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比“远洋捕捞式”执法更恶劣的执法方式，被披露——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省“检查护企”专项行动开展工作情况，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记者在会上注意到一起趋利性执法司法典型案例：杨某某、占某某滥用职权案。

该案例显示，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务。

同年6月11日，杨某某、占某某根据事先查询的信息，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在车辆行驶途中，杨某某暗示沈某可以帮忙处理案件并索要财物。后沈某乘二人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德清县检察院以杨某某、占某某涉嫌滥用职权罪，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有期徒刑七个月。

如果不是检方新闻发布会发布，这起案件恐怕只会让人认为是电视剧的桥段。荒诞的情节，离谱的行为，就连接警的公安机关，也是认为他们在行骗，开始也只是以涉嫌招摇撞骗罪立案侦查，但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司法工作人员。

李逵干了“李鬼”的勾当，这种公然利用警权进行勒索犯罪的行为，严重败坏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声誉。而其对公众带来的心理冲击，不止于心有余悸。试想，如果沈某没有趁机跳车并报警而是被押回外省某县，结果会怎么样？如果杨某某、占某某没被抓被判，还会有多少企业家遭殃？如果不是跨省抓人，在“外省某县”报警会有用吗？

想象不等于现实，但却能足够说明该案对社会的震动。杨、占二人的行为，自然让人想起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远洋捕捞式执法”。但与该案不同的是，“远洋捕捞式”执法，是执法机关给外地企业进行大额行政罚款，以此“充实”本地财政，导致“办理一起案件、垮掉一家企业、失业一批员工”。而该案，则并非执法机关的公务行为，也并非为本地财政“捞钱”，而是执法人员以执法者的身份，通过执法手段勒索敲诈企业家为个人谋私利。

这种赤裸裸的公器私用，形式上满足了“正规办案”的要求，但执法动机就是直奔着为自己谋利而去。其危害性、恶劣性，远比“远洋捕捞式执法”更可怕。有人将之归类为“趋利型执法”，其实它比“趋利型执法”更明目张胆，可说是“勒索型”执法的典型了。

私带警械跨省抓人索财，这样的执法方式虽然是个案，但它对企业家、营商环境乃至地方经济的冲击，是不可低估的。不能对其掉以轻心，更不能给其任何生存的空间，只要露头，就应该一棍子打死。尤其是“外省某县”的相关单位，应该好好查查，还有没有这样的“个案”？当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典型的“个案”？预防类似“个案”，你们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