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分包到户，这一从集体经营模式向家庭经营模式的转变，对于农民而言，其过程简洁明了，操作起来毫不费力，仿佛是田间地头的一次轻松转身。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却是一场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正所谓“此事关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
回溯至三十年前，围绕是否应将土地由集体耕种改为分户耕种，从地方到中央，从普通民众到高级官员，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论，甚至不乏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标签被频繁使用，从基层到高层，从文人学者到领导干部，既有理念上的根本对立，也有权力上的激烈冲突。
家庭承包经营，作为一项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其诞生的过程却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痕迹。在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中，万里同志无疑是最为核心的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他以其坚定的决心和非凡的智慧，为推进农村改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民间更是流传着“要吃米，找万里”的谚语，足见万里同志在农民心中的崇高地位。如今，这场改革的发起已成为三十年前的往事，但重温这段历程，特别是深入剖析万里同志在此期间的言论和行动，对于总结农村改革的宝贵经验，透视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以及探讨未来改革的策略思路，无疑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末，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共产风”、浮夸风，给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面对这一困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及省委一班人开始了深入的思索和研究。宿县农民刘庆兰父子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们的思路。这对父子开荒自给，每年还能向生产队交出大量粮食，这深深触动了曾希圣。
针对人民公社管理上的集中统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弊端，在广泛调查研究、深刻总结农业合作化和苏联东欧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安徽省委先试行了“包产到组”，进而推行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即“责任田”。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更是大胆地实行了“包产到户”。
1961年3月，安徽全省在春耕大忙之前，开始全面推广“责任田”。这一举措立刻得到了农民的热烈响应，至10月，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高达84.4%。当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了180多亿斤，比1960年增产了50多亿斤。除去种子和征购粮，农民人均可分得的口粮达到了600多斤，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人的情况基本得到了消除。1962年，全省粮油及副业继续大幅增产，农民由衷地把“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
尽管“责任田”未能持续下去，但它却在安徽的干部和农民心中播下了改革的种子，为后来安徽的农村改革埋下了伏笔。
1977年6月，万里同志被派往灾难深重的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走上了与“凡是派”作斗争的第一线。当时，广大农民深受“人民公社”条条框框的束缚，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万里同志带领省委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支持群众摆脱贫困的种种创举。仅仅半年时间，安徽的形势就开始出现好转。
万里同志不负中央的信任与重托，始终从全省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他轻车简从，深入老区、灾区，巡行皖南三千里后，决心以农村工作为突破口，集中力量推进农村改革。他多次深入农村调查，亲自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逐步把握了农村工作的主动脉。万里同志认为，要搞好农村工作，必须首先制定正确适宜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万里说：学大寨快十年了，肚子还是填不饱，怎么也得试试包产到户了！
在深入农村进行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反复酝酿讨论的基础上，1977年11月中旬，省委制定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份文件经过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修改后，于11月下旬下发至全省各地农村执行。
这份文件突破了许多禁区，提出了几条大胆且切合群众利益的新规定。它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更是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
原来，在1977年7月底，万里同志就看到了滁县地委的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他对滁县地委的求实精神大为赞赏，认为这份报告十分有价值，当即就批转给全省各地、市委。他在批示中指出：“滁县地区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与此同时，万里同志为全省各级领导指明了今后工作的具体方向：在抓紧搞好清查和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要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他要求各地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当前农村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所在提出具体解决的意见和办法。
随即，万里同志与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深入到农村进行认真的调查。三个月后，这份引人注目的农村经济政策文件——省委《六条》终于出台了。
这份文件在安徽具有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勇敢地闯了许多禁区：它强调要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对于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这些规定无疑为安徽的农村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1978年1月16日，一份承载着希望与变革的《安徽大步赶上来》长篇报道，赫然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为安徽省的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支持与鼓舞。
正当此时，邓公在出访巴基斯坦的途中，特意绕道四川，将安徽的成功经验无私地分享给了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受此启发，四川省委迅速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了“十二条”改革措施，极大地加速了四川农村的改革进程。与此同时，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广东（第一书记任仲夷）、贵州（第一书记池必卿）等省区，也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农村改革的最前沿，共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壮丽序幕。
然而，1978年对于安徽来说，也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自年初起，一场特大旱灾肆虐全省，直至9月，大旱已持续六个月有余，省内大部分地区河流干涸，池塘水库见底，人畜饮水成了头等难题。在一些极度缺水的地区，甚至需要依靠省军区、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组织车辆，运送救命之水以维持生计。这场旱灾，其持续时间之长，受灾面积之广，灾情程度之重，均为安徽百年来所未见。
