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似乎与西湖有不解之缘，这其中有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与政绩，并曾在鉴赏风月，流连光景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文学遗产。

苏轼不仅与西湖有缘，也在徐州做过官。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一位勤政爱民的政治家来到徐州任上，一颗灿烂的诗星光耀徐州大地，他就是苏轼。

苏轼任徐州太守虽然仅有一年又十一个月的时间，却建立了足可称道的政绩；在徐州任期写下的一百七十余首动人诗篇，至今为人们传诵。

苏轼在徐州的贡献，首推治水和抗旱。他赴任不久，徐州遭遇一场特大洪患。这年7月17日黄河在澶渊决口，淹了四十五县，坏田三十万顷。8月21日，洪水涌到徐州城下。在此危急时刻，苏轼当机立断，不避艰险，当众表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他召集僧人、耆老、吏卒共议抗洪措施，亲诣武卫营，率领官兵，“持畚锸以出”，迅速筑起道护城长堤，严令官吏各负其责，“分堵以守，卒其全城”。而他自己“结庐城上”，日夜守卫；并且根据险情分派能者“浮舟檝载糗饵”，抢救落水难民，脱险者不计其数。直到十月，洪水渐退，苏轼又进一步围城创建木岸，防止洪水再次泛滥侵袭，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朝廷曾降诏奖渝苏轼的治水功绩。

作为诗人，苏轼强调有为而作，文学作品应“有意于济世之用”。所以，他在徐州的诗作，可以说，是他的生活实践和心灵历程的记录。徐州抗洪，在苏轼一生中是极不平凡而引为自豪的一段生活经历。《河复》、《答吕梁仲屯田》、《九日黄楼作》等名篇，就是记载和追忆这次抗洪的作品。《河复》把“彭城大水”与“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的灾情巧作对比，回顾了汉武帝亲临封祥和“初遣越巫沉白马”的故事，而且用“东风吹冻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园竹。楚人种麦满河淤，仰看浮槎栖古木”作比，暗喻了“神功”胜于“封禅”，“人力”胜过“神功”的妙旨。这是苏轼有感于徐州军民一致抗洪的伟大力量，“以诗托讽”的范例。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苏轼在徐州二度重阳，他在新落成的黄楼，邀集知名之士三十余人，把盏对花，抚今思昔，回首去岁重阳大水，即兴写了《九日黄楼柞》：

去岁重阳不可说，

南城夜半个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

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问，

日暮归来洗靴袜。

岂知还复有今早，

把盏对花容一呷。

洪水被征服，徐州又遭严重干旱。苏轼在《徐州祈雨青词》中写道：“天未悔祸，岁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然。”(《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四)面对“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苏东坡全集》卷九，《起伏龙行》)的灾情，苏轼采取了蓄水抗旱防洪的治本措施，“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组织数千人改筑外小城。他在《再次韵答田国博部夫还二首》中记载了这段史实：

西郊黄土没车轮，

满面风埃笑路人。

已放役夫三万指，

从教积雨洗残春。

徐州煤田的发现与开采，是苏轼在徐州的又一建树。宋代开矿事业已广泛发展，然徐州旧无石炭，开矿业尚未出现繁盛局面。苏轼来徐后，十分重视这项事业，派人找到了石炭，既可方便人民生活，又可供冶铁之用。他所作《石炭》诗小引有简要的记述：“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这一发现给徐州带来福音。苏轼多次作诗，为之讴歌。《石炭》诗首先反映了“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的民生疾苦，接着写出发现山中“遗宝”的惊喜心情，石炭燃烧起来，“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他还情不自禁地高歌：“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开发楚山铁炭，在政治经济方面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可是，出乎意外，“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徐州)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苏东坡续集》卷十一，《上皇帝书》)。苏轼倾听徐州冶户的意见，上书直谏，支持徐州矿冶事业的发展。苏轼奏议充满忱国忧民的热忱，终于说服了朝廷，河北转运司奏乞批发的禁令很快作罢，徐州采矿冶铁事业得以发展。

苏轼在徐州任上，重视生产，关心人民的生活。“民以食为天”，苏轼一贯重视农业，关心禾稼，他常常到村头农舍，“接果移花看补篱，腰镰手斧不妨持”(《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他在徐州的诗作中，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占一定比重。他塑造了农夫、蚕妇、桑姑等劳动者的鲜明形象，描绘了一幅幅农村耕织图和风物画。这在当时文人作品中是开创风气的。

