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的人口组成较为复杂，秦始皇及汉武帝时，大批越人被迁居江淮。
之后东瓯王望率四万余人迁居庐江郡。
因此司马迁言淮西的寿春、合肥一带“与闽中、干越杂俗”。
而江淮西南部地带还有蛮族的存在。
不同族群与政权之间的交往和斗争成为江淮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各政权对境内存在之民族都予以重视，根据时代和自身发展需求制定民族政策。
在此过程中蛮人、越人的生活方式和反抗行为成为江淮地区好武善战社会风气维持的另一原因。
江淮地区的山越活动孙吴时期采取掠夺人口增加兵力和劳动力的民族政策。
就江淮地区而言，孙吴除了需要应对与曹魏一方的军事对峙外，还需要解决散落山越问题。
江淮地区的山越在长期与汉人相处的过程中，逐渐与汉人同化，语言接近、社会风俗习惯也开始类似。
但一定程度上还是保留了一定其作为越人后裔的原始性社会风气。
这种风气与江淮地区的尚武好战相融合，被诸葛恪称之为“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
助长其反抗的气焰，山越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反抗斗争方式都对社会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思想下。
孙吴驱掠山越人口并迫使他们加入军队、进行劳动以壮大自身实力。
而以庐江郡为代表的江淮地区的山越势力不断进行武力斗争。
比起江南地区特别是丹杨郡范围内的山越势力斗争。
江淮地区的叛乱频率及危害程度都不能与之抗衡。
在斗争过程中，山区地带的大族出于维持自己的利益，往往也会组织宗部对抗孙吴。
与山越结合难以区分。
明确记载庐江郡的山越与政权之间的斗争有三次，之后不见诸历史。
但从丹杨郡山越的斗争频率而言，应仍持续了多年，只是严重程度弱了许多。
山越之反往往是在宗帅带领或胁迫下与政府相抗。
山越和宗部联合后实力强大，以致孙吴“不逞外御”。
此外，山越往往也采用与其他地区山越联合的方式共同对抗政府势力。
例如所提到了江夏蛮与庐江贼的联合，江西与皖南的山越力量也时有联合。
增加了反抗斗争的频率。
但出于其民族的特性以及深居山林的特点，作战时山越“战则蜂至，败则鸟窜”。
无法团结作战、降低政权镇压难度的同时也导致山越之患难以根除。
也促使由山越反抗引起的社会风气的好勇斗狠长期存在。
在孙吴多次进剿、招抚后，山越成为孙吴等六朝的重要劳动力和武装力量。
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山越百姓大都融入汉族之中。
以后史籍中罕见“山越”的出现，而蛮族活动则日益频繁起来。
江淮地区的蛮族活动晋以前蛮族的活动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力不大。
至西晋末开始活跃，西晋短暂的统一，为百年战乱的江淮创造了一个短期稳定的生活条件。
西晋末年，蛮族人口增加，逐渐活跃，影响当地秩序，成为“寇暴”。
刘宋时“蛮变”活动频发，主要集中于庐江郡及以南地区。
如“江淮间群蛮及桓氏余党为乱，（刘怀肃）自请出讨”。
但是与长江中游地区的雍州、襄阳、荆州、郢州等地相比。
江淮地区主要仍为南北军事交战的前沿地带，蛮变活动要弱得多。
与此同时，来自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饮马江淮，折冲汉沔”掠夺人口。
造成江淮一带蛮族习武之风盛行，以强悍武力来保卫自身安全。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而言，冲突与融合并存，中华民族在此过程中重组和扩大。
非汉民族的生活习性与活动方式必然与汉人有所差别。
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会造成地方短期社会的混乱与恐慌。
非汉民族尚武好战的风气也会影响到与之发生民族融合和交往的汉人。
从江淮地区山越、蛮族活动来看，此地强悍的社会风气应有民族交往之影响。
但根本性原因仍在长期作为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军事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信仰崇拜与社会风气伴随着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争夺的加剧，长期频繁性的政权更迭和战争频发。
加之交织的自然灾害，促使社会中的“个体”承受各方面的痛苦。
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儒学，转向精神世界。
儒学衰微的情况在之后的南朝并未好转。
而儒学中的天命思想在战乱时代却深入人心。
成为时人的精神寄托，并与佛、道思想结合，衍生为宗教崇拜。
加之江淮地区素有偶像崇拜的传统，江淮属吴楚故地，风俗“重巫鬼，喜淫祀”。
汉代诸王也曾“招引方术之士”，东汉时期谶纬之说盛行对江淮地区也有所影响。
因此在天灾人患交织的分裂时代，百姓借宗教和神灵寄托自己的愿景和想法。
历史上地区性的信仰崇拜往往会引发聚集性的事件。
经煽动后以宗教旗号起义的事例不在少数，如黄巾起义、孙恩卢循起义等等。
儒学衰微，江淮地区“喜淫祀”之风成为地区起义多、社会不安定、习武好战的另一诱因。
道教及“淫祀”于六朝时期发展迅速，佛教因传入中国时间不长。
发展较为缓慢，但依托预言、问询以及展示“神迹”的方式拓宽信仰的影响力是其共同性特征。
魏晋之前江淮地区的原始道教就有所发展，出于地理原因。
东西部发展的方向各不相同。
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往往借助“神迹”和相关志异事迹推广，与“淫祀”同。
佛教传入中原时间较迟，因此其发展不如本土道教。
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轮回的宿命论符合百姓精神寄托，因而在部分地区也有所推广。
江淮地区的佛教水平远弱于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治核心区。
表明江淮地区的佛教发展程度较低，受江南地区佛教影响较大。
而在江淮地区有所发展的佛教，除了修筑佛寺。
通过高僧正统传道外，也会与江淮地区民间信仰相联系。
自先秦以来，江淮地区本身“淫祀”之风都十分突出，民间私自祭祀“小神”不在少数且屡禁不绝。
除了民间外，朝廷行军打仗、处理政事亦有求于诸神的情况。
最为著名的当属江左的蒋神崇拜。
这些民间神灵往往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
百姓通过祈福消灾以求获得超人力的保护，因此民间“淫祀”效果盛衰不定。
但在分裂的六朝江淮地区，百姓深以为然。
以此作为乱世之精神寄托，“重淫祀”成为江淮地区社会风气的另一特征。
作为南北交战前沿地带的江淮地区，在长期战乱过程中。
百姓寻求精神寄托，往往会增加其行为的愚昧性和盲目性。
甚至在部分宗教领袖的引导下盲目参与活动，引发起义。
上述所提道教李弘、佛教僧强都有类似叛乱之举。
从而进一步破坏江淮社会，强化“尚气力而多勇悍”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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