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初，刘邓率领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配合下，正式吹响了解放大西南的号角。

当时，蒋介石仍然希图保住西南一隅，大肆抓壮丁扩编部队，并以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组成十五兵团，并任命罗广文为司令员。

可殊不知，罗广文当时在我党感召之下，已经决定起义。

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胡宗南乘坐飞机逃到海南岛后的两天，罗广文率15兵团在川西安德起义，走上了光明之路，贺老总闻讯后，立即对罗广文部致贺电，并表示热烈欢迎。

1950年1月，罗广文兵团奉令开赴川北蓬溪接受改编，为此罗广文特意派了本部少将副师长马士弘作为联络官，赴西南军区向贺老总汇报（贺老总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

马士弘到贺老总办公处时，还不等汇报本部情况就惊奇的发现，站在贺老总身旁的人是他亲弟弟马千木，时任川康川康特委副书记。

当然，马千木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笔名——马识途。

马识途老先生已经于2024年3月28日去世了，我们了解到他的情况，更多的是他的著作，比如《夜谭十记》，其中有一节名为《盗官记》，后来被姜文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搬上了大荧幕。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马识途老人写书只是副业，他的主业是闹革命呢！

马识途老先生的父亲马玉之在四川军阀混战的那个年代，在刘湘手底下做过三任县长，所以得益于这样良好的家庭关系，马识途老先生兄弟们绝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上学那个年代，马识途就接触到新式教育，除了课本上的知识外，还特别爱读武侠小说，大约是那个年代的人都过得太艰辛，特别渴望有个大侠出来拯救他们。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马识途逐渐意识到，拯救不能依靠别人，还是只能依靠自己。

在家训“本家弟子必须出峡”的规定下，马识途乘船东出三峡，去往北平，也就是在北平读书期间，赶上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以后，马识途踏上了抗日救亡之路。

也就是在马识途踏上抗日救亡之路的同时，他的三哥马士弘直接选择了投身军旅。

马士弘比马识途年长四岁，当时在北平读大学，眼见日寇入侵，心中满腔愤怒无处发泄，恰好当时黄埔军校第十一期在北平招生，马士弘就投考了黄埔军校。

1935年10月，马士弘黄埔毕业以后，起先是被分配到四川，在邓锡侯部川军28军163师任职。应该说，蒋介石当时这一手安排，是为了把地方部队中央化。

不过，不久之后，马士弘就接到了陈诚嫡系罗广文的邀请，出任第18军第14师42旅侦察连连长。

马士弘也就一步迈入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抗战爆发后，马士弘随部队参加了淞沪会战、常德会战、石牌要塞保卫战等等。

只是马士弘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弟弟在他离开北平以后，会完全踏上同他选择完全不同的路。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了东北，紧跟着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当时整个平津地区都被战火的阴云笼罩。

1933年，日军进逼天津，北平也不是很安全，马识途于是南下到上海，继续中学学业，也就是学习期间，马识途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也可以这么说，中学阶段为马识途奠定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根基。

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期间还参加了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请愿游行。

那时候的马识途虽然坚持抗日救国思想，但骨子里并没有太多倾向革命，他主张的乃是工业救国，所以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时，考的是化学工程系。

不过随着七七事变爆发，马识途也感觉到，所谓“工业救国“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几乎就是在同时，马识途接触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

图|马识途与失散多年的女儿合影

1937年10月，马识途与同学一起，手持董必武的介绍信来到鄂豫皖边区中心，参加了方毅主持的党训班学习。

1938年8月，经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介绍，马识途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入党时，马识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现名，取“觅得正途、老马识途”之意。

整个抗战时期，马识途一直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并时不时的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先后担任过枣阳县县委书记、鄂北特委委员，鄂西特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务。

也因为积极从事地下工作，马识途迎来了生平第一次危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鄂西特委北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也因为这当中出现了特务，导致了大批的党员干部群众先后被捕，这其中就包括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

马识途与刘惠馨结识于1939年，因为一起从事地下工作，慢慢产生感情，只是很遗憾，刘惠馨被捕时，两人结婚才一年，女儿出生在一个月。

同年11月底，刘惠馨被敌人杀害于湖北恩施，时年26岁。

马识途那时还顾不上妻子女儿被捕，因为他自己也受到了通缉，命在旦夕。

关键时刻，是老父亲马玉之亲自出面，说动了已经是国民党军少校参谋的哥哥马士弘出面，马士弘凭借身份冒着极大的危险赶赴重庆，把四处躲藏的弟弟接回四川忠县老家躲避。

马识途也得益于此，幸免于难。

图|马识途于2021年留下的手迹

马家兄弟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特别是在建国后，被传为美谈，但很少有人知道，整个抗战十多年时间里，马士弘与马识途两兄弟就只见过这么一面。

马识途躲回老家以后并没有闲着，而是通过党组织关系转移到了云南昆明，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正在招生，马识途遂拿出自己的高中毕业证，在上面填笔改名报考，期间继续从事学生运动。

也是从这一时期，马识途开始撰写文章发表，后来他所撰写的小说，很大一部分都是取材于这一段时间的革命经历。

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马识途被派往滇南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同时领导游击战争。

1946年8月，马识途奉调任四川成都工委副书记，不久后，成都工委撤销，另立川康特委，马识途仍任副书记。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马识途都在领导地下斗争，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可也正是因为成绩突出，引起了敌人注意。

1949年1月，因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造成了特委北敌人破坏，大批党员同志都被捕入狱，后来都牺牲在解放前夕。

当时，马识途因任川康特委副书记，在极为危险的境况下隐蔽在成都，负责掩护未暴露的党组成员转移，直至2月才被安排赴香港汇报工作。

这也是马识途人生之中遭遇的第二次危险。

1949年4月，马识途辗转至北平，后来跟随四野大军南下接管武汉。

当时二野计划进军大西南，为了顺利接管，抽调了包括马识途在内的原四川党组织成员到南京汇报情况，马识途根据组织安排，被安排到了西安，随同贺老总率领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入川。

因缘际会之下，马识途、马士弘在成都重逢。

尽管历经艰辛，但终于守得花开见月明，马识途、马士弘两兄弟都享高寿，活了百岁有余，马士弘晚年也致力于撰写回忆文章，讲述自己当年抗战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马士弘作为抗日战争亲历者，还曾出席法庭作为证人，证明日寇屠杀的暴行。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马士弘作为证人出席了沈阳的审判，明确对审判的一名日本战犯说：

“你们当时杀了521个人。”

在铁证之下，那名日本战犯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永志不忘。”

2014年，马士弘将自己撰写的抗战经历以及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的文章集结出版，名为《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马士弘以百岁高龄出席了出版座谈会，并亲笔撰写了发言稿。

尽管已经年过百岁，但马士弘老人仍然声音洪亮的表示：

“愿意为国再上战场。”

同年，马识途的《百岁拾忆》公开出版，巧合的是，当时哥哥马士弘同样以《百岁追忆》也同时出版，两位百岁老人共同回忆了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让人不仅有些感怀。

2016年5月8日，马士弘因肺部病变去世，享年105岁。

马识途比兄长更加长寿，而且直至晚年仍然笔耕不缀，哥哥病逝同年，马识途查出患有肺癌，但入院治疗后不久即痊愈，出院后的马识途仍然觉得宝刀不老，又投入了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按照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

“打倒病魔以后，就是想找点事情做。”

直至2020年7月5日，马识途才彻底宣布封笔。

2024年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