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出生于山东济宁微山县鲁桥镇，登州（今山东蓬莱）人。
戚继光爱国精神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孤立自成，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亲身的践行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及综合环境作用下逐步养成。
动荡的国家环境明正统十四年，西蒙古国进犯明王朝，明军惨败；明景泰八年，明英宗朱祁镇家复辟登位，繁盛的明朝开始由盛转衰，吏治腐败，海防废弛，卫所空虚，明军战斗力下降。
明嘉靖时，南有海盗倭寇横行霸道，百姓哀声载道，民不聊生；北有蒙元余部虎视眈眈，南北夹击，扰乱边防安宁，国家动乱不安，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俗语道“时势造英雄”，将星戚继光应运而生。
长辈的言传身教戚继光祖辈皆为将星，初有因护卫明太祖朱元璋革命而牺牲的六世祖戚详，后有善勇足谋，承袭父业，忠于职守的五世祖（戚斌）、四世祖（戚硅）、三世祖（戚谏）、二世祖（戚宣），长久以来形成了刚毅忠勇的优秀家风。
因戚宣膝下无子，便将侄子戚景通（戚继光之父）定为戚家世袭继承人。承袭后的戚景通不负众望，廉洁自律、刚毅果敢，屡屡立下汗马功劳，被举荐为“孝廉将军”。
此外，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和祖母阎氏品德高尚，忠孝节义，教子严格，戚母离世时，戚继光尚幼，父亲的刚正不阿及祖母的关怀备至在他成长的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典故“题著新壁”“限绮四户”“痛毁丝履”中可以看出戚继光从小养成俭以养德的心境。
戚父56岁时老年得子，“继光”之名即意味着盼望其子继承戚家优良家风，承袭戚家祖业，立志做一名能够为君解忧、为国效力的人才。
因此，戚父尤为注重对戚继光的军事素养及品格的教育。戚继光进京述职时，正值戚父病重，戚父临行嘱咐“吾遗弱者，毋轻用之”。
众人皆以为戚景通之意在于嘱托戚继光不要浪费银钱，但殊不知，戚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在儿子临行前百般强调的是“承袭至祖上的名望、声誉”，当然，戚继光一瞬间便明了，面对父亲的再三叮咛，戚继光真挚地答道“儿当求增，何敢轻用”。
良师的循循善诱俗语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良师对于一个人的塑造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点对于戚继光而言，也无处左右。
戚继光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梁玠，同为登州府蓬莱县人的梁玠对于戚继光的德性养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幼年时，戚继光择良师而从、不耻下问；承袭官职后，碍于习俗官员不可徒步外出求学，良师梁玠更是坚持上门授课，戚继光自然便可受教于府中而不违世俗。
得遇父辈及良师加持，戚继光孜孜以求，饱读诗书，学贯笃行；良师逝去后，戚继光心痛难耐并为其书写《墓志铭》《祭业师广文梁中谷先生》。
理论的日积月累汲取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在博览经典的基础上，戚继光形成了完善的军事理论观念。其理论主要来源于以《武经七书》为教本的兵法理论和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孔圣儒学。
中国兵法理论源于殷周，成于春秋，至宋代形成《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三略》《六韬》《尉缭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其中，戚继光尤为崇尚孙子的军事理念。
他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加以自身的理解，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诸如戚继光在孙子“齐勇若一”（《九地篇》）“知兵之将，生民之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此外，戚继光还在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计篇》）的策论基础上加以丰富，创造性地提出了“算定战”，主张一军将帅在战前一定要考察多方面要素，不可对战场抱有随意、含糊的态度，做到尽最大可能保障将士的安危，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糊涂战”。
处于统治者推崇儒学年代的戚继光自然深受儒学熏陶，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当数《大学》。如儒学大多数推崇者一样，戚继光同样信仰“修齐治平”人生观，即“修”个人素养，“齐”家庭和睦，“治”国家太平，“平”天下大同。
