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和陈长捷，这两位在国民党的阵营里各守一方，那一年傅作义请他吃饭，陈长捷居然开口了：“换做过去，我是不会来的。”这两位老战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924年保定军校的校园里，年轻的傅作义和陈长捷如两把锋利的剑，从砺石中走出，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那个青春燃烧的岁月里，他们既是战友也是知己，共同熬过了无数艰苦训练和夜深人静时的思考。傅作义在策略上总能出奇制胜，而陈长捷则在前线冲锋陷阵，他们的友情在严苛的军事演习和长夜深谈中逐渐加深，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毕业之后，他们的命运将他们带向了不同的道路，但都选择了加入阎锡山的旗下。在山西的战火中，傅作义以其冷静沉着的指挥官形象崭露头角，而陈长捷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多次在战场上扭转乾坤，赢得了“猛将”之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傅作义与宋哲元等北方将领五十余人联合发表电文，强烈呼吁全国上下一心，共同应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他们在电文中表达了坚决的抗日立场，誓言“为抗日救国，愿捐躯至死。”傅作义同时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每日两次组织官兵集体呼喊抗日口号，誓言保卫国土，不惜一切代价。
1933年1月随着日本军队对山海关的攻击并深入内地，南京国民政府调派多支部队驻守长城各重要关口。尽管宋哲元的第29军、商震的139师、徐庭瑶旗下的17军关麟征的25师、黄杰的第2师和刘戡的83师等部队奋勇抗战，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但面对日军步兵、空军和炮兵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逐步退却，最终失守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和榆关等地。这一系列失利使得北平的防线岌岌可危，傅作义随后率领59军驻守在怀柔西侧的牛栏山地区，以阻挡日军的进一步侵袭。
到了1933年5月21日，59军与日军在这一地区发生激烈交火。5月23日，日军利用飞机、坦克和火炮进行掩护，对59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59军顽强抵抗，成功阻止了日军多次冲锋。随后，日军改变策略，转而进攻附近的白河村，试图从侧翼突破，打通通往北平的平谷路线。傅作义迅速调集部队，成功击退了日军对白河村的进攻，并重新部署精兵，加强防御以防日军再次发起攻击。
由于何应钦遵循蒋介石的“抵抗与交涉并行”的政策，多次指示傅作义调整阵地。在屡次的上级命令压力下，傅作义部队于5月24日撤退。随后，长城抗战告一段落，何应钦通过代表与日方展开亲善谈判，最终在5月31日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怀柔战役虽然未能彻底阻止日军的侵略，但59军在傅作义的指挥下表现出色，被誉为长城抗战中“最后有力的光荣一战”，
随着抗战的爆发，整个国家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洪流使得傅作义和陈长捷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傅作义决定前往北方的绥远，那里他要面对外敌，还要建立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陈长捷则选择了蒋介石的旗下，尽管这意味着他的军事生涯可能受到更多的政治限制，但他仍不懈努力，期望在国家危难之时，为民族的存亡出力。
1948年蒋介石对天津的控制策略趋于谨慎，他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表面上是为了加强这一战略要地的防御，实际上这一职位也赋予了陈长捷监视傅作义活动的隐秘职责。
陈长捷将他的军事才能全力投入到加固天津的防线上，他指挥部队在城外挖掘了宽达十米、深达三米的护城河，并构建了十四座结实耐用的碉堡。为了消除潜在的掩体，他还命令将城外两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和树木一律清除，同时部署了超过三千枚地雷，整个城市如同一只铁桶般坚不可摧。
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战局的不利之处，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他秘密与共产党开启了谈判，一方面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激起蒋介石的怀疑，另一方面也需为自己及其麾下部队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可能。在这场激烈而微妙的政治博弈中，傅作义选择对陈长捷保持沉默，避免让老友卷入可能的危险之中。
1949年随着解放军战士们的脚步声在走廊中回响，陈长捷坐在地下指挥部的一角，他的面色显得异常苍白，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在他眼中闪烁。他放下了刚挂断的电话，无奈地抬起了双手，眼里带着一种“事已至此”的无力感。
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走到他面前，语气平和地说道：“陈司令，一切还好吧？我们可以出发了。”陈长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调侃地笑了笑：“好吧，好吧，你们胜利了，我这老骨头也认命了。只是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迅速，连给我最后的电话时间都没留。
年轻战士听了，笑着回应：“司令，我们解放军作战向来追求高效和迅速，看来，您也深有体会。”陈长捷无奈地苦笑：“确实，你们的速度快得让人措手不及。我原以为至少还有两天时间呢。
旁边的另一个战士插嘴说：“司令，有时候争取时间并不是为了折腾，而是为了更快地达到目的。”陈长捷耸了耸肩，带着幽默的口吻说：“看来我确实老了，已经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节奏了。好了，不要让我这老头子等太久，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这里。
就这样，陈长捷在解放军战士的陪同下离开了地下指挥部。他一边走，一边时不时回头望向那个见证了无数战斗策略的地下室。
1959年标志着陈长捷的特赦。在那一年，傅作义，一位老练的战士，精心安排了一场聚餐，在北京西单的鸿宾楼为这位老友好好庆祝一番。傅作义深知陈长捷对他抱有不满，但他仍希望借着这次同窗重聚，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化解过去的积怨。
当陈长捷走进餐厅时，他的第一句话便是直截了当且充满火药味的：“以我以前的脾气，今天本不会来的！”这明确表达了他对傅作义深深的不满和愤怒。
尽管内心震惊，傅作义在表面上还是保持了镇定，以风度翩翩的姿态回应：“我知道你的脾气火爆，但你今天能来，说明我们还有解决问题的空间。作为兄弟，我们总能找到通向和解的路。
这种场合在当代职场中似乎并不罕见，好似一次普通的前同事聚会，其中一位曾经的上司带着笑意说：“我们以前可能有误解，坐下来喝杯酒，澄清一下。”而你心中可能会暗自思索：当年的种种，如今仍难以平息。
陈长捷虽然怒气未消，但在经过十年的共产党的改造后，他的性格已经平和了许多。他决定给傅作义一个面子，尝试放下过去的恩怨。
饭局上，傅作义主动提起过去的责任：“关于天津战役，我应承担所有责任。那时平津形势已趋向和平，但由于我的犹豫导致了不必要的战斗，给天津人民带来了灾难，也让你这位老朋友遭受了苦难。”这番话仿佛是一封道歉信，同时也流露出傅作义对当时决策的复杂感受。
陈长捷听后内心颇受触动。傅作义这番诚恳的道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官员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这次重聚也表明了时代的进步和个人观念的成熟。陈长捷和傅作义都曾是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和解象征着的社会和解与历史的宽恕。它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考虑在持续的国家与个人冲突中寻找共同点和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