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与疾病漫长而艰难的斗争历程中，癌症无疑是最为顽固和可怕的敌人之一。“癌”这个字，乍一看就仿佛带着不祥之气。在中国古代，“蜒”通“延”，意为凹凸不平、质地坚硬之物，这从某种程度上描绘出了癌症的部分特征。而在西方，“cancer”一词来源于“crab（译作螃蟹）”，形象地形容了癌肿的形态和生长方式，恰似张钳伸爪的螃蟹，肆意侵蚀着人体。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癌症对于人类而言，就像是一声声无奈的叹息，每当面对癌症患者，医疗人员往往只能发出“唉，我们尽力了”这样沉重的话语。

然而，人类中总有那么一部分勇敢无畏、永不认命的人，这声无奈的“唉”逐渐有了转变，变成了另一个充满探索意味的语气词“诶”。当人们在无数次尝试中发现某个东西好像对癌症有效果时，希望的火种便开始点燃。随着这样的尝试越来越多，“诶”又进一步变成了充满惊喜的“唉”，那是一种在黑暗中摸索许久后终于找到曙光的感叹：“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治疗癌症。文章接下来带您深入了解人类波澜壮阔的抗癌历史，希望能不再谈癌色变。

癌症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生命一样源远流长。早在4000年前，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埃及医师，在一张长达4米多的莎草纸上，将当时已知的全部疾病精心编撰在一起，并为每一个疾病细心编号。在大多数疾病下面，都详细记载了相对应的治疗手段。然而在编号45的病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令人揪心的描述：皮肤下有鼓起的肿块，质地又硬又凉，而且不知以何种方式在皮肤下蔓延、潜伏。而在其治疗方案的标题下，只留下了一个简单却又无比无力的答案——“没有”。

谁也未曾想到，在之后将近4000年的漫长时光里，面对癌症，人类和这位埃及医师一样，几乎是束手无策。癌症患者一旦住进病房，能够活着离开的机会微乎其微。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错误地认为癌症是一种传染病，这使得癌症患者生前不仅要忍受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还要遭受来自社会的歧视和侮辱，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丝毫不亚于身体的病痛。

如何有效治疗癌症，成为了摆放在科学和医学界面前的一道极为严峻的挑战书。无数顶尖的科研人才纷纷投身其中，他们不惜耗费一生的宝贵时光，前赴后继地展开研究，可是治疗手段却长期停滞不前，癌症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当时的想象。

直到1858年，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菲尔绍打破了这一僵局。他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细胞病理学》，在书中强调“细胞皆源于细胞，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这一观点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体液病理学彻底决裂，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认识癌症的新窗口。既然癌症源于癌变的细胞，那么是不是切除这些异常的细胞就能够治愈癌症呢？与此同时，麻醉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手术给患者带来的疼痛和惊恐，于是癌症治疗由此进入了手术治疗的黄金时代。

鲁道夫·路德维希·卡尔·菲尔绍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美国的现代外科学之父——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1868 年，他进入医学领域，起因竟是不愿意继承父亲庞大的家产，不想成为一个在他看来朴实无华且枯燥的富二代。他是最早为病人进行胆囊手术的医生之一，有趣的是，病人是他的母亲，手术台就是家里的餐桌。他还是纽约第一位尝试阑尾切除手术的医生，尽管那次手术病人不幸离世。此外，他还为妹妹完成了美国史上第一例成功的输血，虽然当时他还并不清楚什么叫做血型匹配。

霍尔斯特德胆大心细且富有创造力，凭借其创新而复杂的手术在纽约声名远扬。1893 年，他成为霍普金斯学院的外科主任，并开始专注于治疗乳腺癌患者。随着手术案例的不断增加，霍尔斯特德遇到了一个长期困扰医生们的难题：即使切除了癌变组织，癌症仍会在患者的其他部位再次出现。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癌症的一个重要特性——转移，但在当时，这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

这位现代外科史上的巨擘大胆猜测，乳腺癌是呈辐射状向外扩散的，其他部位复发是因为临界的癌细胞从手术切口的边缘逃脱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扩大切除范围，进行更深层次的切割，或者说像挖掘一样大面积地去除组织，就能够避免癌细胞的逃脱呢？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不仅切除了患者的整个乳房，还包括周围的胸肌、淋巴结，有时甚至连肋骨也在切除范围内。简而言之，只要是能够切除且不会导致患者立刻死亡的部位，都被他纳入了考虑范畴。他把这项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手术称为根治性切除术。

1894年，他在马里兰州的大会上对这一手术进行了推广。对于那些癌症尚未扩散的患者而言，这种手术无疑是成功的。在霍尔斯特德的治疗下，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存活了至少三年，这一比例在当时是极其惊人的。越来越多的医生前来学习霍尔斯特德的手术方法，他们不仅模仿，甚至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将根治性切除术发展成了超级根除术，甚至极限根除术。

然而英国一位名叫史蒂文·佩吉特的外科医生在研究了735例乳腺癌病例后发现，癌症并非呈辐射状扩散，而是会突然从远处的某个位置冒出来，并转移到一些特定的位置。他提出了著名的有关癌症转移的种子和土壤理论。遗憾的是，在当时人们过分迷信霍尔斯特德的理论权威，没有人留意到佩吉特的这一正确观点。

