岁时，她便为儿子请来私塾先生。尽管不识字，可每到晚间，她叫傳雷背书，何处背错、何处背漏，她居然都听得出来。
一次，傳雷在外玩耍时间过长，母亲差点把他扔河里；他成绩不佳，母亲曾滴热蜡烛烫他肚皮 傳雷从小受到母亲严厉的管教，渐渐养成了严谨的作风，做事认真，从不草率姑且，同时也养成了他孤傲、叛逆、暴躁的性格。
乡村落后闭塞，不仅在生活上有诸多不便，更不利于孩子的学业。傳雷11岁时，母亲便带他搬到南汇县周浦镇东大街，送他进入周浦镇小学学习。他们租住的房子传说经常闹鬼，别人都不敢住，母亲并不惧怕，带着傳雷住了下来。
第二年，母亲又把儿子送到繁华的大上海。傳雷考入了南洋中学附小四年级。离开管教严厉的母亲，周围又有一群活泼好动的伙伴，傳雷又故态复萌，在南洋中学附小只待了一年多，就因“顽劣”被校方开除了。
1921年，傳雷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即徐汇中学）念初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由意大利神甫担任，教授法语。学校的制度很严格，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每一个活动环节都在监学督促之下进行。
吃饭时间结束，监学小铃一摇，没有吃完也得赶紧去排队上操场。晚上自修到9点钟，熄灯睡觉。上床后，先把帐子挂好，然后把木棍压在帐子外边。早上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把木棍放在地上。监学一看棍子在地，就知道你已经醒了
该校学生都得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每次都要由家长填写卡片后亲自来领，才能离校。上午8点走，下午5点必须返校。住读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傳雷非常不适应。
他在班上显得很“特别”，他只和谈得来的同学交往，虽然诚恳、豪爽，但若遇一言不合，也经常争吵不休，甚至动手动脚。哪怕是老师，只要与他意见不同，也要与之争论，不得到对方的认同，他就不肯罢休。
他不喜欢数学。有一次考数学，他计算到一半，就将钢笔尖用力往课桌上一戳，把没有做完的考卷交了上去。教会学校里都得念《圣经》，傳雷对此很反感。他用激烈的言辞公开反对宗教信仰。因此，初中未毕业，他又被学校开除了。
傳雷离开徐汇公学后，于1924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这里学的是英文。很偶然，在学校的壁报上，他看到一位名叫雷垣的同学写的作文谈到自己的身世，竟与他格外相似。他打听到雷垣的宿舍，上门求访。两人一见如故。
傳雷学的是文科，雷垣是理科的学生。文理科学生的宿舍本来是夯开的，傳雷为了能与雷垣有更多交心的机会，便从文科搬到了理科，与雷垣住在一起。相同的身世，使他们结为知己。
不过才几天，雷垣便领略了傳雷的脾气。一遇见解不同，傳雷就会激动起来，脸红脖子粗。翌日醒来，傳雷的怒气早已烟消云散，就会向雷垣连连道歉。雷垣很喜欢他直如竹简、纯如水晶、急如燃眉、热情似炽的脾气。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傳雷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同学和友人遭到巡捕毒打的情景。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讲呐喊，控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第二年春，在北伐胜利消息的鼓舞下，他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附中的校董吴稚晖为了压制风潮，串通租界巡捕房，下令逮捕学生。在运动中特别积极的傳雷被传为是共产党，受到校方的威胁恐吓。
傳雷母亲闻讯后，为了儿子的安全，当即赶来，强令傳雷随自己返乡躲避。此后，傳雷再没有回大同附中继续上学。他在老家写了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1927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傳雷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寡母爱子心切，所做一切理所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傅母眼光远大、心胸开阔。她变卖家产，准备送独子自费留学法国。出国前，在大人的操办下，傅雷与小他五岁的远房表妹朱梅福订了婚。
朱梅福出身书香门第，端庄秀丽，性情随和，才华出众。她先在上海教会学校裨文女校念初中，后升入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她懂英文，会弹钢琴。所以这桩看似包办的婚姻，实则青梅竹马，彼此早已情投意合，只是心照不宣。
1927年12月31日，母亲和朱梅福等都来黄浦江码头送别傳雷。傳雷答应朱梅福，说一定会经常给她写信，并请她多照顾自己的母亲，替自己尽孝。
尽管傳雷在徐汇公学念过三年法文，但毕竟粗浅。他带着《法语初级读本》上船，准备临时抱佛脚。船过西贡，上来一位法语非常好的越南青年。傳雷便拜他为师，每日授法语一小时。一个多月后，当船抵法国马赛时，傳雷已经会用法语进行一般会话了。
到了巴黎，傳雷一边请私人教师补习法文，一边随时随地向热情的房东老太太学习会话。于是私人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半年以后，聪明过人的傳雷很快就过了语言关。
接着，傳雷入巴黎大学学习文科，同时又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当他开始深入钻研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时，很快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同时，他在生活上也逐渐融入了法国社会，言谈举止表现出了艺术家的气质。
当傳雷读到罗曼·罗兰的著作《贝多芬》时，顿时犹如感受到了神的光照，心灵的创伤受到了抚慰，全身充满了生命的激情，他感动得嚎啕大哭，发誓要将《贝多芬》译成中文，把自己所受的恩泽转赠给中国的读者。
