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天空，依旧是金黄色的，显得富丽而堂皇，甚至连白云漂到上海的上空，都要变点颜色，要么苍白，要么灰暗，要么熠熠生辉，这里是以官僚资本做靠山的冒险家们的乐园，也是国民政府存亡的“晴雨表”，济南失守了，锦州开战了，听说股市也暂时停盘了，它的阴晴圆缺，不以国民政府正统报纸宣传的信息为凭。据说，越大的冒险家，就越看听“共匪”的广播，那里面说的事，能主宰上海股市的起伏升跌。

文强匆匆安排了些家事，一家人吃了小儿子文定中迟到的满月酒，便去拜访军统故旧，后人称之为军统祖师爷的余乐醒。由于余乐醒确实不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虽然他的故事很精彩，我们也只能忍痛介绍这么几句。

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1901年生，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与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共同发起，组建“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局的成员之一（成员由周唯真、余乐醒、邓小平三人组成）。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后于1927年被中共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学习情报业务和秘密保卫工作。南昌起义时为叶挺独立团的党支部书记，曾经救过林彪的命。南昌起义失败后，于南下途中私自带走李立三委托他携带的起义部队用作经费的一批黄金，逃往上海，脱离党组织。后经戴笠介绍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擅长于爆破技术及药物的研究，在军统局内有“化学博士”“军统祖师爷”之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沈醉的姐夫。

此时的余乐醒，早已威风不再，他在张国焘组织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下，谋得了一个运输处长（一说是某小后勤工本厂的副厂长）的小职务，聊以养活自己。

对于曾经的“部下”文强，余乐醒并没有避讳什么，大骂了戴笠不仁、毛人凤不义、郑介民无能之外，也只能是长叹一声，又骂开了蒋介石的政权，“国民党不垮台是无天理！”

余乐醒如此说，不是没有依据的。太子蒋经国上海打虎，声势极大，行动迅猛，然而最终落网的，不过是几只小小的苍蝇。日本投降已经两年了，各类接收大员的接收仍然没有停止，戴笠同汤恩伯瓜分30万两黄金，死有余辜。蒋总统要戡乱，要和共产党打仗，于是各类军长、师长们便纷纷出面，霸占民房，随便贴张条子，便强占了人家的资产，把人家给扫地出门了。

听完余乐醒的牢骚，爱说话的文强这一次没有说什么，对于人生仕途走向败落的余乐醒，文强似乎有了几分的不屑，在他眼中，余乐醒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军统祖师爷了，他赴越南刺杀汪精卫时的辉煌，早已不再了。要拯救即将倾覆的国民政府，要为校长担忧，余乐醒这样的人，还是少见的好。

文强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在熟悉而又有几分陌生的上海街头，渴望与当初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辗转到了上海，偶遇党组织的交通员一样，能遇到一个能支撑起自己灵魂的强大组织。如今，共产党那里，自己是断然回不去了，国民党这里，早已是一艘四壁透水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这个时候了，自己还能到哪儿去？

上海街头，匆匆的人流中，不停地能听到人们的谩骂，本来轻言细语的苏南腔调，都能听出北方人怒吼的声音来，把老百姓的黄金骗到手里，换成了天天都在贬值的金元券，蒋光头，不得好死！甚至连黄包车夫都说，先生，给块袁大头吧，那个总统，值钱。那个总统，值钱，也就意味着这个总统，不值钱了。

回到家中的文强，并没有得到片刻的安生。岳母（葛世明的乳娘）应瑞林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劝说着“女婿”文强，辞去军职，远走高飞，图一个全家团团圆圆过日子。妻子葛世明无语而泣，几个孩子也随之哭叫，家庭成了哭泣之地。

文强咬了咬牙，长叹一声，说道：“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不为个人、为一家计而不去徐州。我既然上了国民党这条行将下沉的大船，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船沉与沉罢了！”

一场秋雨一层寒，绵绵的秋雨里，妻子葛世明为丈夫加了一件毛衣，送他上了前往徐州的火车，泪眼里，文强看到，大儿子文一中已经哭倒在月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