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人民公社是1958年成立的，我是第一任生产队队长，却是1972年开始任职的，奇怪吗？
那时，我们生产队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队，有54户人家，1971年开挖“大寨河”时从我们生产队穿越而过，一条南北河把一个完整的生产队一分为二，河东一半，河西一半。
那时还没有造桥，社员上工靠一条木船过渡，空人上下工还可以，要是挑大粪就麻烦了，木船上摆放不了几副粪桶。到了收割季节更麻烦了，河东的麦秸、稻秸都更靠渡船运到河西的晒场上脱粒，实在是受罪。
后来，公社潘书记作出了决定，一分为二，设立两个生产队，河东、河西各一个。我家住在河东，排到第七小队，我被选为生产队队长，当年21岁，那是公元1972年。
直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我的生产队队长任期结束，总共任职12年，解体那年我33岁。
本人以一个年轻的老队长的身份现身说法，还原生产队时期的真实历史，纠正一些模糊的说法和认识，让我们的后代对那个年代有个基本了解，正本清源，防止以讹传讹。
上河工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的。六七十年代，大兴水利，每年的冬天都有河工任务，老朽任职12年带了11次河工，最远的一次下去300公里，紧邻山东。那个年代，挑河是义务工，是没有工资的，连吃饭都要自行解决。并非某些人所说的社员就盼望上河工，有大鱼大肉吃，每天还拿八毛钱工资。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以讹传讹，本则上是批判“走资派”。有人传言，说1976年掀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潮，农村家庭不让养鸡、不让养猪，不让发展家庭副业，甚至连蔬菜都不让多种。事实上这是讹传，误导不明真相的年轻人。1976年刮起了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风波，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场运动最终于1977年结束，并未对农村家庭副业的发展带来影响。那时，不仅养鸡养猪，还养蚕、养西德长毛兔，农村家庭副业的发展有声有色。
生产队没有大锅饭吃，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说生产队时期吃大锅饭，有田不种出去讨饭的是小岗村，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现象。生产队时期，和现在一样，也是有“劳动定额”的，并不是某些公知们所说的做多做少一个样。如：女人割麦割稻规定一分地多少工分，男人推麦把子也根据定额走。当然，固定工分也有，和现在固定工资一样，这是难免的，什么年代都有，如：生产队饲养员、看青的、场头晒粮的。生产队时期，做得多就分就多，年终分配收入就高，这就叫“按劳分配”。
一个工日并非两分钱，我们这里已达到一块多。有人说，生产队时期一个工日仅两分钱、五分钱，也就是上工一个月的收入仅仅六毛钱（还要天天是晴天）。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两分钱一天西北风都喝不上。可能我们这里农村手工业发展得比较早，生产队有柳编厂、铁匠铺、粮食加工厂、蚊香厂，还有珠蚌养殖场、养猪场、养蚕舍、种经济作物，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工日已达到一块五左右，据说苏州吴江县一带已达到三块多。那时，周边公社最差的生产队也超过四毛一天，正常在八毛左右。当然，这只代表我们这个地区，至于其他地方是不是忙一年还倒欠生产队钱，那就要问说这话人的良心了。
生产队杀猪分肉是真实存在的，一年杀两至三次。六七十年代城市猪肉紧张、要肉票是真的，不过农村是不需要肉票的，公社食品站每天都宰一两只猪，敞开供应。那时养的猪并不少，农场养、部队养、生产队养、农户养、有的学校还养殖，就连我们公社大院还养了两头，那猪肉哪里去了？那时工业刚起步，出口创汇靠农付产品，猪肉成了重要出口物资。再加至勒紧裤带还苏联外债时，也靠的是猪肉。那时我们生产队的养猪场规模还算可以，每年能出售一百多头猪，生产队连年杀年猪，正常杀四头。那时猪靠吃草长大，一头猪也就出六七十斤猪肉，杀四头也仅仅一个人才分到二斤肉。七月半、清明节也杀的，杀一两头，一人分个斤把肉。
生产队干部都下地干活的，每天的劳动强度与社员是一样的，没特殊化。有人说生产队时期的队长权力大，是土皇帝，不用下地干活，别人家饿肚子，队长、会计家总不缺大米饭吃，还说队长睡别人家老婆，社员卖头猪都要请干部喝酒。这纯粹是网络恶作剧，抹黑人民公社的恶作剧。那个年代风清气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队长、会计、记工员也是上工的，和社员一起干活，也是“按劳计酬”的，做得多拿得多。不过，生产队时期的三大员是有工分补贴的，我那时一个月补6个工日，相当于一天补贴二分工。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从影视作品中看到过生产队队长睡女知青，如果真有也只是极个别现象，但不可一斑窥豹，全数否定。现在贪官少吗，你能说现在的社会制度有问题？
结语：地区现象，可能与其它地区存在微不足道的差异。声明，本文以笔者任期内的事例还原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真实历史，可能地区差异或对政策理解的深度不一样，在执行过程中或多或少与其它地区有些区别，但执行的政策是一样的，偏差也不会大到哪里去，这一点无须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