苏拭在徐州“乐其土风”，酷爱大自然。云龙山、黄茅冈、百步洪、燕子楼、快哉亭、台头寺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吟之作。据统计，他在徐州曾与秦观，李邦直、郑仅、参寥师、张师厚、王定国、田国博，张天骥等共约六十余人交游唱酬，使徐州的山川和历史增加了绚丽的光采。他在这些唱和诗中，常常俯仰古今，寄托自己的理想与爱憎；探讨人生的真谛，讴歌高尚的友谊，赞美徐州的悠久历史和秀丽风光；鼓吹“笃学”、“发愤忘食乐忘忧”的精神；倡导广采博收，求取精微的治学方法。尤其他与苏辙的手足情谊以及与张天骥的交往逸事在民间留下了美好的传说。他为张天骥所题“放鹤亭”手迹今天仍在云龙山高悬，《放鹤亭记》已载入文学史册。

苏轼在徐州度过了人生征途上一段重要里程。他在徐州土地上洒下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当他奉调湖州时，百姓洗琖马前，依依惜別，洒泪相送的情景使他深受感动。在途经灵壁时，一腔离情别绪化成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乎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儿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手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对徐州的感情，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真，它都凝聚在这首词中了。他还说过，“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其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苏轼前后两次逗留杭州西湖。前一次为36岁时任杭州通判，后一次为55岁时出任杭州知州。苏轼任通判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因政见不同，因此政务之余，表现颇为消极，除“因法便民”，在法纪许可的范围内为百姓多做好事实事外，就是纵情诗酒，与僧道往还，诗词唱和，儒雅风流，过起天下名士的逍遥生活。他日夕与友人畅游于西湖周边，赏花观景，写下不少名篇。

如《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廉半上钩。”醉态朦胧，簪花过市，三十多岁年纪虽算不上“老”，但这“风流太守”的姿态确是招人叹羡，十里长街，都卷帘观看了。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五首其一）又如《望海楼晚景》：“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五首其二）以最生动的比喻，最精当的笔墨抒写西湖的景致，让古今叹赏不置。

而最为出名的莫过于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将西湖拟人化，与古代出身于江浙的美女西施相比，想象出奇，空灵蕴藉，成了古今绝唱。

此诗一出，西湖之美已无人能有此神来之笔所能道尽。钱钟书先生将以上诸诗收入他的《宋诗选注》时也特别指出“苏轼似乎很自负这首诗”（指“西子”诗）。苏轼的另一首咏西湖的律诗《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风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也被认为是苏轼以壮浪豪放风格抒写西湖的得意之作。

如果说，苏轼第一次到杭州西湖以诗闻名，则他第二次到杭州则以治理西湖的政绩而闻名于世。由于他治理西湖的成功，至今杭州西湖处处有苏轼的文化遗存，而其中的“苏公堤”更是古今游人们不能忘怀的美景。

苏轼36岁通判杭州，以西湖为抒写对象，创造了别具一格而传颂千古的“西湖诗”，而他对西湖的治理却寓托了他对杭州西湖美景的深厚情感。在近三年的通判任上，他还于三十九岁那年收下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作为侍女，陪伴他直到流放途中的惠州西湖。

苏轼到惠州西湖时是以朝廷的罪臣身份出现的。这时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身边只有王朝云作为侍妾陪伴左右。这种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患难生涯使暮年的苏轼对于王朝云充满了感激与爱恋之情。在这期间，他多次写诗词赞美朝云，表达他内心对朝云的敬慕与怜爱。

初到惠州即写有《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这首诗的叙里借用唐代诗人白居易（乐天）晚年与侍妾杨柳、樊素别离的故事，赞美朝云在苏轼落难时犹不离不弃，相依为伴的高尚情怀。诗中“通德伴伶玄”也是借用东汉时大臣伶元（玄）与侍妾通德相依相守的故事赞美朝云。而“舞衫歌扇”句则以歌舞传情表达对昔日红颜知己的知遇情怀。

相传，有一次，苏轼食饱散步，扪着肚子笑问一旁的几位侍儿，“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有的答“里面都是学问”，有的答“里面装的是智慧”，苏轼都摇摇头，不以为然，独朝云应声答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深为叹赏，引为知己。而如今流落岭海，孤寂无聊之际亦唯有这一红颜知己陪侍身边，永不言去。这一番情义，苏轼自然倍加珍惜。