聪颖勤奋的傳雷引起了一个叫玛德琳的法国女孩的关注。她金发碧眼，身材苗条，热情似火。她不仅会弹会唱，而且懂得绘画，更喜欢探讨艺术。当她与傅雷在一起时，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不断的探讨与争论，让两人的心灵碰撞出了火花。
虽然傳雷爱朱梅福的心没有变，依然每月一封信寄往远方的未婚妻，但终究敌不过眼前玛德琳猛烈的爱情攻势，他的心理天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也玛德琳共浴爱河，形影不离。为此，傅雷写了封很长的信给母亲，表示要退婚。信写好后，却没有勇气寄出。
那时刘海粟正在欧洲游学、考察，傳雷多次为他担任口译。刘海粟年长傳雷12岁，因艺术理念接近，两人结为挚友。傳雷请刘海粟代为寄信。但是几个月后，傳雷发现玛德琳同时交往几个男朋友。他无法接受女友的随性、开放，两人黯然分手。
失恋加上对故乡亲人的歉疚，双重痛苦煎熬着傳雷的心灵，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刘海粟去看他时，告诉他，那封信他并没有寄出。傳雷先是大喜，继之痛哭失声： “我毕竟是写了这封信的！我对不住她们！ ”
之后他全心投入学习，并尝试翻译工作。1929年，他在游历瑞士时，在莱芒湖畔翻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这篇文章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译作。1929年9月，返回巴黎后，他开始翻译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
傳雷身在欧洲，心系祖国。1931年春，他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访问意大利时，在罗马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是年秋天，傳雷结束了四年留法学业，与刘海粟同船回到上海，借住在刘家。刘海粟当时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应刘海粟邀请，傳雷担任美专办公室主任，兼授美术史和法文，同时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
傳雷待人十分真诚，但性格刚烈，耿直暴躁。当时刘海粟还聘请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的俞剑华先生来校兼课。刘海粟考虑到学生们不太了解俞剑华，就让人在学校长廊里挂上俞剑华的绘画作品。
傳雷看到后立刻对工友下令： “这些画没有创造性、才气少，收掉！ ”工友立刻将画全部拿了下来。这时，俞剑华正好过来，看到了全部情景。刘海粟感到很尴尬，就把俞剑华介绍给傅雷。俞剑华也主动向傅雷打招呼。
可是傳雷冷淡地点了点头，掉头就走开了。刘海粟很难堪，追进傅雷办公室，问他： “你怎么这样傲慢？ ”傳雷不屑地说： “此公没有本领。”好在俞剑华敬佩傳雷的才华，后来两人还成了好朋友。
1932年，傳雷和朱梅福在上海一家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新式婚礼。他为爱妻改名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他眼中，妻子就是一枝圣洁馥郁的梅花。
婚后，有了妻子温柔体贴、无微不至的关怀，傳雷的翻译工作进展很快。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等人的散文诗四首陆续发表于1932年 10 月至 1933 年 1 月的《艺术句刊》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翻译完成了心目中最神圣的《贝多芬传》。
他满怀希望地将译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却遭到无情的退稿，只因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傳雷虽然十分失望，但怀着对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无比尊崇，继续翻译另外两部名人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
1932年，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画坛，经受着中西相融、新旧交替的阵痛。留法画家庞薰琹和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的倪贻德、张弦等，为改变现状而结成“决澜社”，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积极参与，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
那一年，他为庞薰琹筹办个人画展，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国外文学动态和评论中国音乐与戏剧，又翻译文章，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这时《国际译报》编者也要他将《贝多芬传》节录精要发表，他很受鼓舞。完成了《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翻译译著前。后，他致函作者罗曼·罗兰，描述自己当初读到《贝多芬传》时的振奋情形，并希望罗曼·罗兰能够回函，作为序言刊登在
1932年7月，在上海最炎热的日子，傳雷收到了罗曼。罗兰的回信，他十分欣喜。他匆匆赶写一信，托请一位正要去欧洲的朋友到欧洲后寄给大师。在信中，他感谢大师复函，并告诉大师“名人三传”即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年，朱梅馥产下一男孩，但孩子刚出生便矢折了。傳雷的翻译工作也不那么顺利。1933年，他翻译的《夏洛外传》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他翻译的法国《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也未能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1933 年9月，操劳一世的母亲因风湿病，年仅 45 岁就去世了，这令傳雷夫妇不胜悲痛。傳雷为了扶柩回乡安葬母亲，辞去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职。
