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19日，林语堂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邀请，前去赴宴。可是饭未吃完，噩耗就传来了——清洁工去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吊在了屏风梁上，抱下来的时候，已经没了气息。
桌上的一杯茶水，还是温的。
林如斯最后留给父母的，只有一封遗书：“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
无人不惊愕于林如斯以此种冷酷的方式与世决绝。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林语堂的长女，上苍给了她惊世的才华，温暖有爱的家。可是精神的富足似乎没有予以她抵御世俗风雨的足够力量，以至一段错误的感情就足以使她深陷泥淖，窒息而亡。
1923年春天，林语堂还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妻子廖翠凤已经临盆在即。家国情怀很深的他不愿孩子生下来就成为德国人，于是决定带着妻子提前回国。
同年5月6日， 他们的长女在厦门出生。林语堂为这个孩子取名如斯，愿她美丽如斯，聪慧如斯。
长女出生后不久，林语堂就携妻女赴北大任教。在之后的七年里，次女太乙和小女相如接连出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欢笑不断。
在风气初开的民国，普遍重男轻女。林语堂对此丝毫不以为意，面对家里活泼可爱的“三朵金花”，他乐呵呵地对妻子说：“女儿和儿子一样好。”
大抵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个个聪颖过人，尤其是长女林如斯，一直以来，林语堂都对她寄予厚望。
由于长得非常像父亲，生活中的林如斯，活脱脱就是林语堂的翻版。更可贵的是，她从小就继承了父亲惊人的才气和悟性。
七岁的时候，当林如斯看到父亲伏案写作，她总是饶有兴致地凑上前道：“我也有话要说。”
林语堂从此常常鼓励女儿学习写作，而在这种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林如斯也出手不凡，小小年纪就成为《西风》杂志的作者。
1936年8月，随着《吾国与吾民》在国外引发轰动，林语堂决定携家赴美写作。临行前，他语重心长地教导女儿们：
“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在这种爱国情操和文化自信的教养下，林如斯很快成长为一个全面发展的才女。在国外学习西方文化，开阔国际视野的同时，她在父亲的引导下，同样胸怀东方文明里的山川丘壑与诗词歌赋。
16岁那年，林如斯的天才已经初露锋芒。
她和妹妹林太乙合作的日记选《吾家》出版后，广受好评。同年，林如斯为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写下《赛珍珠传》。这篇文章已经文情并茂，后被编入赛珍珠的作品集。
也是在这一年，林如斯为父亲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撰评，短短两千字，她从小说的诞生写到哲学的意义，社会的贡献，侃侃而谈却引人入胜，足见其不俗的才情。
1940年，随着国内抗战的形势越发严峻，心忧祖国河山的林语堂决定回国参战。林如斯受到父亲的影响，同样热血沸腾。
17岁的她在《决定回国》一文中写道：“三年来，同胞们在受痛苦，在打仗，我们在国外却奢侈地享受，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不管如何我都要回国……我时常想念重庆，苦苦描绘它的轮廓而不可得……我骄傲地扬着头告别亲友，站着像是一群强壮勇敢的兵士，到重庆去呀！”
于是不久后，林语堂一家就在烽火岁月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在重庆的那段时岁空袭不断、心惊胆战，林如斯还是为能与全国同胞并肩作战而倍感自豪。
可是不久后，林语堂很快看透，作为一个文人，与其成天在国内跑警报、躲空袭，一事无成，倒不如去国外写文章做宣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
然而，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林如斯却十分抗拒，她从内心深处渴望留下来要和同胞一起“穿草鞋，吃糙米，共赴国难。”
再度随父亲赴美后，她仍然难以忘怀在国内经历的战争种种，于是她写下了生命中的第二本著作《重庆破晓》。
彼时的林如斯只有18岁，但是她的文章却文辞瑰丽，比喻新颖，有着不凡的力量与气度。在书中，她这样描写自己居住过的北碚：
“经过每次轰炸后，北碚愈显得英俊了，废墟仅只增加她的气概。这就像某一种典型的妇人，素装还比盛装来得美。北碚不仅是美丽的，还是勇敢的、强健的和不可战胜的！”
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1943年，林如斯刚从学校毕业，便迫不及待踏上了归国路。回国后，她先是跑到昆明的战地医院做护士，后来又去红十字总会担任了秘书，斗志昂扬。