面对功名利禄，戚继光也秉持着“仁”的理念，他曾这样写道“民生，仁，天下为己任：尽分以为心，安民以为志，庶功名、富贵、是非、毁誉，不足以累”。
在戚继光眼中，功名利禄乃是过眼浮云，荣华富贵更是累身枷锁，安民、卫国才是他认为君子应当追求的“仁”当然，戚继光亦是一位说到做到、有勇有谋的将帅，南可抗倭，北可御鞑，戎马一生，无一败绩。
报国信念与传承价值爱民护国人民是国家的基石与根本，国家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参与和贡献。作为国家的基石，人民在社会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
戚继光曾言：“安民以为志，庶功名、富贵、是非、毁誉，不足以累”戚继光将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视为浮云，将民众幸福和谐、生活安稳定为自己的志向与追求，可见，人民在戚继光的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的，不可动摇的。
戚继光此言既表达大明王朝对士兵地位的看重，又表露出戚继光对护卫百姓，守卫国家的职责的坚守。他还曾说：“用兵非邀功也，以安民也”。由此可见，他始终将守卫百姓、国家的职责牢记在内心中，体现在言语内，落实在行动上。
实干救国戚继光的思想都体现在他的行动中，戚继光爱国精神的直接体现便是实干救国。戚继光是一位实干家，言出必行，自承袭官职起，一直坚守在一线，不论抗倭或御虏，在实战中将自我与百姓安全、国家安危血肉相连。
1544年戚继光初任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1548年率领卫所士卒戍守蓟门，1550年督防京都九门总棋牌官，1551年重守蓟门，1553年总督山东沿海抗倭的都指挥督指挥佥事，1555年赴浙抗倭，1567年起，率部激战岑港，再护温州，保卫台州，血战林墩，攻克平海卫，解围战仙游，渡海登陆战横屿等一系列著名战役充分彰显了他超脱的军事作战才能。
不论十六年的御虏经历或十二年的抗倭生涯，百余次激战未尝败北。戚继光用一场场胜仗作答了什么是“干实事，图实战、实功，以报国耳”。
创新兴国戚继光在注重实际效用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发表两项重要军事理论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中指出：“……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拘泥于法。”可见戚继光重视前人成果，但并不刻板保守，而是在主动结合前学的基础上，从事实出发，创造性地加以推陈出新，形成了在当时具有轰动影响的、具有完善体系的作战指导理论。
戚继光除创新军事理论外，还有诸多方面的创新理念得以践行应用，比如他对兵源把控的新要求、新规定。
戚继光招兵时提出独有的选兵“六不要”，对兵源质量把控到位，为后期战争获胜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他还进行兵制改革、训练改革、战术改革、编制改革等。古语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戚继光对于武器装备的创新极大提高了作战效率与取胜概率，比如他发明狼筅、虎蹲炮、空心敌台、“无敌大将军”炮、“三飞”炮、“钢轮发火”炮等火器装备，极大推进了中国由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的演进。
在阵法方面，他创设鸳鸯阵，有效扭转我方应对倭寇时的不利局势，挽救明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为百姓创设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切实做到了创新兴国、创新强国。
舍身为国戚继光曾说“将者，死官也”，他已在心中认定，将士理应为民、为国戍守一方，将帅就应时刻准备为国、为民牺牲。
他曾言：“受妊之初，此身即为国家之身”。戚继光承袭其父戚景通的世袭爵位，坚定“尽忠报国，分内事”的理念。
戚继光时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看到山东沿海一带因遭到凶残倭寇掠夺而悲惨生活的百姓，悲愤的他留下著名诗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一心为国，不仅不看重功名利禄，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是纯粹的、浓烈的，表现出来的忠诚、奉献和勇气，为后人树立崇高榜样。
正因为如此，他不轻视每一个敌人，重视每一场战争，每次作战前都进行地形考察、对手分析、提前演练等，因此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从未打过败仗。尤其是在南下浙江、福建浴血奋战的岁月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报国，在一言一行中彰显的爱国精神与护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