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棣tandy

红一方面军西撤出发时有32名女性，几天后两位因病重新回到中央苏区，走完长征全程为27名。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中央根据地时，在中央红军及后方机关共8万余人的长征队伍中，有32名女性。出发不久，因工作需要，彭儒和陈璧英留下，未参加长征。正式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是30人(另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30名女同志随军参加，她们是：

王泉媛（在遵义嫁给王首道）、邓六金（曾山妻子）、邓颖超（周恩来妻子）、甘棠、危秀英（钟赤兵妻子）、危拱之（叶剑英妻子）、刘英（张闻天妻子）、刘彩香（长征中嫁给毕占云）、刘群先（博古妻子）、杨厚珍（罗炳辉妻子）、李坚真（邓振询妻子）、李伯钊（杨尚昆妻子）、李建华（岳夏妻子）、李桂英、吴仲廉（曾日三妻子）、吴富莲、邱一涵（袁国平妻子）、陈慧清（邓发妻子）、金维映（李维汉妻子）、周越华（贺诚妻子）、钟月林（宋任穷妻子）、贺子珍（毛泽东妻子）、钱希均（毛泽民妻子）、萧月华（李德妻子）、康克清（朱德妻子）、曾玉（周子昆妻子）、谢飞（刘少奇妻子）、谢小梅（罗明妻子）、蔡畅（李富春妻子）、廖似光（凯丰妻子）。

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3人，1935年3月随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因奉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或另有任务而脱离长征队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7人，于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动或被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康克清4人到达陕北；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3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

王泉媛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而沦落；吴富莲曾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在河西作战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吴仲廉曾在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当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押至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于10月初回到延安。

因此，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于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北者为24名。

参加长征的女性经过严格挑选：

一、共产党员，政治思想好；二、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身体好，能扛东西会走路，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一百多位女红军参加体检(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只有二十多人合格。连董必武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下来——体重差一斤。“免检”的只有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少数几位大姐。

走出江西后，妇女分散各部诸多不便，于是就单独成立妇女队，刘群先任队长，李伯钊任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黎平整编，妇女队解散。

1935年随红军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向云贵方向突围，开始长征的约有20位女性，其中有指挥员、机要员、护理员、炊事员，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有8000余名女战士随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她们中有妇女独立团(最多时达2000人)和500人的妇女工兵营(林月琴任营长)，除负担全营的生活物资外，还运输供给部的财物，每人身上负重在四五十斤。此外，女战士主要分布于供给部、医院、剧团及各军洗衣队，承担着修路架桥、运输筹粮、护理伤员、宣传演剧方面的工作。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屡经磨难，不少人二过草地，三过雪山。当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1300余名女战士组成妇女先锋团(辖3个营9个连)，参加西路军的远征。因敌我悬殊，转战途中女战士伤亡惨重。到1937年3月在西路军余部中仅有的300名女战士被编为妇女团，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重任，最后大多数人被俘后转卖或入狱，侥幸逃脱者则流落各地。

1934年11月，参加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有7名女护士，并胜利到达陕北。

1930年代，在各游击区坚持武装斗争的女战士同样如此。她们主要有1930年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红军第二独立师红三团下属的女子军特务连(辖3个排)约120人经两年的残酷战争，女子军因大部分战士牺牲而解体。在1937年编入新四军的原红军和南方各根据地游击队中，女战士主要有皖西根据地一支三四十人组成的妇女排，闽赣边界的汀瑞游击队也有20余名女战士等。1935年由原东北人民军和抗日游击队扩展建立的抗日联军7个军，到1936年6月，其第三、四、五、七军都有妇女团，最多时有300余人。截至1937年夏，抗日联军45000名将士中，有女战士688人。

她们奉献自己的青春、健康甚至生命，参与了创建革命武装的奠基。从人数上看，当时的女性在总人数中微乎其微，但她们已是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姐”这一亲切的称呼，是与“首长”、“战友”一样流行于革命队伍中的尊称，既有崇敬，又有患难友情。大浪淘沙，长征锤炼了新一代中共的领导人，也形成一些享有极高威望的妇女领袖，如延安时期的四位大姐：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

除康克清、蔡畅等少数几位军委直属单位工作者，多数集中到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妇女队，由何长工兼任连长，妇女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董必武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德高望重，在女同志中很有威信。

妇女队可不仅仅行军，一路得“承运”六十副担架。“胡子队长”董必武前后往返照应队伍，既要鼓励也要换肩，经常摔在泥坑里，惹出“泥人董”的笑话。六十副担架并不是空的，而是躺着伤病员，每一副都有4~6人抬换，每一位女兵得找到足够的民夫，一路还得做民夫与伤员的思想工作，宿营时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董必武忆述：

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根本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也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的认识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担架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的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面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民工可以打盹儿，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个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全都催赶快走。这时，她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担肩……

