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韩国情报部门向《朝鲜日报》透露了一个机密信息：朝鲜驻古巴大使馆一名高级外交官于2023年11月已经叛逃到韩国。
在后续的跟踪报道中，这名高级外交官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参赞，现年52岁的李日圭（Ri ll Kyu）。
李日圭的叛逃，又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朝鲜“脱北者”这一群体的关注。
根据韩国统一部说法：仅仅在2023年，大约有10名朝鲜精英人士叛逃，不乏高级外交官、侨民和留学生，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为何最近几年，朝鲜叛逃者渐渐增多？这些“脱北者”叛逃的原因是什么？如今，他们的生活怎样？是都生活在韩国吗？
不多的外交机构在朝鲜这块土地，能被派去海外国家，担任外交官的屈指可数。
从公开信息了解到，截至2024年2月，朝鲜在国外一共运营44个驻外使团，包括39个常驻大使馆、2个总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比2023年的53个减少了9个。
就在几个月前，朝鲜驻尼泊尔、西班牙、安哥拉、乌干达、香港和利比亚的外交机构均遭到了关闭。
韩国统一部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给出的结论是朝鲜关闭这些机构是缘于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造成的经济困难，无力支付相关人员的薪酬及使馆的运作。
在接受韩国报纸《朝鲜日报》采访时，李日圭直言不讳地将朝鲜外务省工作人员描述为“打着领带的乞丐”，还说自己的每月工资只有0.3美元。
李日圭的说法恐有一面之词的嫌疑，但这个比喻也凸显了朝鲜外交官的高社会地位和微薄报酬之间的巨大差距。
44个驻外使团的总人数，也不过只有千人左右。
李日圭能任古巴参赞，一是由于其祖上时代都从事着外交相关的职业，二是李日圭本人能力出众，是朝鲜内部不多的“南美通”。
朝鲜有“中国通”、“韩国通”不奇怪，一来朝鲜和中国接壤，历史上羁绊很深，整个朝鲜半岛也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染；二来出现“韩国通”也很常见，在民族构成上，朝鲜和韩国并无二致，两国民众同根同族，习俗、文化、习惯都有类似之处。
然而，知晓南美文化的“南美通”的朝鲜人则凤毛麟角。
对于朝鲜而言，受到美国的严厉打压，国际上的伙伴本来就少，仅仅只有少数几个边缘小国。
如果不被国际继续孤立，保持和古巴的外交关系至关重要。
原因也很简单，古巴和朝鲜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可以通过古巴获得一些医疗资源。
鹊起的李日圭1999年，李日圭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
凭借着不俗的口才和强大的记忆力，李日圭很快就崭露头角，收到了朝鲜外务省上级领导的赏识。
进入新世纪，李日圭便被派到古巴执行任务，游历了南美许多国家，领略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也看见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
不过新世纪的头十年，李日圭充其量只能算是朝鲜外交系统的中级干部。
真正让他跻身一线的，是由于其在“清川江”事件的卓越表现。
2013年7月，朝鲜一艘名为“清川江”的邮轮遭到了巴拿马运河管理处的拦截。
彼时，巴拿马执法人员怀疑“清川江”号，打着运输货物的幌子，背地里搞贩卖毒品的交易，便登上了“清川江”，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本以为能找出可卡因、海洛因等毒品，可映入巴拿马执法人员眼帘的是“未申报的武器材料”。
根据媒体的爆料，这批武器材料多是“米格-21”上的零件，被拆散安置在了“清川江”的船板下，还以蔗糖遮掩。
武器比毒品更敏感，联合国也参与其中，准备大做文章。
恰在这时，李日圭出面了。不知道他使出了什么魔法，事件的结果是仅船长和大副被判处了走私罪，其余船员全部释放。
对于事件的最终处理，金正恩将军相当满意，还特意会见了李日圭，对其进行了嘉奖。
于是2016年，李日圭就高升为中南美事务局的副局长。三年以后，李日圭又被任命为古巴大使馆参赞。
既然李日圭升了职务，为何他还要叛逃呢？
在接受《朝鲜日报》独家专访时，李日圭透露：“我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上级的贿赂要求和朝鲜政府拒绝给我治病。”
随后，记者问他：“能具体说说吗？”
李日圭谈道：“直接的契机是对努力工作的不平等评价，对此产生了挫败感和愤怒。朝鲜外务省很多人都是权势子女，我的出身成分和社会成分是‘事务’和‘劳动者’和‘军人’相比，不算太好。我以最低级别入职，一直很努力。但2019年8月，我为了在古巴开设朝鲜餐厅而前往平壤，外务省代表复制到和副局长要求我提供价值不菲的贿赂。但当时资金本就紧张，我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他们就怀恨在心，威胁要召回我。”