在这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旱情依旧肆虐，形势危急。9月1日，万里同志紧急召集省委常委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便是如何度过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与会者深感，若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大片土地将面临抛荒，来年的农作物收成将无从谈起。
会上，万里同志动情地指出：“我们必须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是一斤，多收一两是一两。没有收成，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农民生活贫困，手中无钱，即便是国家供应的返销粮，他们也无力购买，这怎么行呢！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片土地荒芜，那样明年的生活将更加艰难。与其让土地荒废，不如将其部分借给农民……”
于是，会议做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借给每位农民三分地用于种植蔬菜和粮食，恢复自留地，对播种小麦的旱地免征购，鼓励利用荒岗湖滩种植油料作物，谁种谁收……这一个“借”字，不仅体现了以万里同志为核心的安徽省委的智慧、灵活与创造力，更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稳定了全省局势，奇迹般地引发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风暴。
“大包干”，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成为了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安徽正遭受着罕见的旱灾侵袭。在这样的背景下，凤阳、肥西、来安等县的部分农民，在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的过程中，自发地探索出了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
其中，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更是在一份土地承包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他们冒着可能坐牢的风险，勇敢地决定实行“大包干”——分田到户。农民们收获粮食后，按照“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原则进行分配。63岁的关友江，便是当年带头“大包干”的18位村民之一。他感慨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决定，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决定竟让小岗村成为了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
随着“大包干”的浪潮席卷全国，到1986年底，全国99.8%的农户都实现了分田到户。小岗村这小小的一步，却催生了中国农村改革历史性的跨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与此同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迅速向林、牧、副、渔等各业拓展，农村各行各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竞相赶超的喜人景象。
从1978年到1984年的短短七年间，安徽的粮食总产量从296.5亿斤增长到440.5亿斤，增幅高达48.6%；棉花总产量从229.88万担增长到467.87万担，增长了103.5%；油料总产量从6.5亿斤增长到19.4亿斤，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98.5%。此外，麻、蔬菜、茶、蚕、果、肉、蛋、水产品等产量也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长期困扰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大包干”不仅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开端，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上下一心共谋发展，就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大包干”的发源地，其变革之路同样充满了曲折。1979年，“大包干”实施的第一年，小岗村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小岗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3万斤，这一数字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量也达到了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更是从1978年的22元飙升至400元，增长了近18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岗村的发展步伐却逐渐放缓。1979年至1992年间，人均收入仅净增100元，达到500元；而到了200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仍不足2000元，远低于同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4.2元的水平。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温州市相比，2000年温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3951元。当全国许多地区大步迈向小康生活时，小岗村却在不知不觉中落在了后面。
在小岗村的群众座谈会上，几位妇女反映，2000年的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由于收入有限，农闲时她们还不得不外出打零工以补贴家用。仅靠种地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的基本温饱。为何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在农村经济发展上仅领先了一步之后便陷入了滞后？
究其原因，当年“大包干”后，小岗村农民虽然焕发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但仅凭生产经营制度的创新所释放的效能是有限的。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还需要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由于小岗村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门技术培训的人才匮乏，村民们在传统农业上的创新能力有限，导致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年轻人大多不愿留在农村，每年外出打工的人数近90人。这一现象，无疑为小岗村乃至整个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思考。
小岗村的富裕之路究竟藏匿于何方？提及这个话题，村民们与村干部几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发展集体经济，乃是当务之急，必由之路。
在深入走访中，村民们纷纷倾诉，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仅仅能够满足温饱，手头虽有些许零花钱，但距离小康乃至富裕的生活状态，还相去甚远。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村里能够招商引资，兴办企业或工厂，需要占用土地等资源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尝试在过去从未有组织地进行过。一位身着鲜艳红袄、从四川远道而来嫁入小岗村的中年妇女唐会英，质朴而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们没有村级集体经济，心里头想有，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有。谁不想过上好日子呢！”
村干部们也坦诚相告，当年“大包干”时期，村里的东西被分得干干净净，村集体几乎没有任何积累。时至今日，村里依然没有集体经济，缺乏工业企业支撑。农民们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每家每户的种地收入，想要富起来，无疑是天方夜谭。
他们提到，上级对小岗村并非不重视、不支持，比如市里制定的“三步走”发展计划，为村民统一规划兴建的新村住宅区，投资300万元兴建的新“大包干”纪念馆，以及发展葡萄种植业、养猪业等举措，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事，也非常适合小岗村的实际情况。然而，由于村班子思想难以统一，这些好政策、好项目往往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说到这里，一位村干部不禁低下头，连连叹息，痛心疾首地说道：“没办法！小岗村这么多年了，早就应该发展起来，可现在的落后现状与它的名气实在太不相符，我们自己都觉得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