一次身高仅一米四十余的“矮子”危秀英负责的两副担架掉队了。她赶紧返回去寻找，找到后再追队伍。此时，国军飞机空袭，民夫没见过飞机，撂下担架就跑，一下跑掉三，剩下那个也不肯走了。担架上是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刚生孩子，根本无法行走，危秀英将陈慧清背到隐蔽处。再安置好另一名伤员，取下自己的半袋干粮给那个民夫，让他一边吃一边听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

她从自己童养媳身世说到红军宗旨、眼下困难，民夫听后不但自己不跑，还叫回两位民夫。加上危秀英，两副担架终于启程，翻过两座山追上队伍。危秀英在长征中还援助过后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

另有资料记载：

红一方面军出发时还有一些女红军(可能中央纵队之外)，1935年6月15日，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红一方面军部队半年多没见女兵，有个战士回忆道：

今天见到，十分高兴!我想起从中央苏区出征到湘江以前，我们一方面军男女小红军很多，一路上许多人掉队或牺牲了，尤其是女战士，没剩下几个了，心里实在难过。

红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1904~1968)，全盛期扩为妇女独立师。两千余二十岁左右的女兵，体格健壮，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草鞋绑带，做事如男兵。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搞运输、扛粮食、负弹药、背大洋黄金。工兵营基本为川籍女兵身体结实，有力气、能吃苦、负重百十斤爬山越岭，日行百里，还要打仗。

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快到甘孜，张国焘贴身交通队几个人，伙同几个伤兵夜闯妇女工兵营驻地耍流氓。营长林月琴(1914~2003，后嫁给罗荣桓)下令还击，伤兵的拐杖、工兵营运送的物资都成了武器，耍流氓的几个人被女兵打跑，他们的几支枪也被女兵缴获。张国焘知悉后大发雷霆，反而撤了林月琴的营长。

1936年春，刘伯承三过草地时，钟情于红四方面军女战士汪荣华，打开这位少女的心扉。1936年中秋节在甘南曲子镇举行简单婚礼。张闻天也是在长征途中与刘英喜结连理。刘英时年三十，丈夫林尉牺牲于1928年春。

女红军的婴孩只有两条出路——送老家或送老乡。送老家不方便，一般情况下只能由组织安排送老乡。1929年5月，红军二打龙岩，贺子珍第一次分娩，产下一女，二十天送了老乡，1932年4月第三次打龙岩，得知孩子已夭折。

1932年，贺子珍再生一子，长征前托给妹妹贺怡、毛泽覃夫妇。毛泽覃后将其转移别处，毛泽覃牺牲后，这个孩子从此下落不明。1934年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政治保卫局的戚元德在农民家生一男孩。

她取出身上所有钱及一件干净内衣，嘱咐女房东：

“同志嫂!我把这个娃子连同这些东西送给你，娃子当做你的亲生儿子算了！留下这件内衣作标记，将来我们的部队回来，我一定来看望你们。”

女房东熬了半砂锅米粥，劝戚元德休息几天。戚喝了半碗稀粥，摸黑与两位陪来的战士跟上部队。第二天凌晨，领导得知她，派专人慰问。送来慰问品——半小碗盐、一碗黑豆。

长征途中，贺子珍产下一女，因无法照料，只能选择把女孩送给老乡；西路军时期，张琴秋因追兵在后没办法只能选择弃子。

张琴秋是川陕红区“女共党”，全川闻名。1936年“九·一八”成都街头剿共宣传画，她与徐向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居然画成红发绿睛，手里拿着小孩往嘴里塞，甚至被说成每天要吃一个小孩，不吃就没法活。由此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可耻的嘴脸。

张琴秋命运多舛，1924年4月入团、11月入党；1925年11月在上海嫁沈泽民(茅盾胞弟，1933年病死鄂豫皖)，夫妇随即留苏中山大学。1930年将新生女玛姬安顿国际儿童院回国，1931年夫妇同入鄂豫皖；1936年7月三过草地前嫁陈昌浩，1939年8月27日陈昌浩随周恩来飞苏联养病，因苏德战争无法回国；1943年春，在陕北再嫁老战友苏井观(1964年病逝)。1949年后，张琴秋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红四方面军一位女军医，随红二方面军渡过噶曲河，三天后分娩，一副担架抬母子俩。第二天夜里，女军医还是担心孩子成为部队累赘，偷偷将婴儿投入水塘。知道此事的人，几十年都不愿提起。廖承志在延安想以此为素材作画，画了几十年都画不成，一触及“扔孩子”，手就颤抖起来。

1941年东北抗联第六军政委李兆麟，为了部队安全，也扔过自己的新生儿，其妻不敢捡回，一位老友偷偷抱回。

随红一方面军走完长征全程的三十位女性，四位在途中分娩，产后一晚或半日就要行动。一位分娩于藏区下打鼓，连青稞麦都吃不上，偶尔能分到一点羊肉，产后几天便过草地。红二方面军李贞(1907~1990)，过草地时分娩一早产儿(七个月)，孩子饿哭不止，没出草地就夭折了。李贞亦因产后没休息，加上伤寒，永远失去生育能力。

