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被秘密逮捕。这位曾经被誉为“谍王”的红色特工，为党立下赫赫功绩，却因“内奸”罪名锒铛入狱。

潘汉年

是什么让毛主席批示“此人不可再信”？又是什么让陈毅怒斥他“糊涂”并叹息无奈？

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年仅十九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二十年代，潘汉年受党组织指派，来到上海。

潘汉年

他用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批判反动势力，在文艺和宣传领域迅速崭露头角。鼓舞革命士气。在这一时期，他与鲁迅等文艺界巨匠的交往更令他如虎添翼。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年仅二十一岁的潘汉年没有退缩，而是毅然转入地下，从宣传工作转向情报工作。

上海，既是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心，也成为共产党隐秘战线的最前线。在这样的环境下，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1931年，顾顺章叛变。这位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将我党大量秘密暴露给敌人，使得整个上海情报组织几乎被摧毁，大批地下党员被捕甚至牺牲。

顾顺章

就在这危急关头，潘汉年临危受命，被委以重建特科的重任。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上海的情报工作逐步恢复。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培养了一批忠诚而优秀的情报人员。这些人中，有的后来被称为“情报大将”，如袁殊、关露、黄慕兰等。

黄慕兰

他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为我党提供了无数关键情报，挽救了无数同志的生命。可以说，潘汉年的情报网络不仅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命脉，更是党中央得以继续运转的中枢神经。

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他受党中央派遣，作为中共代表常驻19路军内部，与敌对势力谈判。

他用冷静的分析和非凡的口才，说服对方将矛头指向蒋介石，从而为红军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1934年，他再次临危受命，与何长工一道深入粤军防区，与粤军将领谈判，通过机智的游说，打通了一条红军战略转移的安全通道。

何长工

无论是从文艺宣传到情报战线，还是从前线谈判到后方决策，潘汉年都以自己的才智与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党不可或缺的利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不仅让蒋介石被迫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让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成为可能。

而在这场历史事件背后，潘汉年的身影再次出现。

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已频繁往返于上海、香港、莫斯科和延安之间，为国共两党的接触和合作奔走斡旋。

在西安事变期间，他通过隐秘的情报渠道，帮助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保持沟通。

他还向中央提供了关于西北军的准确情报，使中共中央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潘汉年此前与张学良的多次会面，已让张学良对中共产生了一定的信任，这为周恩来顺利开展谈判提供了便利条件。

张学良

可以说，潘汉年的努力，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助力。

潘汉年不仅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也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国共合作铺路。

早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便潜入上海，与被严重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恢复中共在白区的工作。

潘汉年

当时，整个上海处于国民党和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每一次接头、每一封信件的传递都充满危险。但潘汉年凭借自己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成功搭建起一条条秘密联络线，最终将遵义会议的成果和红军的近况传递给共产国际。

这些信息不仅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支持，也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潘汉年作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再次被赋予重任。

他被派往敌占区，负责上海、香港等地的情报工作，并通过与李士群等复杂关系网的接触，获取了大量关于日伪和国民党的情报。这些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一时期的潘汉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核心人物之一。只是，这样一位在党内备受信任的“谍王”，却在后来因一时隐瞒而被历史推向了另一种悲剧。

1955年4月，北京饭店被一群身着便衣的公安人员秘密包围。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队，将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带离饭店。

这位在革命隐蔽战线上立下赫赫功劳的“谍王”，被秘密逮捕。

罗瑞卿

潘汉年绝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因为多年前一段他选择隐瞒的过往，走向深渊。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39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赖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掌握敌情。

李士群

而潘汉年奉命潜入敌占区，负责上海、香港等地的对日伪情报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日伪政府内部一些人物建立了秘密联系，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接触点，便是汪伪政府的特工头子李士群。

李士群曾是共产党员，后叛变投靠国民党，最终在抗战爆发后又投入了汪伪政府，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务头目。

潘汉年

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潘汉年经过党中央批准，与李士群建立了“特殊联系”。通过李士群，他得到了不少日军的军事情报，也成功利用李士群的势力开辟了一条新的交通线，帮助根据地的同志秘密往返于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

然而，潘汉年与李士群的合作并不止于此。在一次任务中，李士群提出，汪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希望与潘汉年见面，这一提议让潘汉年感到异常犹豫。

汪精卫

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叛国者，作为投靠日本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汉奸”的代名词。

对于共产党来说，与这样的人接触无疑是极为敏感的。然而，当时的局势异常紧张。

汪精卫

为了获取关键情报，潘汉年权衡再三，最终决定冒险见汪精卫。1939年，在胡均鹤和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秘密前往南京“总统府”与汪精卫会面。

那一次，汪精卫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共产党加入他的“联合政府”，共同实现所谓的“议会政治”。

潘汉年当即拒绝，明确表示共产党不会与汪伪政权合作。事实上，这次会面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内容，汪精卫的提议也根本不可能实现。

