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反对国民党“围剿”浙西南和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

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不断胜利，改变了浙江的政治形势，威胁着浙江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时国民党报纸上大声疾呼:浙往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共党已波及全浙。以目前形势来论，浙江共党不亚于四川、江西。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其前途实堪可虑。云云。由此可见浙江统治阶级对红军的恐惧。蒋介石调集了庞大的军队来“围剿”我们。从一九三五年八月初开始，首先将卫立煌的，“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期匪总指挥部”从福建浦城移驻浙江江山。将第二军郜子举纵队全部开到浙江。接着又从江西将罗卓英的第十八军调来浙江。同时还从福建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抽调出一个旅又一个团来浙江“围剿”。罗卓英的第十八军是陈诚的精锐部队，也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是这次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主力。它有四个师，九月初从龙游、金华分头前进，密布于我们根据地所在的四个县，即第十四师进攻遂昌，第十一师进攻龙泉，第六十七师进攻云和，第九十四师进攻松阳。他们一开始，也采用进攻江西苏区的办法，建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企图将我军围歼于龙、松、遂、云四县之间。龙泉河以南，闽浙边的庆元至泰顺一线，有第五十六师的一个旅，景宁有浙江保安团的一个团，西面浦城至江山一线有第三师等部队。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或二十日，红军挺进师主力在龙泉上田与国民党黄维的第十一师的一个团激战一整天，打死打伤敌军一百余人，俘敌官兵五十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敌人被我们打得满山乱窜，最后只得死守几个山头，以待增援。敌人这次来进攻，我们在八月底九月初即有所察觉，但由于麻痹，以为他们是宣铁吾“浙南剿匪指挥部”所属的保安团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只在某些大道两旁砍倒一些树木作为障碍，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后来从俘虏兵的口中，才知道对阵的是罗卓英的部队，思想上才重视起来。经过上田一仗，固然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但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的主力。于是敌人从东西北三方面向我们合围拢来，企图一举歼灭我们的主力。

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对付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但关系到浙酉南这块年幼的革命根据地的生存，而且也关系到红军挺进师今后能否在浙江站稳脚跟，能不能把游击战争继续打下去的大问题。上田战斗之后，领导上经过滇重考虑，认为必须在战略上力争主动，决不能同敌人硬拼或让敌人包围起来挨打。从这个原则出发，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经过讨论，断然决定，浙西南特委和浙西南军分区率领第二、第五两个纵队(缺一个支队)及地方工作团共四百余人与赤卫队一千余人一起，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师部率领第三纵队、第十三支队、师直属部队以及第一纵队约六百人转到敌人的外围在南面和东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以调动和打击敌人，保卫浙西南根据地。

卫立煌和罗卓英对于我们突围南下的部队，只派出了一小部分兵力配合国民党第五十六师和驻景宁的保安团进行追击与堵击。国民党第十八军的主力数万人仍密布于浙西南数县不动，把我们的根据地包围得水泄不通，在宣铁吾的保安团队配合F，分区分片包围“清剿”，屠杀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我们浙西甫红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对近百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对敌作战，如扎口子，阻止敌人前进厂利用地形好树木多的有利条件，埋伏于大小路旁，出敌不意袭击和阻击敌人，或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于密林中，瞄准敌人前一枪后一枪扰乱和杀伤敌人，打了一阵后，又转向另一个地方用同样的方式打击敌人。为了武装群众，当地干部卢子敬等同志千方百计在大山中创办火药厂，生产土火药供农民游击队和赤卫队使用。在与敌人进行浴血抗争中，浙西南民兵表现得异常英勇顽强。根据地的东北面，由黄富武、王蕴瑞同志率领第五纵队和龙、松、云、遂、宣等县游击队，以龙泉的安岱后、小吉、后陈和松阳的枫坪、玉岩等丛本地区为依托，转战于龙、松、云、遂、宣之间，与强大的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后来，在向西转移中，不料于十月三十日在遂昌的观音岩被敌包围，黄富武同志不幸负伤被俘，王蕴瑞同志失踪，第五纵队的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赤卫队也遭受很大损失。卢子敬、陈风生、陈丹山等一批当地干部和挺进师地方工作团除个别同志外也都先后在斗争中壮烈牺牲。剩下少数战士与第二纵队会合后，在西线继续与敌人作战。但东线一带群众在特委副书记兼地方工作团团长杨干凡和第五纵队干部谢同增等同志的领导下，虽然受到敌人严重摧残，却并没有向敌人屈服，而一直坚持下来。安岱后及其附近群众对我们失散了的同志千方百计加以保护，宁愿地方受摧残，也不愿牺牲我们的同志。安岱后、小古等地群众在反“围剿”战争中的贡献是巨大的。