记者又问道：“仅仅只有这个原因吗？”
李日圭神情严肃，又说：“去年我患上了颈椎损伤引起的神经损伤症，于是我就向外务省提出让我去墨西哥接受治疗。不到20个小时，电报就来了，表示不允许。当时我愤怒地认为离开是正确的，同时我父母、岳父母也都去世了，我也没了最后的牵挂，才帮助我下定了决心。”
至于是如何“脱北”的？
李日圭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尤其是在关于护照扣留在朝鲜大使馆，是怎样上的飞机，李日圭更是闭口不谈，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后来者，能够顺利逃离。
而是说“我提前买好了机票，出发前的六个小时，我叫来了妻子和儿子，告诉了她们我的计划。我没有说‘去韩国’。在古巴机场登机口的一个小时，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度日如年，哪种浑身战栗的紧张感，不亲身体验，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我第一次向老天一次次祈求保佑我的家人，深切感受到了人类为什么会信奉宗教。”
“脱北者”在韩国来到韩国，李日圭并没有摆脱危险，还要时刻盯防朝鲜派来的杀手，前“脱北者”黄长烨就长期接受韩国警方的保护。
由于李日圭是一位重要人物，韩国警方当然也会区别对待他，几个月前，李日圭还出席了韩国官方举办的一场战略讨论会议，并作了发言。
有记者问他，金将军是否会钦定自己的女儿金珠爱为接班人？
李日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朝鲜的接班人在身份确定下来，往往会保持神秘感。金珠爱过早暴露于媒体之下，不像之前的惯例。
当然，朝鲜这个地方，什么都说不好，什么都可能发生。
除去李日圭这类的“公务人员脱北者”，对于底层逃离的百姓而言，境况就大为不同。
金智英，31岁的“脱北女性”。
2013年3月，她和母亲以及三个堂兄妹一起抵达了韩国。
最初，她们十分喜悦，但很快就被艰难的适应期取代。
按照她们的说法是，每天都有挑战，有很多的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上的不同。
许多人必须学习高科技，例如学习从使用银行卡到了解到代议制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还要定时向韩国情报部门进行汇报。
头三个月，这些“脱北者”会在一个名为“统一院（Hanawon）”的地方进行学习，这是一个由韩国政府管理的重新安置教育设施。
韩国国家主任朴石吉说：“她们在这里学习关于韩国的各种知识，如何使用ATM机，如何乘坐韩国的交通设施，如何找工作等等。”
离开“统一院”，“脱北者”都会得到分配的公租房。
比如金智英就带来了一箱食物，之后会有社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帮助“脱北者”打扫房间并提供额外支持。
除了照顾，韩国也会在社区安排值班警察，一是帮助，提供治安服务，一是监视，防止“脱北者”窃取情报。
朴石吉说：“你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分配到社区的一个友好人士，有时她们会成为朋友。
值班警察通常是年长的警官，更像是父亲的形象。”
另外，在心理健康领域，社区明显做的不够，是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
主要是许多“脱北者”会遭受极度的创伤和不适应，但不太可能寻求帮助，也不知道到何处寻求帮助。
根据韩国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大约15%的“脱北者”有自杀念头，比韩国的平均水平高10%。
对此，分析家、心理学家菲特蒂茨基说：“对于脱北者，在韩国的生活毕竟是陌生的和孤立的，这不仅仅是她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还因为她们会被认为是异类。”
学习了相应的知识只是第一步，拥有一份合适的工作将是“脱北者”真正安身立命的法宝。
但这很难，金智英说：“朝鲜和韩国的教育完全不同，朝鲜人的工作机会很少，她们在面试中常常会遭到忽视。年轻女性通常是饭馆里的服务员，男性则是包装网上订单，或者从事建筑业。”
结语：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朝鲜“脱北者”，对于北边的朝鲜而言，无疑是叛逃者，背叛了祖国。
可要是站在正义的角度，她们也只是一群可怜人。求生的本能使得她们逃离了母国，而这大多是由于经济的因素促使她们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恐怕会引起韩朝两方的外交关系，乃至于影响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参考资料
《“脱北者”抵达韩国后会发生什么？》 BBC
《前朝鲜外交官李日圭的独家专访》 朝鲜日报
《朝鲜“脱北者”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201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