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报人、政论家和诗人，当代标准草书的一代宗师。

青年时期，于右任追随孙中山先后创办了多份报纸，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大陆期间，他又担任监察院院长18年，整顿官场，颇得成绩。

1949年，国民党败逃之时，于右任本想留在南京，然而他却身不由己，被国民党“绑架”到了台湾。这使得他从此与妻儿天各一方，最终，发妻苦等他30多年抱憾离世。

于右任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因此对贫苦人家总是十分同情，他与发妻高仲林便是由此结缘。

1895年，于右任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三院县学，成为秀才，当地人们都称他为“西北才子”。于右任不仅学问好，心肠也好，心里总是装着老百姓。

有一年，陕西遇上自然灾害，许多乡民都吃不上饭，一些大户人家就施粥布善。于右任家穷，自然无法布施，但他自告奋勇出力舀粥派粥，由此他结识了同样来做义工的高仲林。

高仲林长得圆润周正，有一双裹着的小脚，却干活麻利勤快，大字不识几个，但心地善良。于右任对高仲林一见钟情，于是回家后便让家里人张罗提亲。

一番操办下，十八岁的于右任与十七岁的高仲林结为了夫妻，他们住在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五号，并在婚后次年添了一个女儿于芝秀。

甜蜜的婚姻生活还没有过多久，于右任就因得罪了慈禧，不得不离开家乡。

原来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担心落入洋人之手，便疯狂逃窜到了西安。清政府无能，对凶残的列强毫无办法，却只想着鱼肉百姓。这让爱民如子的于右任愤怒无比，他故意散开鞭子，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以明心智。

此后几年，清政府愈发衰败，于右任将其多年来痛斥朝廷的诗集印成册，广泛分发至民间。

在于右任的诗中，一句“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惹恼了慈禧，慈禧命官府下达了对于右任的通缉令，因此于右任不得不南下逃亡。

此后，于右任辗转于上海和日本，入同盟会，办《民立报》，只有家中有大事发生才会赶回家乡。

在于右任逃亡的日子里，高仲林便独自带着女儿在家中生活。高仲林虽然是一个没有念过书的家庭妇女，却深知丈夫的心志，决意不拖后腿。她平时省吃俭用，将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慷慨大度，甚至同意丈夫再娶新妻。

高仲林之所以同意丈夫再娶，无外乎三个原因：第一，那个时候还未完全从封建制度中挣脱出来，社会思想是男子可以三妻四妾；第二，高仲林只有一个女儿，她也希望丈夫能得到一个儿子；第三，她自认为没有文化，满足不了丈夫精神层面的追求。

1910年，于右任随友人来到苏州，正巧赶上当地大户小姐黄仁爱抛绣球招亲。于右任才高八斗，有人便让他试一试，不料于右任真的就此俘获了黄家小姐的心。

当于右任说明自己已有家世时，黄家小姐表示不介意，愿意继续追随他。于是，黄仁爱便跟着于右任到了上海，定居在静安寺路。

于右任将这件事告诉了高仲林，高仲林欣然接受，还曾带着女儿到上海与黄小姐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于右任又娶了陈氏、原氏、沈氏三位夫人，高仲林都好生对待。

虽然于右任有五个妻子，但意外的是，没有一人可以陪他终老。

1949年，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于右任公开支持“罢战言和”。

不久，周恩来约见于右任，对他说：“如果南京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我们马上渡江，到时请于先生留在南京，我们派飞机接你到北平。”于右任答应了。

如周恩来所料一样，南京政府果然拒绝签字，解放军立刻横渡长江，直逼南京。原本于右任就打算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的到来，但就在这时，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卫兵找到了他，让他立刻离开南京。

于右任本想以身体不好为由躲过对方的纠缠，哪知那名军官竟直接命令卫兵架起他就走，于右任见此，只好说：“先送我去上海吧！”

上海住着于右任第五位夫人沈建华和几个小辈，此时，长子已经成家立业正在国外工作，次子就对他说：“您是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今天早上就有好几个可疑的人在屋子附近转悠，恐怕来者不善。”

细心的于右任何尝不知道国民党的算盘，但他也无能为力。此时，广州派来飞机接走不少国民党官员，于右任也在儿子的建议下飞赴广州。

几个月后，国民党一败涂地，蒋介石开始催促官员们尽快迁到台北，于右任心乱如麻，因为他的妻儿还在重庆等他团聚。

但当于右任赶到重庆时，却始终不见妻儿的身影。原来，高仲林和女儿一家到重庆后，一直等不到于右任，便又去了成都，后又回陕西收拾东西，故而与于右任错开了。

于右任四处打探都没有结果，最终只能跟着国民党飞到了台湾，这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被“绑架”走的。

就这样，于右任从此与留在大陆的妻女天各一方，他在台湾没有其他亲人，只与两个侄儿相依为命。高仲林联系不到丈夫，只能与女儿到西安同住，余生都在等待丈夫的回归。

到台湾后，于石任又当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而此时，监察院早已是个摆设，虽说是“中央”一级机关，实际上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连个办公固定的地址都没有。

1951年，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的迹象，卧床40天后行动也变得迟缓起来。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于右任有了辞职的想法，但他的辞职报告却并没有被批准。

在监察院工作的15年，于右任被国民党官场的黑暗弄得精疲力竭，不仅身体垮了，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几乎到了生病无钱住院的程度。

到了晚年，于右任最期望的事情就是活到100岁，因为到那时候，他或许还有再次回到大陆可能。他在台湾，而他的亲人都在大陆，一家人被分散四方，这让他无比痛苦。

1956年，于右任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去台币600元给高仲林和女儿。此后，吴季玉每年到台湾为于右任祝寿，暗中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然而，吴季玉的传递家书的事情还是被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发觉，1963年，特务趁着吴季玉又一次到台湾，将其暗杀，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痛。

此后，由于海峡两岸关系日渐紧张，于右任再也没能与亲人取得联系，直到他去世，也不能将遗骨埋在家乡。而在大陆的高仲林，苦苦等待了30多年，也没能等到丈夫回归，只能抱憾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