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宇红 来源：《红四方面军研究会》
将军档案：王树声(1905-1974)，开国大将，军事家。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历任红4军第11师副师长兼33团团长、师长，红25军第73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爸爸王树声离开我已经四十年了。他走的时候还没过六十九岁生日，而我还不到十九岁。对父亲的思念深藏在我心中，是永远不愿任何人打搅的地方。
我出生后，第一个名字是季迟，因排行老四，爸爸感觉来得太迟；后又改名未迟，意思是来得还不迟。我自小在八一幼儿园、八一小学寄宿。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就要返校，至小学四年级才转学回到城里，因此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实是不多。但记忆中那些"小事"，有些有趣，有些让我不能忘怀，有些留给我的则是永远的震撼。
生活简单“不认钱”
爸爸的生活很简单，不吸烟、不喝酒。家里保持着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一日三餐都是米。我的固定位置在爸爸的左边。一小碟腌豇豆是爸爸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小菜，餐餐放在一个位置，这习惯来自大别山。
爸爸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军校的正规训练。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永远是一身庄严、整洁的绿军装，头发一丝不乱、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在穿衣镜前整装、正冠后才出门。爸爸留下的照片里，永远是站如松、坐如钟的军人形象，从未见他有懒散之态。
爸爸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很早就起床去散步，回来后会挨屋打门，敲得震山响，因此我们也不能睡懒觉。晚饭后和爸爸去散步，则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保留节目”。爸爸率兵打仗数十年，对军队，尤其是对战士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住的大院里，有许多做警卫、炊事工作的战士，晚上散步时爸爸很喜欢找他们聊天，问长问短。因为爸爸说的是口音很重的麻城家乡话，我便常常成了“翻译”。这段散步的时间，也是我和爸爸难得的交谈机会。爸爸会给我讲一些土地革命时期打游击的故事，有时也很感叹地自言自语：“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呀，中国革命死了多少人呐！”
我们散步时，另一个常去的地方是大院里的小卖部（军人服务社），买一点点咸菜什么的。爸爸身上从不装钱，总是告诉人家“赊账”。等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我或者警卫员再赶快回去，还小卖部一两角钱的“赊账”。
爸爸“不认钱”，他的工资他见不着，都直接交给家里的管理员，每月底和妈妈结账。到了“文革”时期就有麻烦了——那时每逢在京西宾馆或人民大会堂开会，一杯茶要1角钱，后来涨到2角钱。于是，我们拿出许多1角钱的“毛票”放在他衣兜里，告诉他一杯茶给服务员一张票或两张票。
（1971年，王树生全家合影。后排左一为笔者）
家乡“苦茶”是最爱
爸爸爱喝茶，麻城老家的“苦茶”是他的最爱。据他说，最好的是龟山“老乌龟下巴”下几棵茶树长出的茶叶。茶泡好后，杯中一半水一半茶叶，很苦，可喝到嘴里，回味甘甜。
对家乡茶的酷爱，寄托着爸爸永远忘不了的那份浓浓乡情。1964年，在我九岁的那年寒假，爸爸带我们全家回了一次老家——麻城乘马岗项家冲。那时候，村里的房子很破，人穿得也破，屋子里不用说家具，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破床板上只有一团黑乎乎的棉花套，没有被里被面……从老家回县城的路上，爸爸问我：“你有什么感想呀？”我回答：“只有一个字：穷！”当年报纸上正宣传全国农业实现机械化，我问爸爸：“不是全国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吗？这里怎么连个铁片也没见到？”爸爸听了以后，一路无话。
从那年起，我回到城里走读，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多了。当时家里有规定，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因为我年纪小，“规格”降低到只洗袜子和内衣。父母嘱咐阿姨“绝不可包办代替”，还在家中的院子里划给我们每人一块“自留地”。记得我那块地是用来种花生的，从挖坑、下种、拔草、浇水到收获、晾花生……小时候，只知道样样事情很好玩儿，后来才明白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让我这一出身在“大官人家”的“大小姐”更接近劳动人民、更接近土地、更尊重劳动。