黄富武同志受伤被俘，王蕴瑞同志失踪以后，保卫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和政治委员洪家云的肩上。由李、洪领导的第二纵队是挺进师最擅长打游击战的一支部队，战斗力也比较强。敌人摧残了我们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后，反动气焰更加嚣张，集中兵力向西线的龙、遂、浦地区猛攻。第二纵队为了有效地坚持斗争，采取了“开辟新地区，保卫老地区相结合”的方针。由纵队长李重才率领第四、五两个支队和一个重机枪班向外出击，在江山、遂昌、简县交界的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借以分散敌人对龙、遂、浦之间的注意力，减少根据地里所承受的压力，同时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留下的第六支队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由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保卫根据地。“在保卫遂昌王村口的战斗中，敌人用了阙汉骞一个整团来进攻。洪家云同志指挥军民分两路防守。纵队文书宣思金率领赤卫队坚守馒头岭，用木头加石头阻击敌人。群众叫这种方法为‘扎排子’，就是用砍倒的树木扎成木排，再用fig条吊起，上面堆满石头，等敌人爬到半山腰时，砍断藤条，成千上万斤的石头一齐往下滚，天崩地裂地把敌人砸死的砸死，砸伤的砸伤。敌人打了三天三夜，没有能够爬上岭来，只得绕道至左翼侧的山尖上，对准馒头岭射击。赤卫队这才转移阵地守第二道口子。洪家云同志率领第六支队一个大队和一个轻机枪班的四十余人，坚守王村口对面一个碉堡及其周围的工事，在馒头岭赤卫队的配合下，顽强抵抗，守了四、五天，打退一批又一批敌人的进攻，给了敌人以沉重杀伤。最后，敌人不得不调来迫击炮和小钢炮，对准碉堡轰击。

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轻重机枪密染的扫射下，战士、干部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洪家云等少数几个人，不得不撤出战斗，易地再战。”(引自宣恩金同志的回忆录)六支队另外两个大队在支队长和龙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富的领导下，坚守龙泉住溪，与来犯的国民党黄维师一个团整天整夜作战，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方志富同志左手负伤，他在工事里就用右手轮流使用两支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打死打伤许多敌人。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在撤退转移中，方志富同志和六支队支队长都壮烈地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自东面的安岱后、枫坪、玉岩，西面的上田、王村口、住溪等几个重要据点失守之后，面积大大缩小了。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能够活动的地方只剩下一些人烟稀少的大山。而数万敌军分布于我们根据地及其周围，建筑碉堡，构筑工事，搜山清乡。凡有五户以上的村子就派兵一连驻守，五户以下的村子则强迫群众搬迁，房子山棚放火烧光。企图以此困死我军。但群众却千方百计偷偷上山送粮食支援红军。“后来，环境更恶劣，群众无法上山了，战士们只好找野菜、拔萝卜充饥。到了数九寒天，山上白雪皑皑，野草、萝卜也没有了，战士们就挖苞萝根子煮着吃，甚至从老鼠洞里寻找食物。战士们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但他们坚持斗争的意志仍是顽强的，心是火热的。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围困在深山老林里，几天没有进食，战士们出于乐观和对阶级敌人的愤恨，人虽乏力躺在地上，口里却哼着顺口溜:‘身无冬衣夜无被，日无粮食俄肚皮。白匪狗子想消灭我，同你一命拚一命，打死你一个不亏本，打死你一双赚一个。’”(引自宣恩金同志的回忆录)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誓言啊戈我第六支队和龙浦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地方游击队员在洪家云同志的领导下，日日夜夜活动于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之间，艰苦奋斗，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六年一、二月才突围到了江山与遂昌交界处，同李重才同志率领的部队会师。这时部队还有七八十人。会师后，又与敌人的地方武装较量，打了几个胜仗，攻克了遂昌县西北部猪腰口的反动据点，镇压罪恶累累的反动乡长和乡队附，并没收其浮财分配给贫苦农民。接着又奔袭江山县峡口区保安乡公所，全歼区基干队。上述两个反动据点被攻克，江、遂间的群众情绪又高涨起来，在我们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种革命组织，有些青年还自动报名来当红军。因此，一块纵横数十里的新的根据地又在原来老区的边上建立起来了。

部队也得到了休整与补充。可是在四月间敌人五个团的兵力的进攻中，部队又受到严重损失。纵队领导李重才和洪家云同志相继牺牲.剩下四五十人在第四支队长余龙贵、大队政委曹景恒以及文书宣恩金三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到六月底与师部会师了。还有一些在斗争中先后失去联系、独立坚持斗争的同志也回到了部队。

浙西甫军民同蒋介石的王牌军第十八军进行了将近九个月的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很多的。虽然大部分根据地被摧毁了，但还有一部分地区在我们手里。这是浙西南军民经过艰苦奋斗，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下来的。那时，我们从苏区出来还不久，对于在白区，特别是如何在浙江这样特殊的地区和特殊条件下进行斗争，还缺乏经验，所以留在浙西南的部队仍和过去在中央苏区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时那样—死守阵地，与强大敌人硬拚。这样作，勇则勇矣，但牺牲过大，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不过，由于我们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地区仍然能够长期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