也是在紧张的抗战工作中，林如斯因缘际会结识了青年医生汪凯熙。爱国情怀成为红线，两人在工作中互生好感。
汪凯熙是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人才，也是追求上进的青年才俊，林语堂夫妇对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很是满意。双方家长也约定，待到抗战胜利，就让两个孩子完婚。
谁知就在众人满怀期待之际，林如斯却在订婚的前一天，与人私奔了。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林语堂夫妇更是难以置信，一向文静乖巧的女儿会行如此叛逆之事。
他们后来才知道，女儿的私奔对象名叫狄克，是林如斯一个美国同学的哥哥，是个中学都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的小混混。
狄克学业无成，口才却很好；品行不端，个性却很幽默，为了追求林如斯，他一路跑到中国。就在林如斯与汪凯熙即将举行典礼之前，他给了如斯想要的“爱情”。
在狄克势如破竹的爱情攻势下，涉世未深的林如斯很快深陷其中，飞蛾扑火般投入了他的怀抱。
林语堂夫妇直觉这个年轻人不可靠，为女儿的选择痛心疾首、颜面尽失，却又无可奈何。
果不其然，林如斯不顾父母反对嫁给狄克后，一直过着穷困落魄、居无定所的生活。狄克本人不仅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且酗酒家暴。
林如斯整整用了十年时间，终于明白自己所托非人。
1955年，林如斯与狄克离婚的时候，已经32岁。在人生过去最美好的十年里，她因为这段错误的感情才华具废、健康受损。
身心俱疲的她在长久的懊悔与内疚中，很快患上了抑郁症。所幸父母对她的爱和呵护始终如初。
为了抚平女儿心头的创伤，让她振作起来，林语堂曾带着全家人去欧洲游历，他开导如斯：
“你还年轻，离婚不是天大的悲剧，让这一页翻过去吧！”
可是经年的伤痛哪里是一朝一夕的疏导可以抚平的。自从离婚以后，林如斯的精神状况一直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她仿佛已经变回了过去那个聪慧美丽的女子，在出版公司工作，编译《唐诗选译》，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海外。坏的时候，她连家里人都不认识，屡次进出精神病院。
林语堂担心女儿，只好时刻把她带在身边。在纽约期间，他特意让女儿家搬到自己的隔壁，甚至把房间的墙壁打通，以便随时照看如斯的状况。
1966年，林语堂叶落归根，也带着林如斯返回台湾定居。并把她安排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院长蒋复璁的英文秘书。
一直以来，林语堂都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笑迎人生。”他苦心安排这一切，乐观地认为自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普通人却在痛苦面前退却。可是命定的不幸，到底还是来了。
1971年1月19日，林语堂去参加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安排的宴会。独自留在房间里的林如斯趁人不备，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林语堂夫妇几近崩溃。当二女儿与小女儿从香港赶来时，他们扑进两个女儿的怀里，嚎啕大哭。
惨绝人寰之悲剧，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林如斯之死，让林语堂夫妇仿佛是一夜之间上了年纪。
原本健步如飞的林语堂，从此急速衰老，记忆力也大大减退；妻子廖翠凤则从此一蹶不振，精神涣散，她常常一个人说着家乡话自言自语：“我活着干什么？我活着干什么？”
当女儿再问晚年的父亲：“人生有何意思？”林语堂在说了“活着要快乐”后便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
在晚年的极大悲恸之中，林语堂也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1976年3月，81岁的林语堂溘然长逝。
林语堂一生提倡“闲适、幽默、性灵”，倡导自由和天性，他想让孩子们“像坂仔的野草一样，不经任何修剪地成长”。他的这种教育理念后来也内化为林如斯性格中“自由至上”“爱情至上”的因子，进而有了后来不顾一切追求完美爱情的悲剧。
林语堂在长女过世后的痛苦与早逝，或许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自责与懊悔。他给了孩子飞翔的翅膀，却没有教会孩子降落能力。这降落的能力便是强大的内心以及对现实的认知与判断。
当面对爱而不得、遇人不淑这些感情的普世矛盾时，如何放下执着，避免自我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否认，这值得每个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