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董竹君突然接到消息，分居五年之久的丈夫夏之时来了上海，请她去谈话。对丈夫失望透顶的董竹君早已打定主意离婚，而夏之时还想挽回这段婚姻。
见面后，夏之时板起脸问她：“五年来成就如何？感想如何？”他明知妻子过得不如意，不仅没有半点安慰，反而冷嘲热讽，董竹君还以颜色。
时逢董竹君的父亲病重，卧床不起，夏之时开出条件：“你父亲病成这样，你若是答应跟我回四川，我就拿出钱来给他治病，否则我就不管。”
听闻丈夫说出这等冷酷无情的话来，董竹君白了他一眼，当即提出：“我们还是正式离婚的好！”这次谈话不欢而散，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不久两人正式签字离婚。
夏之时是同盟会成员，曾在辛亥革命中领导了龙泉驿起义，革命成功后就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可谓有权有势。董竹君不当“都督夫人”，偏要离婚去当新女性，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当时的社会，女性敢于同丈夫分居已是逆天了，更何况是主动提出离婚。董竹君离开夏家等于是放弃了锦衣玉食的“金饭碗”，四川的报纸将她比作是“出走的娜拉”，许多人都等着看她的笑话。
生逢乱世，董竹君自然明白独自生存的艰难。然而相对于在夏家忍气吞声，她宁愿带着4个女儿在上海过苦日子。
董竹君在自传中说，离开夏之时是她跳出的“第二个火坑”，而她跳出的“第一个火坑”，则是在15岁时逃离青楼，与夏之时私奔。
董竹君小名“阿媛”，1900年出生在上海，读过六年的私塾。13岁时因为家贫，父母忍痛将她送进了“长三堂子”当“清倌人”，艺名杨兰春。“长三堂子”就是旧时的青楼，“清倌人”卖艺不卖身。
但是女人一旦入了风尘，注定身不由己。阿媛长相出众，冰雪聪明，比一般的青楼女子要出色许多，很快成为客人追捧的对象。14岁的一天，阿媛突然来了月事，她惊慌失措，担心老鸨逼她接客。
伺候阿媛的一位孟阿姨替她隐瞒了下来，她告诉阿媛：“赶紧找个男人嫁了吧！否则他们要逼你接客。姑娘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会变成他们的摇钱树。”年幼的阿媛没了主意，孟阿姨提醒她：“夏爷不是喜欢你吗？”
孟阿姨提到的这位夏爷，就是夏之时。夏之时是四川合江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年仅24岁的他就被选为四川军政府的副都督，可谓年少有为。
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夏之时流亡在上海。他对青楼卖唱的阿媛一见倾心，多次表示愿意为她赎身，并承诺带她去日本学习。
阿媛虽然沦落风尘，但是心气很高，她对夏之时说：“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
最终，阿媛在朋友的帮助下逃了出来。“跳出火坑”的阿媛见到夏之时，大有劫后余生之感。适逢夏之时的妻子病逝，不久阿媛与夏之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那一年，阿媛15岁，夏之时27岁。
夏之时兑现承诺，带阿媛去了日本。
到了日本后，夏之时为妻子请来家庭教师，专门教授她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还学习中文。历史老师给她取名“董竹君”，这个名字，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日期间，董竹君刻苦学习，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念完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全部的课程。随着学习的深入，她的独立意识与爱国意识也逐渐觉醒。
1916年4月，夏之时回国参加革命，董竹君留在日本继续学业。临走之际，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并吩咐她说：“你好好念书，这把手枪给你放在枕边，用来防贼自卫，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也用它……”
丈夫并不信任自己，这让董竹君一度很伤心。她没有争辩，隐忍了下来。丈夫回国后，董竹君结识了不少留日爱国学生，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董竹君的思想和眼界也更加开阔。
次年秋天，董竹君突然接丈夫的电报，说他父亲病危，让她立即回四川老家。董竹君只得中断学业，启程回国，在1918年初春，辗转到了合江的夏家。
夏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人事复杂，董竹君是青楼出身，所有人都想给她一个“下马威”。董竹君不卑不亢，预先准备了许多礼物，分配给夏家的老小，这才避免了被人看笑话。
此后，董竹君在夏家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终于获得了婆婆的认可，也赢得了夏家上下的尊重。在婆婆的张罗下，她和夏之时还举行了旧式婚礼，终于在这个封建家庭中站稳了脚跟。
1919年，董竹君与丈夫迁居成都，夫妻感情也悄然发生变化。
回国之后的夏之时就像变了一个人，欲望膨胀，思想腐化，利用职权大肆贪污敛财，并巧立名目到处设卡征税、收取罚金。这些费用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军费开支外，其余全部进了夏之时的私囊。
与此相反，董竹君在这些年的磨砺和学习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心想干些事情来，她协助丈夫创办锦江中学，同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甚至走向街头参加游行，声援爱国学生，帮助爱国志士。
因为观念上的差异，夫妻两人之间的嫌隙逐渐扩大。
1922年，董竹君怀了第四个孩子，又患了重病。从怀孕到孩子出生，丈夫从未有过一句安慰的话。因董竹君连续生了4个女儿，重男轻女的夏之时十分不满，孩子生病了也不闻不问。
丈夫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让董竹君愈加伤心。