我们家在一个部队大院内，原本要为我们再围上一围高墙，变成“独门独院”，但爸爸不让，只是种了一圈小柏树。按级别，组织上要派警卫员、警卫参谋、生活秘书、办公秘书等工作人员，爸爸把人员编制减到最少。为省一个锅炉工，他要求将家里的锅炉拆除，把自家的管道和大院的管道连起来，和大家一样按国家规定按时送停暖气；原本家门口的小马路上有巡逻岗和固定岗，在爸爸的要求下减去了固定岗。
爸爸就是这样，不愿用高墙将自己隔离，力求将“厚禄”减到最薄，不愿见到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筑成的共和国长出新的"贵族"。
带我上班为打饭
“文革”来了以后，整个空气变得紧张而严肃。终于有一天，妈妈被整，在医院不能回家。那是1968年夏天，当天晚饭后我和爸爸正要出去散步，家里来了许多人，有四个人和爸爸到客厅去谈话。只听得谈话声一声比一声高，最后爸爸站起来试图向外走，那四个人手拉着手挡在他面前。争执中，爸爸走出客厅，走到大门外，那些人很快连推带拉地把他带上早已准备好的轿车，驶往军事科学院。
平时常听妈妈讲，爸爸有心脏病，我只觉得爸爸今晚很危险，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天蒙蒙亮，爸爸很精神地拄着拐杖回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周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指示“立刻放人”。接着，他就心疼地问我：“一夜就守在沙发上没睡呀？”后来听说，那晚，军科大礼堂早已布置好会场，单等父亲表态“打倒叶剑英”“支持造反派”什么的。爸爸得意地告诉我：“一晚上，他们让我表态，我什么都没说，他们骂我‘老狐狸’。”因为爸爸的“顽固”，有人对他报以拳脚。这点，爸爸从未向家人提起，是警卫员告诉我的。“文革”后期，当那位干部生病卧床时，爸爸还去他家探病，让他感动不已。
随着“运动”的发展，军事科学院火药味也很浓。当时，爸爸受叶帅指定主持院里的日常工作。那时，军科院几个食堂中，有专门的将校小食堂。因为派系斗争，爸爸不去食堂吃饭，不愿为在哪个食堂吃饭好像支持哪一个派别而引起“群众斗群众”。就这样，为了解决午饭问题，爸爸天天带我去上班帮他打饭。打饭回十六楼宿舍，那是爸爸午休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宿舍里用一只长柄的铝制小奶锅给爸爸焖米饭，爸爸的牙不好，我总是盛出软软的米饭给他。他总是问我：”锅巴呢？”一定要盛给他锅巴。不知是喜欢吃锅巴，还是怕浪费粮食。我家从小的教育，吃饭时碗里不能剩一粒米，绝不能有一点粮食的浪费。
对女儿的特殊宠爱
爸爸五十岁时才有了我，妈妈此前为他生了三个儿子。爸爸曾开玩笑地说，如果老四还是儿子，他会继续努力，直到有一个女儿。熟悉的人都知道，爸爸视我如”掌上明珠”，有着特殊的宠爱。
我从小就喜欢在爸爸的书房逗留。他常常在看文件累了的时候，让我给他读报纸，读到国内或国外发生什么大事时，他还会带我到客厅一面墙上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前，一起找发生事件的国家或地区。爸爸爱写毛笔字，我总是”笔墨伺候”，他慢慢地写，我慢慢地研。“文革”时妈妈整天在医院受批判，我就变成家里的“大厨”，爸爸看到我在厨房操刀切菜，总会大惊小怪：“快放下刀，小心切手。”
1969年冬天，我当上了一名通信兵。记得有一年春节，连里没安排我回家。
初二上午，爸爸打电话到连队，问我是否可以回家。我知道，他一定是在家很想我，不然不会打电话来。可我的请假没被批准，我只好告诉爸爸“不能回家”。过了大概一小时，通信兵大院传达室来电话，有人探访我。我跑去一看，是爸爸，就在传达室门口，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我们在传达室坐了不长的时间，说了说话，我就归队了。当时，我觉得有些委屈，可爸爸没说一句“宽慰”的话，他站在寒风中的样子，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让我懂得如何去维护军队铁的纪律。
1972年秋，我在上海就读第七军医大学第二学期，暑期
返校后，很快写信给父母。爸爸在我这封信的信封和信的末尾，认真地注上：“这是第一封信，已回信……”一次，我在上海生病住院，痊愈后，写信告诉父母。在我去信的信封上，爸爸写上：“可爱的丫头，你的病是真好了吗？”爸爸去世后，妈妈把保留的信封给我，我至今留在身边。
后来，爸爸得了食管癌，住进医院。因为他吃饭不好，组织上找来四川、湖北的厨师在医院为他做饭。那时，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是陪他吃饭，爸爸基本上不吃，只是看着我吃。就在父亲去世前的几天，总理曾去看过他，当时的情景和总理与父亲的对话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留给我永远的震撼。后来，爸爸的情况越来越不好，终于在1974年1月7日离开了我们。
爸爸去世后，我没有再递交过入党申请书。我自认，此生永远达不到爸爸的境界。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他不愧为一名忠诚的战士；对我，他永远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作者：王宇红（系王树声将军之女） 来源：《红四方面军研究会》
编辑：王华宝
审核：吴吉祥 周晓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