在之后的 100 年间，不计其数的女性因为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性切除术而遭受了不必要的身体损毁。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医生的手术技巧多么娴熟，手术方案多么大胆激进，仍然会有相当数量的患者在术后出现癌细胞在其他部位复发的情况。一旦癌细胞扩散，手术对于癌症的治疗也只能是无能为力。霍尔斯特德虽然在癌症治疗这张答卷上填写了一部分答案，但很可惜，这份答案并不完整。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医学研究员们也在积极探索开发不同的治疗方法。1896年的冬天，在X射线被发现仅仅一个月后，一位21岁的芝加哥医学院学生埃米尔·格拉布，就决定在癌症患者身上进行试验，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的资格。X射线能够穿透皮肤，格拉布由此猜想，如果射线的剂量足够大，光线足够集中，是否可以烧掉手术无法触及的肿瘤呢？而且这种方法可以只作用于局部，不用像霍尔斯特德那样进行大范围的切割。

格拉布最初的试验结果很糟糕，病人死亡的情况很多且速度很快，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患者本身已经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格拉布所用的射线剂量完全是靠自己的猜想和摸索来确定的。在经历了多次惨痛的失败之后，格拉布用自制的X光机瞄准了一位乳腺癌患者的胸部，经过18个不间断的夜间治疗后，奇迹发生了，患者的肿瘤开始出现了萎缩。这种神奇的疗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放疗。相对于冷冰冰的手术刀，放疗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热刀”。格拉布也因此立刻被推上了医学的神坛，每天要接诊75名患者，一时间风头无两。

20世纪，波兰科学家玛丽·居里提炼出了镭，这是一种高放射性的物质，在当时被人们当作化解癌症的圣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放疗诊所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然而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种用于治疗癌症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强大的致癌因素。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因长时间接触放射性物质，最终死于白血病。格拉布在 20 多年后，全身长满了肿瘤，外科手术不得不切除了他的手、前臂和上唇，使他的外貌形如鬼怪，最终被患者所抛弃。早期的这些研究者们，往往因放射引起的白血病和骨癌而失去生命。但也正是他们的牺牲，为我们换来了如今相对安全的辐射剂量标准和诸多完善的保护措施。不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放疗依旧只对局部的癌症有效，如果癌细胞已经扩散，放疗就和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术一样，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人们迫切需要找到第三种攻克癌症的方法。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条约已经明确宣布化学武器为非法，但仍有几个国家在暗地里大量生产。1943年12月2日晚上，德国人轰炸了意大利巴里的一个重要盟军港口，美国海军一艘载有2000枚芥子炸弹的补给舰约翰·哈维号也被炸毁，船体释放出大片的芥子气，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海军方面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研究芥子气杀伤效能的绝佳机会，于是派遣了化学战专家斯图尔特·弗朗西斯·亚历山大中校去研究芥子气对船员以及附近人员的影响。

幸运的是，亚历山大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芥子气除了具有致人烧伤、产生水泡、导致失明和死亡等杀伤力之外，还留意到一个不易被察觉的细节：芥子气对细胞的分裂有抑制作用。由此，人们意识到芥子气的某些衍生物或许对治疗某些癌症会有帮助。1949年，氮芥成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第一种实验性化疗药物，并成功地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成功激发了科学家们对于其他化学物质的寻找热情，自此，人类与癌症的对抗进入了化疗时代。

当然，化疗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癌症在儿童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在全世界每年确诊的1400万癌症病例中，只有大约 2%的患者年龄在19岁以下。儿童癌症的主要病因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约占儿童白血病的70%以上。在50年前，这几乎等同于死亡宣判，患儿5年存活率不到0.1%，化疗只能缓解一段时间，病魔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直到1968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唐纳德·平克尔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他认为，如果按照当时的标准给予中等剂量的药物，会使一些白血病细胞逃逸，病情会在治疗停止后反弹。于是，他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即同时使用不同种类的化疗药，给予极限剂量，并配合若干次的放疗，对白血病细胞进行高强度、全方位的轰击。这种治疗方法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折磨，整个疗程最长可持续两年。但它发挥了显著的效果，患者的生存率不断提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也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通过化疗治愈的癌症。在此后的岁月里，研究人员继续进行大胆而持续的试验，不断完善治疗方案，摸索最佳治疗模式，去除不确定性，使得癌症治疗的答案越来越清晰。

如今，手术、放疗和化疗已经成为治疗癌症的三大重要手段，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从50年前的不到0.1%提升到了今天的90%。在发达国家，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霍奇金淋巴瘤、乳腺癌等癌症的死亡率大幅下降，降幅在25%-90%之间。4000年前埃及医师起草的疾病记录里，癌症治疗一栏再也不是简单的“没有”两个字。对于某些癌症，我们甚至可以骄傲地写下“治愈”。

这一切成果的取得，皆是因为人类有着永不屈服的精神。科研人员不愿认命，哪怕知道在95%以上的时间里只会遇到满心的沮丧和一无所获；患者们也不愿认命，哪怕知道新的治疗机会渺茫，九死一生。无数的弯路、失败、失望和死亡，堆砌出了现代医疗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生的希望。不可否认的是，癌细胞伴随我们进化了数十亿年，而且还在不断进化，手术、放疗、化疗目前还远远不能对付所有的癌症。但至少现在，面对癌症，我们不再手无寸铁、徒留叹息。更何况，不断进化的不只有癌细胞，我们人类也同样在进化，我们有信心在与癌症的长期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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