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正式恢复，让更多的学子们有了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

可是，河北省故城县却被查出一场高考舞弊案。邓公得知之后，顿时勃然大怒，并且做出明确指示：涉事人员必须从严处理！该开除的开除，该重判的重判！

这场被称为新中国“恢复高考舞弊第一案”的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1952年开始，新中国开始了高考制度，一众学子都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到大学中接受高等教育。

到了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活动已经全面停止。

毛主席发现了这种行为的弊端，提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出优秀的学生，到学校中学习之后，带着知识再回到生产和实践中去”的指示。

各大高校迅速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随后在1971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中，国家做出了规定：

恢复高校的招生和教育活动，招收的对象是初中毕业且从事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恢复招生到1976年，高校一直都按照四条原则进行招生，那就是学生自愿报考、群众向上推荐、领导审核批准、学校复查核实。

在那七年的时间里，有94万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中接受了高等教育。虽然从人民群众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意愿是好的，并且也成功培养出一批建设社会的栋梁，但是这种形式的招生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由于入学只需要本人申请、由群众推荐，领导和学校在政治方面的审批通过，学生就可以进入学校学习，并没有设立文化门槛，从而直接导致入生源的教育程度高低不齐。

把这些对知识接受水平的学生放在同一课堂里，无形之间给教育的组织和实施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口号是“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这就让教师们不得不以最低的文化水平为基准授课。

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著名教育家何东昌对此现象实为无奈，“清华中学”的戏称正说明了当时的那种现象。

1973年，为了解决这样的窘境，部分高校在入学时加上了入学考，结果却考出了一大批的“白卷”。

1977年，邓小平针对高校的这种情况，在长沙工学院的时候指出国家发展科技，必须要同时抓起教育。

邓小平认为，高等教育首先要两条腿走路，不仅高中毕业生可以上，工农兵也要上；同时要设立一定文化门槛，也就是要设立入学门槛、入学考试。

“不管招收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进行考试，考试不合格的坚决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谁都不能走后门，多大的人物都不行。”

这些话表明了邓小平对改善高等教育现状的看法和急切心情。

1977年6月，在教育部的高等院校招生会议上，通过了当年的招生方案。这个方案的招生方案沿袭了以前的流程方法.

但是在对学生的要求上有了一些变动：明确规定报考学生一定要有高中毕业或者等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8月初，教育部把这份报告意见呈送给国务院，当天下午，邓小平就拿着这份报告出席了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是科学院和教育部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从国内各大学院中找来的专家、学者。这里面既有八十多岁德高望重的权威教授，也有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

在大会上，邓小平向参会的教育工作者们表示，这次会议请大家来，就是要听听大家对教育工作的意见。怎么能够让教育更加科学、更加系统、更加符合四个现代化。

无论是学员、学制、教材、管理方法等等任何方面，只要是有不同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

邓公的直白，让参会的学者们很快就放下了心中的包袱，他们纷纷畅所欲言，从改善教材、提高教学质量，到改革招生制度，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科学院的邹承鲁教授，他对之前的那种“举荐式”的招生方式提出了意见。他认为那种方法会成为滋生“走后门”形式的温床，要保证高校的教学质量，入门时候的门槛是首要关键。

清华大学的何昌东再次点名了“清华中学”的情况，许多学生入校之后不是进行高等教育，而是要从小学知识点开始温习，再学习中学知识。

邓公插了一句话，“那就叫清华小学好喽，还叫什么大学啊”。

武汉大学查全性的发言长达十五分钟，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他指出：招生问题是保证高校教育质量的首要条件。

这就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提供的原材料就是不合格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一样不合格的残次品。

入学的新生质量不能保证，那么就不能够保证整体的教学质量，这主要就是因为现有的招生制度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同时表示：如果要改，就要彻底改，而且还是宜早不宜迟。

原本与会人员是想推迟半年，等制度完全改进之后再去招生。但是邓公听了之后，当即表示：既然今年有时间，那就抓紧时间，坚决一点，争取今年改出来、新生招上来。

邓公的决定让参会的人们欢欣鼓舞，同样给教育部门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9月，邓公对教育部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等人进行谈话，指出“你们的工作还不够主动、不够积极。

不要怕出错误，要放手去抓、大胆去干，要独立思考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找中央。”

在邓公的极力推动下，教育部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华国锋、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10月，在邓公的指示下，政治局通过了教育部《招生意见》的几项更改：扩大招生范围、放宽招生年龄和婚姻限制、简化政审条件。

就此，高考改革制度正式更改完成，《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在最明显的位置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这个消息如同滚滚春雷一样，打动了全国青年们的心。