傳雷是个对己对人都很严苛却又极重朋友情谊的人。傳雷与同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的张弦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在他离职不久后，张弦因病逝世。这位中国艺术教育先驱的英年早逝令傳雷扼腕痛惜。
他欲为张弦在报上登一讣告，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还想为他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所得的款项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但因种种原因，傳雷的这些打算都未能如愿，这使傳雷十分遗憾，情绪也一度跌入低谷。
好在半年之后， 1934年3月10日，又一个男孩降生于上海花园新村傳雷家，犹如一轮初升的朝阳重又照亮了傳雷的心灵，也让他家再度充满了笑声。傳雷为这个孩子取名“傅聪”。为了把傅聪培养成才，他倾注了很多心血。
1934年秋，傳雷与朋友合办《时事汇报》周刊， 自任总编辑。这是他首次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他全心投入，常常半夜还在印刷所看拼版。但因没有办刊经验，周刊只办了三个月，就因经济亏损而停刊了。
1935年3月，他编译了《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但四个月后，因看不惯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而辞职，他决定将翻译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这年，傳雷在刘海粟家认识了年长自己45岁的画家黄宾虹。黄宾虹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和卓越的艺术才华令傳雷钦慕不已。而傳雷也因对中西画独到的见解被黄宾虹认为识画懂画的知己。为了黄宾虹，傳雷甘愿放下手头工作，为他当策展人、经纪人。
1937年4月15日，傳雷次子傅敏降生。他们有了一个温馨的四口之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与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傳雷成了公众人物，被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他对翻译工作认真到苛求，哪怕是已经刊印过的大部头的译作，觉得不满意就会重新译过。1952年起，他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53年，他将《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付梓出版。
傅聪8岁时，傳雷发现他有音乐天赋，对他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让他学习钢琴。1953年春节，傅聪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弹琴。傅雷觉得傅聪弹得不好，等别的孩子走后，把傅聪训了一顿。傅聪不服气，跑到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家待了一个多月。
傅聪最终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55 年，他在波兰华沙举行的“ 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并获得演奏“玛祖卡舞曲”的最优奖。傅敏看到哥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想学音乐。傳雷对他说： “我再也没有钱在我们家培养第二个音乐家了。”
傳雷竭力想跟上时代的变化。当他看到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又看了许多反映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深受感动和感染。1955 年，他每月都有新的译作，并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
1956年4月下旬，他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写了《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会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1956 年，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回国探亲，大家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自从傅聪离家留学后，傳雷一直以书信勉励他，所以傅聪跟父亲更是整晚整晚地促膝长谈，谈音乐、谈哲学。傳雷要求儿子第一是学做人，其次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不料， 1957年，傳雷遇到了命运的大起大落。这年元旦，他在《文汇报》上发表《闲话新年》，语调乐观；还在《文汇报》上发表有关知识分子、整风、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同年3月4日，他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
会后，他盛赞毛泽东的讲话，并为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手抄《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月1日， 《人民日报》撰文鼓励“大鸣大放”。一周后，傳雷积极响应，发表了文章《大家砌的墙大家拆》，对少数知识分子提出尖锐的批评。5月初，他出任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然而到了夏天，政治风云突变。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刊载文章，批判傳雷。上海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傳雷的大会。傳雷做了三次检讨…………
