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魏晋南北朝的主题是胡汉的民族融合、南北的地域融合、草原文明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势力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都在进行制度创新，以试错的方式验证出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隋唐能够成为世界性帝国，雄踞东方，除了胡汉融合之后的强悍武力的作用，更多还是制度优势。
要想说清楚南北朝的制度就必须得从秦汉说起，以一条完整的历史线来理清南北朝制度创新的必然性。
严格来说，秦汉制度并不是所谓的三公九卿制，而是丞相九卿制。丞相制度最早创始于秦，其参照的是管仲的相国内阁制，丞相的权力几乎覆盖了秦国的所有政务，但本质上也只是秦王的幕僚长，从属于王权。
为了防止丞相坐大，秦国一般都是引用从别国来的士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东士人在秦国没有任何根基，只能无限服从于王权，并不会发展为尾大不掉的世族，商鞅、张仪、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都是其中的典型。
同时，秦王还可以将王权和世族的矛盾转移到丞相身上，必要时，以牺牲丞相来平息内部情绪，比如，秦惠文王为了平息世族的情绪杀掉商鞅。而且，丞相制度也是秦王制衡军界的一把利器，因为，随着军队的职业化，武将已经悄然崛起，成为威胁王权的重要势力。所以，形势倒逼着秦王必须打文武制衡这张牌，为什么秦昭王会在范雎和白起之间选择了范雎，原因就在于此。
世上的事，有些是不能摆到台面上说的，就像秦王重用六国士人，他只会说这些人有才，能带动秦国的快速发展，而绝对不会说自己用这些人更多是为了维护个人权力。
但是，如果出现秦王孱弱的情况，丞相还是会有坐大的风险，比如，吕不韦就在辅佐少年嬴政的过程中以时间为杠杆，长期经营，最终在秦国强势崛起，造成天下人只知有相国而不知有秦王的局面。
如果丞相的人选由外戚出任，其对王权的威胁就更大，最典型的就是昭王时期的穰侯魏冉、嬴政时期的昌平君芈启。
所以，秦王亲政后，为了收回王权就只能向丞相宣战：昭王联合范雎将舅舅魏冉踢出局；秦王嬴政以嫪毐事件为由将吕不韦赶回河南封地，随后赐死，完了再将昌平君踢出局，最终实现了王权的回归。
这是权力的需要。
始皇一统之后，又置太尉主管军政、置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初步实行三权分立，所以，我们都认为，这是三公九卿制度。但事实上却是，太尉一职并不常设，御史大夫的级别也只是上卿，相当于副丞相，丞相依然是垄断政务的存在。当然，秦国也以设立左右丞相来分割相权，比如李斯和冯去疾就曾同时出任左右丞相。
沙丘政变，中车府令赵高通过拥立之功强势崛起，在打倒李斯之后又出任了丞相，在垄断朝政之后甚至拥有了废立秦王的权势。
可见，帝国会不会出现权相，和皇帝的控驭能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全面复制了秦国制度，但由于西汉的宰相是由功臣中的领军人物来担任，所以西汉的相权是全面崛起，皇权已经全面内缩到宫廷，只能垂拱而治，汉惠帝就是其中的典型。就是汉文帝、景帝这样的雄主有时候都得向宰相作出让步：汉文帝目送丞相周勃下班、为了安抚其情绪将贾谊外放；景帝面对丞相周亚夫对其部分决策的否定无可奈何。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汉也曾设左右丞相来分割相权，只不过是间接性执行，更多时候还是一人垄断政务。
西汉的相府组织庞大，掾属达三百六十余人，这是历史上相权最高、最完整的时期。
对于丞相的岗位职责，西汉的陈平说得最明白：“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相比秦朝，汉朝的相权明显有所扩张。虽然西汉有太尉、御史大夫、大将军的编制，但由于太尉和大将军并不常设，所以西汉本质上还是相权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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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在生前为什么以谋反之罪杀了丞相周亚夫，就是怕少主刘彻驾驭不了他。
基于此，西汉皇帝就非常有集权的需要，于是到了汉武帝时就大力发展内朝来制衡以宰相为代表的外朝。具体做法就是将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执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的尚书提拔起来，赋予其决策权来制衡外朝。