在夏之时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颓废的时候，思想进步的董竹君认为，妇女要想得到真正解放，一定要先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她决定兴办实业，开办了一家女子织袜厂和一家黄包车公司。
1929年，四川局势混乱，董竹君为了让儿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卖掉公司，置买了田地，然后带着孩子们也去了上海。
在此之前，夏之时为了投奔蒋介石，已经先去了上海。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导致董竹君与夏之时的婚姻走向破裂。
女儿国琼的钢琴老师写给董竹君的一封信，被错误送到了夏之时的手里。得知妻子和其他男人有书信往来，夏之时不问青红皂白，大发雷霆。
因为这封信，夏之时怒火中烧，狠狠地踢了妻子一脚。
董竹君倒在地上，只觉得一阵剧痛，头脑发昏，忍痛爬起来转身朝楼下跑去。夏之时顺手拿起一个一箱子，从楼梯口朝董竹君的头上掷去，幸亏没有打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夏之时又从楼上追下来，董竹君直奔厨房后门，他追到厨房里拿起了菜刀，他竟然想杀掉妻子！无可奈何的董竹君跑出家门，侥幸躲过一劫。
经过这场风波，董竹君已下定决心离婚了。他们夫妻十五年，生育了四女一子，虽然夏之时没有纳妾，但是从始至终他从没有尊重过自己的妻子。从他举起菜刀的那一刻，他们的婚姻也画上了句号。
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怨愤，就此爆发。董竹君正式提出离婚，并坚持把四个女儿带走，净身出户，不要夏家一文一毫。夏之时这才幡然悔悟，苦口婆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可惜悔之晚矣。
1929年秋天，在朋友的斡旋下，夫妻俩同意分居五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留在上海，夏之时回四川。夫妻分别之际，夏之时还是冷嘲热讽地说：
“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花花世界，孩子又都是女的，按你心愿是想孩子们都受高等教育，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离开夏之时后，董竹君在上海过得十分艰难。为了养育四个女儿和年迈的父母，她几乎成了当铺的常客。但是与当年逃离“长三堂子”时不同的是，此时的她成熟果敢，个性坚韧，敢于面对苦难。
在租来的小屋中，董竹君精打细算，既要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又不至于让他们生活寒酸。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决定在上海继续兴办实业。
经过考察，董竹君决定创办群益纱管厂，随着工厂的运营转入正轨，一家人的日子终于好过起来。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日军侵入上海，群益纱管厂也遭到炮火轰炸，最终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倒闭。
当时的社会，一个女人要做成一件事难如登天。巨大的压力，几乎将董竹君给击垮。她甚至一度想过自尽，然而想到年幼的4个子女，她还是选择了坚强面对。
很快，和夏之时的五年之约就到了。回顾这五年，董竹君肝肠寸断，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崩溃。然而当夏之时向她抛出救命的稻草，希望她能回心转意之时，董竹君却毅然选择了离婚。
她再也不是那个柔弱的阿媛了！
他们签好了离婚协议的那一刻，董竹君百感交集，泪如泉涌……
走出婚姻围城的董竹君已是伤痕累累，所幸她的人生之路上，总有贵人相助。
1935年3月，一位叫李嵩高的朋友送来2000元，他钦佩董竹君的品质和为人，愿意慷慨解囊，救她于危难之中。拿着这2000元，董竹君经过考察和思索，决定在上海滩创办一家四川菜馆——“锦江小餐”。
“锦江小餐”就是后来的“锦江饭店”前身，开业就受到追捧，一炮而红。锦江取得成功，客人川流不息，甚至上海滩的头面人物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都成了座上常客。为了经营需要，锦江增开了锦江茶室。
在董竹君的精心打理之下，不到一年时间，“锦江”在上海滩已是声名震天。董竹君终于在繁华的上海滩，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经历这么多年来的思想洗礼的董竹君，毅然选择站在了人民这一面。她设法和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振奋人心但很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
解放后，董竹君以巨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建设新中国。
董竹君出身寒微，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她对穷人充满了同情，希望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看到多年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董竹君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1951年春天，上海政府决定成立一家专门接待高级干部和外宾的饭店，董竹君的锦江以其菜肴可口，服务优良，声名远播而被幸运地选中。深明大义的董竹君将经营了16年的锦江捐献给国家，之后逐渐淡出了锦江的经营。
特殊年代，董竹君未能逃过一劫，她受到迫害，被关押6年时间，先是被关押到秦城监狱，后又转到功德林监狱。1972年10月22日，董竹君出狱，1979年3月29日，她被正式平反。
晚年的董竹君，一切都看得很淡，出狱后，她以80多岁的高龄，克服病痛的折磨，历经8 年完成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1997年的12月6日，董竹君安然去世，享年97岁。她的一生，也注定成为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