1977年11月，制度改革后的首次高考正式开始，570多万多名考生满怀希望走进考场。

然而在这一批考生中，还是有人动了歪心思。

河北衡水市故城县委书记马连宝有6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和三女儿在前几年分别被“推荐”进了大学，今年本应是他的第四个女儿被“推荐”到大学的，谁知道中央突然下发了高考改革的文件。

如果让他的女儿凭本事考进大学，马连宝自己都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难道女儿的大学之路，就这样被堵上了？

为了女儿的“未来”，马连宝横下一条心，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开始进行了这场精心安排的“运作”。

马连宝的女儿当时正在郑口中学上学，并没有毕业。按照最新的报考要求，马连宝的女儿并不符合报考要求中的“择优考试”。

马连宝先找到故城县教育局的局长和招生办主任，违规送上了礼品，教育局长和招生办主任也答应了会“尽力”安排。

通过违规手段得到了报名资格之后，马连宝多次联系考点的负责人，通过手中的权力对其施压，强行把他的女儿安排在四名尖子生的旁边。

马连宝对安排在女儿身边的尖子生反复挑选，最后在三次更换座位、两次更换考号的情况下才确定下来座位座次。

不过，马连宝对女儿的情况还是了解的，他生怕女儿不能够“考”出好成绩，干脆花重金从五十里外的县城雇了一个数理化各科成绩都很好的“枪手”。

马连宝再次动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把这名枪手安排进了考场。

看到了马连宝的“能力”，那名枪手也对马连宝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帮助”他的女儿考出好成绩。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马连宝似乎已经看到女儿“考进”大学的样子。这次考试是我国唯一的一次在冬天进行的高考，考生们却都丝毫没有一丝寒冷，甚至有人已经冒出了热汗。

面对可以改变人生的考试，人人心中都无比紧张。马连宝的女儿却并不紧张，因为她知道父亲已经给她做好了一切准备。

考试开始之后，马连宝的女儿就在监考老师的注视下左顾右盼，抄得好不快活。很快，马连宝安排的其他“辅助”人员也登场了。

一名巡考的老师，在询问考生是否需要药品的时候，把马连宝女儿不会的题目带出了考场，在外面做好答案之后又带进了考场，交到马连宝女儿的手里。

这样明目张胆的舞弊行为，当然无法逃过所有人的眼睛。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学生和老师发现他们的行为之后，事情开始向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

这些学生也想能够在千军万马共过独木桥的竞争中进入高校，那些老师和官员们也有亲朋故友想进入大学。就这样，马连宝的操作很快就被复制出来。

考场外，大批的枪手忙碌着解答考场内递出来的题目；考场内，考生们也都在忙碌着誊抄外面递进来的答案。

舞弊就像肆虐的疫情一样，从一个考场迅速蔓延到整个故城的考场中，全程参与这件事的张砚生居然明目张胆地搞了一个“答题班子”，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考场舞弊。

在短短几天的考试期内，考场内外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肃静庄严变得喧嚣吵闹，有人在大声讨论答案，还有人为了方便传递答案把墙掏出一个窟窿。

考场中还是有人不愿参与到这些人的行为之中的，他们与监考官争论、斥责作弊的学生，还有人在考卷上提出意见后愤然离开考场。

这件事情的影响迅速扩散到社会层面上，在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教育部也开始了对这件事情的调查。

1978年初，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向邓公进行了汇报，邓公当场给出批示：一定要严查！所有涉事人员必须从严处理！该开除的开除，该重判的重判，绝不姑息！

在教育部、河北省委和衡水市委的联合调查之下，马连宝舞弊案很快就被查得清清楚楚，另外一些跟风作弊的人员也被查了出来。

马连宝案中，有当地县政府中7名官员子女涉案，连带着当地的七十多名教师和“枪手”落网，另外还有县里二十多名干部参与到了其中，近百名考生参与了舞弊。

马连宝和张砚生，不仅被撤销了公职、开除了党籍，而且受到刑事处罚，其他那些涉案人员也都受到相应的处罚，马连宝的女儿以及参加舞弊的考生都被取消了成绩。

第二年一月，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考生又重新进行了考试，教育部和相关的学校进行了沟通，高校的大门重新向这些学子们敞开。

1977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万多人，1978年录取40多万人，以后的几年里录取新生持续增加。

这些人经过高校的教育之后，成为了有理想、有才华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成为了各个领域的精英和骨干，继而成为建设社会的中坚力量。

高考的恢复让新中国的发展指向了新的方向，让新中国重新回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也使青年们有了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全要感谢邓公和中央领导们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