当然，汉武设立大司马也是为了分宰相的权力。同时，武帝还以频繁更换宰相的方式来防止相权的坐大，导致宰相在汉武一朝成为了高危职业，公孙贺在收到让自己做丞相的任命时竟然惊慌失措，对出任丞相一事很抵制。虽然公孙贺在任内战战兢兢，但最终他们父子还是难免身死的结局。
经过武帝朝的转折，相权已经被部分分割，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大将军、录尚书事已经成为帝国权力的代表，比如霍光。霍光不仅权倾朝野，甚至在废立皇帝一事上可以直接挟持宰相，逼其就范。
到了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以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试行三公制度以分割宰相的权力。此时的尚书已经实现了分曹治事，大臣有罪，由尚书劾奏，皇帝责问大臣，由尚书受辞，相关人事，也由尚书定高下。尚书已经由秘书发展为决策群体，三公基本被架空。
王莽主政时，定三公之号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王莽自为大司马。
有了西汉的实践验证，光武帝在东汉继续推行三公制度，但是却将权力转移到了台阁，进一步拔高了尚书在政治机构中的权力，三公权力旁落，成为了名誉称号。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随着乱世的到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曹操为丞相垄断了所有权力，同时代的吴国和蜀国也实行丞相制度，蜀国甚至出现了在后主刘禅时的二元政治：丞相诸葛亮负责一切政务、军务，皇帝刘禅只负责祭祀、垂拱而治。到了蒋琬和费祎执政时，虽然改称大将军，但还是行使丞相的实权。几乎复制了西汉初年虚君制的做法。
所以，现实又倒逼着皇帝必须得再次分割宰相的权力。曹魏的做法是，继续设立三公，但是却不给实权，将其作为摆设，而实际权力却归于尚书。
但是呢，随着尚书对政务的不断渗透也对君权产生了威胁，于是曹操就另置中书，作为秘事、要事的决策机关，侵夺了尚书的决策权力。史书记载，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使典尚书奏事。
文帝曹丕即位后，改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右丞，让其执行之前尚书的权力。
自此，中书省正式成立，掌管机要，参决大政，撰拟诏令，代替尚书成为朝廷的决策机关。而尚书省呢，又成为了执行机构。
这里说明一下，中书之官，起于西汉，与尚书的职能相同，不久废除。到了东汉桓帝时，置秘书监，后来又作废。
等于是，曹魏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又将此前的制度恢复了而已，魏武置秘书令丞，魏文改中书。
司马氏代魏建晋之后，置太宰、太傅、太保以为三师，置大司马、大将军以为二大，加上之前的三公，号为“八公”。
但八公本质上只是名誉称号，是朝廷为了用财富换取世族手中权力的手段。
由于中书在魏晋的权力占比较重，所以即使有宰相，也将中书称为凤凰池。中书对于政治的渗透由此可见。
完了晋朝又置中书舍人，后改称通事舍人。皇权为了制衡日益权重的中书令，往往通过中书舍人来对其进行架空。
到了东晋时，皇帝又往往与身边的侍中参议政事，逐渐对中书进行架空，于是门下省诞生。
可见，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都是皇帝为了架空相权而设立的政务机构，最终实现了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离，而决策又政出多门互相制衡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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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就正式实行了三省六部制，此后，一直到封建帝制结束，三省六部制都始终是历代的主要政治模式。
随后，在三省六部的制度优势和胡汉基因融合的武力优势的加持下，隋唐一跃而成为世界性帝国。
从表面上看，三省六部制是成型于南北朝，但实际上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周期，是从汉代就开始的政治博弈，最终在南北朝的乱世得以落地，制度化。
所以，对于南北朝，我们绝对不能从战争层面对其进行否定，本质来说，南北朝是以乱世完成了对先前制度的创新、定型，对汉人武力基因的升级。
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