他写有一首《殢人娇》词，题为赠朝云：“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筯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将才子佳人深入骨髓的恋慕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惜好景不长，朝云到惠州后，在苏轼身边只陪伴了一年多，便因感染疫病不幸身亡，年仅三十四岁。

苏轼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写了一首《悼朝云》诗：“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唯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从诗叙里知道，苏轼为她选择了葬地，将她安葬于惠州西湖边上的栖禅寺松林中。旁有大圣塔，作为夜夜为她祈祷的依归。后来，又写了一首《西江月》词：“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将朝云的美丽和节操深沉地展现在难忘的思念之中。

后人对苏轼在惠州西湖三年遗泽的景仰与怀念，不仅因为他曾经为西湖的建设奉献过心力、财力，不仅因为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诗文，也因为他与朝云的故事为人世间真挚的爱情留下了一个另类的样板。至今，惠州西湖朝云墓已经成为一大景点，供游人观赏，也供历代文人墨客们抒发感情。清人何绛诗：“试上山头奠桂浆，朝云艳骨有余香。宋朝陵墓皆零落，嫁得文人胜帝王。”这其中的意蕴不是挺耐人寻味的么？而台湾诗人丘逢甲诗：“东坡到处有西湖，老尚湖堤遗姓苏。不是湖光胜杭颍，那教留冢葬名姝。”更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诗的主题。

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都说过了，还有一个颍州西湖。苏轼到颍州西湖其实是在到惠州以前。元祐六年，正当苏轼受到宣仁太皇太后的重用，仕途上大有作为的当头，政敌们又蜂拥而上，以莫须有的罪名纷纷弹劾苏轼兄弟。苏轼自知不是这些奸恶小人的对手，再三申请到地方任职，离开朝廷。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一班小人专在朝廷上以言语文字告讦，上纲上线，罗织人罪，连苏轼这样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也从此要“刳心钳口”，可见政局的混乱。

苏轼到颍州，这里恰好也有一个西湖。相较而言，颍州西湖可没有杭州、惠州西湖那么出名，但历史渊源却又早于上述二湖，春秋时期便已号称西湖了。苏轼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很短，前后仅半年左右。但在这半年多时间里，苏轼却为这里的西湖做了不少好事。

首先，他称道颍州西湖的美，与杭州西湖一样把她比作西子：“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其次，常与好友陈履常、赵德麟等泛舟湖中，宴饮吟诗，短短半年间留下了不少好诗，供后人鉴赏。如刚到颍州，遇到西湖水涸，便发动群众，将受困的鱼群从东池转移到西池，为此写了《戏作放鱼》诗，描摹精到，刻画传神，为后人所称道。更为难得的是，在短短的半年间，他主持开浚西湖，让行将洇涸的颍州西湖得以新生，并且工程的进展、群众的受益都显著优于当时北宋的许多大型水利工程。

为此，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还写了一则《苏堤始末》的诗话，特地将苏轼治理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功绩与王安石主持治理黄河工程的败绩作比较，批评道：“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戆也。视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之间，无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十倍时流乎！”

以上为有确切记载的苏轼与西湖的故事，另外也有一些近似杜撰的传说。如有的文章说苏轼被贬琼州时，曾与弟弟子由“醉游”雷州西湖，并说此西湖原名罗湖，因为苏轼兄弟的醉游而更名。考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18“罗湖水”条，记曰：“在海康县西一里，今曰西湖。”并无苏轼兄弟畅游的记录。《舆地纪胜》是专写文人墨客游览各地名胜古迹并题咏赋诗的专书，像苏轼这样的大名士若真的游览过这一西湖，那决不会遗漏失记。

而且更重要的是，据清王文诰《苏诗总案》考，苏轼南迁时，与弟弟在雷州相聚仅四天时间，即六月五日到雷，六日应郡守张逢的宴请，在驿站休息，七日与张逢为弟弟子由租屋之事奔走不遂，八日即离开雷州。行程如此逼促，哪有“醉游”的机会与兴趣？又据苏轼的诗文所载，他到雷州后，痔疮发作，彻夜呻吟，曾写有《和陶止酒》诗，叙中言“五月十一日”与子由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诗中又言“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则从藤州跋涉至雷州，花了近一月的时间，到雷州后，哪有时间再游西湖？可见苏轼游雷州西湖之事未见于南宋时人的记载，又查清康熙本《海康县志·山川》，有“西湖”条，注云“位于城西，故名。”并没有“因兄弟醉游而更名”的说法，应是后人所杜撰。#寻找热爱表达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