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想保护他过关，劝傳雷承认自己说错了一些话，只要检讨时高调点，就能过关。可傳雷不买账，认为自己的话被歪曲理解了。
自己一向紧跟党、紧跟形势，结果还是成了“右派分子”，傳雷实在想不通。一天晚上，他迟迟不回家，夫人知晓他宁折不弯的脾气，十分担心他的安危。等到半夜，他终于回来了，夫人才松了一口气。傳雷说： “我有两个孩子，为了孩子，我不能不回来。”
两个多月后，傅聪得知父亲被打成“右派”。因为受父亲的牵连，他自己也接到被召回国内的通知。傅聪视钢琴为生命，他怕回国之后无法继续演奏生涯，于是离开波兰，出走英国。傳雷得知这一消息，深受打击，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不喝
傅聪出走对傅雷的打击，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他将此事告知陈毅市长，陈毅又汇报给周总理。总理鼓励傳雷给傅聪写信，让他们父子之间保持联系。通过一封封书信，傳雷一再教导儿子，人在国外，仍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不会想到，家书竟延续二十余年。
1958年，傳雷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束之高阁。他花费近一年时间，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也不能出版。傅雷以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稿费是唯一的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于他来说生存都成了问题。出版社建议傳雷用笔名出书，但他宁可不出书，也坚决不改名。
最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他们一面仍请傳雷继续译书，并按规定，以预支稿酬的方式，让他维持生计；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日后“摘帽”再出版。
因为译著不能出版，为了让傅聪能够尽早读到他最新翻译的《艺术哲学》，傳雷竟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艺术哲学》的前几章，共计四万多字，端端正正地抄好，寄给傅聪，给万里之外的儿子送去了父爱的温暖和鞭策。
傳雷的挚友、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为了给傳雷排忧解愁，知道他喜欢书法，便给他送来字帖。虽然他深知傳雷向来事事认真，但也没有料到他竟然练字入迷，后来他的手稿都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
傳雷知道傅聪有了女朋友，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非常高兴，用英文给弥拉写信送去祝福。婚后三年，弥拉怀孕了，傳雷夫妇在逛城隍庙的时候，看到凌霄花开得非常茂盛，便给未出世的孩子取了名字——生男孩叫凌霄，生女孩叫凌云。
1961年9月30日，报上刊登了摘去傳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傳雷一大批积压的译稿陆续出版。由于他在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方面的卓越成就，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
1964年8月，傳雷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1965年11月，傳雷眼疾稍好，就第4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傳雷的最后一部译稿，但后来稿件不知去向。
“政治运动”的弦刚刚松弛了一下，又绷紧了。傳雷决心以死来抗争和控诉。与傳雷相濡以沫34年的朱梅馥完全懂得丈夫的心。他们平静地安排好了一切，还共同完成了遗书。凌晨，傳雷和夫人满怀悲愤，上吊自尽，
他们的遗书清醒、冷静、安详、周到：损失的首饰安排了赔偿，保姆过渡时期的生活费都留下了，甚至连自己的火葬费都落实好…………为了怕白尽时踢翻的凳子惊扰楼下的邻居，还在凳子下垫了厚厚的棉花胎。
一位叫江小燕的姑娘，与傅家素昧平生，因为非常喜爱傳雷的译著，又听过傅聪的诗一般的琴声，对傅家厄运充满同情。她以傳雷“干女儿”的名义领取了骨灰，傳雷夫妇骨灰这才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义
1979年4月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和上海作协隆重举行“傳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同志在悼词中郑重宣布： 1958年把傳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傳雷夫妇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离国25年后，傅聪终于回国了。傳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干部骨灰室”内，妻子朱梅馥则葬在了家乡青浦公墓，为了纪念傳雷，2008年2月，上海市南汇区（现已划入浦东新区）周浦八一中学更名为上海市傅雷中学。
2013年10月，傳雷夫妇离世47年之后，上海南汇福寿园海港陵园内，在傅聪弹奏的莫扎特与肖邦的钢琴曲中，傳雷与朱梅馥的骨灰最终合葬于此，实现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叶落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