汪精卫

然而，对于潘汉年来说，这次会面本身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回到解放区后，潘汉年向上级汇报了与李士群的接触，却对与汪精卫的会面只字未提。

他认为，这次会面并未泄露任何机密，且为了党组织的整体利益，隐瞒此事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多年后，隐蔽战线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高岗因权力斗争失败而自杀，饶漱石被捕，党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查行动。

毛主席提出，为了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所有党员干部必须主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坦白曾经的错误，以换取党组织的宽恕。

许多同志遵从指示，将革命期间的过失和遗留问题一一上报，获得了组织的信任。然而，潘汉年却选择继续隐瞒与汪精卫的会面。

此时，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潘汉年的老部下胡均鹤身上。胡均鹤是一个多次叛变的复杂人物，曾在国民党和汪伪政府任职，后因内疚投靠共产党，为新政权提供了大量情报。

或许是出于对过去错误的恐惧，胡均鹤在清查期间积极交代问题，并将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事情写入材料上报。这份材料很快送到了中央，潘汉年的隐瞒行为终于被曝光。

毛主席对此事极为震怒。事实上，早在1944年和1945年，毛主席曾两次给过潘汉年坦白的机会。

第一次是汪精卫主动释放与潘汉年接触的风声时，毛主席指示相关部门调查此事，但潘汉年矢口否认。

第二次是潘汉年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毛主席亲自询问其对敌工作的情况，潘汉年再次隐瞒了与汪精卫会面的事实。

毛主席最终选择相信潘汉年，为他辩护并警告其他情报人员不要轻信谣言。正因为如此，当潘汉年的隐瞒真相被揭开时，毛主席的失望可想而知。他批示道：“此人不可再信。”

当潘汉年得知胡均鹤已交代此事时，他才仓促找到陈毅，将事情经过写成材料提交，希望能挽回局面。

陈毅看过材料后怒不可遏，他一边责备潘汉年的隐瞒，一边试图向毛主席为其求情。

陈毅与潘汉年

但毛主席认为，潘汉年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党的纪律，更可能对整个隐蔽战线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最终，潘汉年被捕，并被以“内奸”罪名投入监狱。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最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他的家人和朋友一度以为他又去执行了什么特殊任务，直到“内奸”罪名在官方文件中被公布，外界才终于意识到，这位曾经的“谍王”正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

潘汉年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对潘汉年定罪，以“内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潘汉年的指控，不仅限于隐瞒与汪精卫的会面，甚至还牵扯出“向敌人出卖情报”、“掩护反革命分子”等多个罪名。

1950年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的“二六事件”更成为指控的重要依据之一。潘汉年被指控为敌人提供情报，导致电力设施被精准轰炸。

潘汉年

但事实是，国民党统治上海二十多年，对这些设施的分布早已了如指掌，根本无需任何“内应”。

这些指控漏洞百出，却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被当作不容辩驳的事实。“无罪亦有罪”的逻辑，将潘汉年推入了深渊。

潘汉年与夫人

但潘汉年的冤案并未让所有人信服。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仍有许多党内外人士为他仗义执言。

周恩来总理就曾多次强调：“我了解潘汉年同志，他投身革命多年，不可能做出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作为隐蔽战线的负责人，李克农更是倾尽全力，为潘汉年搜集和整理历史材料，希望证明潘汉年的清白。

甚至在潘汉年入狱后，陈毅多次为此事感到愤慨，尽管他在潘汉年被捕时怒斥“糊涂”，但他始终坚信，潘汉年绝非叛徒。

陈毅

然而，这些声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微弱无力，潘汉年依然被关押在监狱里，承受着不白之冤。

直到1975年，潘汉年终于在狱中熬完了他的刑期。但仍然被监控，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将有限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多年的工作回忆上。他想用事实和历史材料，为自己的过往正名。然而，这一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1977年，潘汉年因病去世，终年71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妻子董慧说道：“我相信，党组织不会错看我的，我的清白，总有一天会被承认。”

1979年，随着党内拨乱反正的展开，许多在特殊历史时期被错判的案件重新进入审理程序。

潘汉年的问题再次被提起。在这一过程中，陈云的坚持起到了关键作用。1979年，姚依林探望身患重病的陈云时，陈云对他说：“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陈云的这句话传达了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心声，也推动了潘汉年案的重新调查。

陈云

经过三年的深入审查，1982年8月23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指出，潘汉年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他的指控大多失实，不符合历史事实。

潘汉年不仅恢复了名誉，还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这份通知不仅是对潘汉年个人的昭雪，也象征着党组织对历史错误的正视和纠正。

董慧得知这一消息时，抱着那份平反通知书泣不成声。她将潘汉年的骨灰从冷清的墓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让这位隐蔽战线的英雄，得以安息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党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