刘英记述长征中怀孕女性的有多难：

婚后怀孕，对于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对于做母亲的感情上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多了。贺子珍怀了孩子，谁也没告诉，跟着队伍走，在长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扔在在老乡家里，廖姒光(凯丰爱人)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扔下。这些孩子后来没有一个找到的。刘群先(博古爱人)说得很俏皮：“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这句，说得很实在。

我认准了：在长征途中，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我不能选择后者。

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进入瓦窑堡，一直追求刘英的张闻天再次求婚：

“这下有了家，总可以了吧?”刘英此时才敢答应结婚，张闻天时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分给他们一孔土窑，没有仪式，也没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了。”

毛泽东来瓦窑堡后闹过一次洞房。刚刚打胜直罗镇一仗，毛主席兴致很高，进门就嚷：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不会开玩笑，一到这种时刻顿时不知道说啥，刘英挡上前：“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毛泽东笑道：

“那就不承认!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

刘英记不得打油诗句，大意是夸赞张闻天讲民主。

长征结束后，红军女性还有一则鲜为人知的细节：

剃光头以灭虱。所有长征女性都出现这种“革命虫”。到达陕北后，身上的虫子消灭了，头发里的虱子却怎么也搞不干净，又没药，贺子珍、刘英、刘群先等只好剃光头。

1937年1月，刘英赴西安任青年工作巡视员，无法摘下帽子，因为头发还没长出来。接触青年只能由贾拓夫派一女同志，将西安学生领袖一个个领来接头、交谈。虽然入住西安六国饭店，也就几间平房。李克农主管的内部招待所，吃到猪油熬白菜，就算美味了。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红军女性照片上都戴着帽子。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在抗战时期，中共对妇女干部的培养主要有两个途径：

(1)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妇女救国会、妇女会等组织开办短训班，培训从事农村妇女工作的女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在1938年夏到1940年8月间，共办各级妇女干部培训班700期，受训者达11600余人；晋西根据地在1938年春到1939年春一年中举办妇训班33次，受训达62400人；晋绥边区培养妇女干部500余人；晋东南中心区的辽县开办7期妇女干部班，受训近1000人。

(2)通过军队和根据地政府所办的各类专门学校，有计划地选拔女学员予以深造。

在延安，1937年底有一所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该校专为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及八路军军人家属设立补习科、职业科，讲授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从该校毕业的近300名学员，一部分进入延安其他专门学校深造。另外，在抗日军政大学就读的女生主要有：1938年11月总校第8大队(女生大队)654人，参加第四期学习；1940年抗大总校从延安迁至山西武乡县与抗大一分校合并，举办第六期学习班，有300余女生接受培训。

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女大的办学方针如毛泽东指出的：

“女大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要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去，组织二亿三千五百万妇女参加抗战。”

据此，学生分别来自中央党校、抗火，并由各根据地政府及地方党组织选送。她们中既有经历长征的女战士，也有内地来的女青年。学校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组织教学活动，如高一班、高二班是一批经选拔品学兼优的学员，要被培养成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妇女干部；特别班是面向有工作经验但文化较低的长征女干部；陕甘宁班则专为陕甘宁边区训练基层妇女干部而设。到1940年底，在校学员近1000人，共有14个班。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妇委书记。在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该职务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王明兼任的，蔡畅、邓颖超、孟庆树、刘英等为委员。随后根据中央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建立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

另从零星的资料中也常会发现某些在各级党组织中担任要职的女性，1938年冬，担任中共北平城委书记的是年仅23岁的女共产党员周彬。1939年陈少敏担任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政治委员，后历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副书记、鄂豫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等职。1945年11月，在东北刚解放的热河重镇赤峰市，新任市委副书记危拱之曾是一位长征女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陈修良。

在抗战期间，中共卓有成效地将广大妇女吸引到革命队伍中发挥才干，作出贡献，妇女干部阵容可观。她们在军队中主要从事医务、通讯、政治宣传、后勤等工作。如1940年华南成立了抗日独立总队，其中有琼崖女子军特务连；1942年琼总扩大为4000多人时，女战士占12%，1944年琼总阵容达7000人时，女战士比例上升为15%，她们几乎承担了部队全部的炊事、卫生工作。

在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的女医务人员占全体前方医务人员的30%；在东北野战军仅41军就有女战士398名，其中有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在西北野战军中，随军的女医务人员及宣传队员约200人。至于各地民兵武装中的女战士就无法统计了，在广西解放前夕，据对陆川等39个县的游击区统计.有女战士966人。

在浏览一份女红军63人(红四方面军仅列连级以上者)名单时注意到，她们中较为知名的有中共妇女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夫人，而大部分女战士的革命生涯也许正是从长征开始的。她们拥有一段从女战士到女干部的非凡的经历，这是她们值得骄傲的财富，但是女性要在人生旅途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有所成就，需要勇气、毅力和进取心。这是一个漫长的奋斗，对近代中国的女性来说，也许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

【作者：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