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指出“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
次日，台湾当局“内政部”宣布有关台胞赴大陆探亲的实施细则：从自1987年11月2日起凡符合规定条件者均可向红十字会登记赴大陆探亲，探亲每年以一次为限，除有特殊原因外，每次停留不得超过3个月，须经由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
国务院办公厅随即发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自1987年10月16日起施行，短短半个月时间，受理探亲登记部门准备的10万份申请表，就被思乡心切的台湾民众抢空。
大舅1991年3月1日从桃园中坜邮局退休，没了公职身份后，4月3日，就踏上了返乡的归程，4月4日抵达故乡，4月5日、4月6日到了祖林、姥爷姥娘坟前、外曾祖父母坟前、岳父母坟前祭拜告慰，以纾相思、歉疚之情。
4月6日下午，莲姐夫借了公社的一部车，开车带着大舅和舅妈前往宿羊山东北的汪场看望好友、也是和他同一条船去台湾的刘慎修学长的妻女。
刘慎修当时还没有退出公职，无法返回大陆。
一行人到了汪场村头，找到了刘慎修的家，他家和大舅一样，也是妻女苦守，同是海峡隔断人。
因为之前有过通信，大陆家人也因共同的亲人在台湾，而联系密切；莲姐夫一到门口，就被认出来了。
众人相见，自然无比亲切。刘慎修妻子热情留饭，但因为司机有事需要返回，只能稍稍停留，拍了几张合照，就随车返回了。
4月7日是星期天。早餐后，大舅说约了台湾友人，想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逛逛，16日再返回来。
三舅提议大舅，既然平安返乡了，还是到乡公社打个招呼吧，乡里对台胞返乡还是很关心的。
在乡公社，大舅见到了副乡长和办公室主任，作了礼貌性寒暄，也算是阔别已久的游子在乡政府里面点个卯。
一别43年，乡公社的建筑还残留着一些历史印迹，比如围墙角落的标语、台阶的大青石，门口的大槐树......大舅不禁想到当年在公社（当时还叫“乡公所”）门口前集合，被拉走当民夫，差点丧命的情形，那时姥娘几次迈着小脚去黄集给送饭......
如今，物是人非，大舅给三舅讲起他被拉夫，九死一生的经历，三舅听了直叹息，那时三舅才七八岁，只记得姥娘一早背着煎饼包出门，很晚才回来，累了一天，还流着眼泪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的纳鞋底，佝偻的影子在土墙上一晃一晃的。
两兄弟回到家，三舅找到尘封多年的姥娘的针线筐，翻到了姥娘给大舅做鞋时的底样，几层鞋样中间，还有大舅读私塾时习字的字帖，字迹都已模糊不清，大舅睹物思情，眼泪又止不住了，他细心的整理一下姥娘的针线筐，好像又回到了50年前......
知道大舅探亲之后，亲戚们都陆续赶来了，二舅门口围着的村里近房也很多，二舅热情的招待，大舅那几晚都住在了祖屋，搜寻一下儿时的回忆。
相对于其他兄弟姐妹，各自一家人，二舅形单影只过了那么些年，对第一次返乡的大舅，存有特别的依恋，几乎寸步不离，及时给大舅介绍亲戚和近房，大舅一一含笑相待。
下午，二舅提议合影，兄弟姐妹之间、近房本家之间、二代三代之间.......拍掉了几盒胶卷。
（30多年后，再回看那些照片，真是满满的时代感，那次我母亲为了显得年轻，还第一次染发了，在大舅面前显得非常拘谨，毕竟，兄妹分别时，我母亲才11岁，对读私塾、写大字、吃干饭的大哥，还是很敬畏的）。
台湾舅妈性格爽朗、热情大方，她给每一个晚辈都准备了红包，男女都一样、亲疏都一样，无论是侄女侄子，侄女婿侄媳妇，还是外甥外甥女，外甥媳妇外甥女婿，都是一人10美元，说留个纪念；她还给每个兄弟姐妹都送了一个金戒指，一边送还一边哈哈大笑，说这都是大舅的钱，她拿来送人情。
舅妈和大舅婚后，就没上过正式的班，孩子大了后，偶尔去夜市、超市、公园等地方打打工，不为挣钱，主要是与人接触。
舅妈比莲姐还小几个月，他性格外向，爱说爱笑，讲起台湾的趣事，聊起大舅闷葫芦的性格，自己都把自己说笑了，毫无芥蒂的乐天派；舅妈这样的性格，让略显沉重的团聚气氛活泼了很多。
4月8日，按照大舅、舅妈和台湾友人的约定，一行人准备前往杭州游玩，随后舅妈和台湾友人先行经过香港回台；大舅游玩后，再返回家乡，单独住一段时间。
计划没有变化快，1991年时，国内旅游市场还没有走向正轨，交通运输订票系统也没完善，大舅和舅妈的杭州之行，因次次购票折腾，没有达成，但在苏州停留了几天，故地重游，大舅也是别有一番感慨。
（待续）
附：700美元的故事
在岱山街，大舅、三舅遇见了二姨和她的儿子“面疙瘩”，当街略事叙谈，“面疙瘩”故作热情、夸张地说，准备在街里采购一些土特产，让大舅带回台湾。
大舅赶紧摆手，让她千万别买，飞机托运行李重量有限制，买了也无法带走。
大舅在返乡前，给“面疙瘩”邮寄了700美元（因为觉得这个外甥年纪较长，又是李集小学的校长，应该见过世面，懂事明理，有所承当），让他去县里兑换成人民币后，每家分一些（怕在乡里，美元兑换人民币不方便），但那次面疙瘩去县里取了美元后，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存起来、昧下了；
大舅返乡后得知“面疙瘩”并没有给每家分钱，心里不悦、嘴里没提，想的是“面疙瘩”可能忘了，给他留几分面子，希望他良心发现后，把钱取出来，但直到大舅和舅妈离开家乡，“面疙瘩”也没有主动拿出这笔钱；
这笔不多不少的钱，是大舅返乡不愉快的经历之一，想起来，就有些寒心，他没想到，为人师表的外甥“面疙瘩”竟然贪财到了这种地步。
大舅是个老派厚道之人，对于这被“面疙瘩”昧下的700美元，两次返乡都没提，直到第三次返乡时，见“面疙瘩”还没提这茬，当二舅、三舅提出给姥爷、姥娘砌墓碑时，大舅委婉的说，钱我可以出一部分，剩下的部分，让李集出，二舅、三舅还不解其意。
但大舅也只是点到为止，仍然没有说破，直到台湾舅妈后来憋不住了，返回台湾后，给三舅写信，提了700美元之事，三舅才了解了其中原委。从此对贪财的“面疙瘩”，更是无语，无语到不愿搭理。
“面疙瘩”克扣大舅钱的表现，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都觉得台湾来的老兵有钱，心思不正的都想吃唐僧肉，捞点讹点。
殊不知，大舅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也是一点点攒下的，每次返乡都耗费巨大，回到台湾从从头开始节省。
对于面疙瘩的表现，只能用“无耻”来形容了。
后来大舅在给我的信中说，“怀念老家，但真的不喜欢老家的一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