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班大叔”，原名库尔班•吐鲁木，1883年出生于新疆于田县一个贫苦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他很小的时候，便与父母一起在地主依斯木家干活。少年时期，父母因病先后离开人世。库尔班拖着年幼的身躯，靠四处乞讨过活。渐渐长大后，他也成了地主依斯木家的农奴，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还经常遭受皮鞭的毒打。

在长达23年的苦难岁月里，库尔班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没有攒下分文家产，睡觉的地方都是地主家的牛棚。后来，库尔班又被送给富农塔拉阿洪家当长工。

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塔拉阿洪对库尔班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榨，不让他进家门，晚上睡野外壕沟。蚊虫泛滥的夏季，库尔班去湖边割芦苇，常常被叮得满身大包，痛痒无比，他只好在身上涂满肮脏的泥巴，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眼孔。一天，一个过路人经过湖边时，看到如此装扮的库尔班，愣是给直接吓晕过去。库尔班渴了就喝湖水，饿了就吃发馊的包谷馕。夜晚来临，他就在戈壁滩里幕天席地而眠。

坚持了16年，库尔班终于决定逃离这种被剥削、被奴役的日子，带着妻子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边。

茫茫沙海，找不到一点吃的，他和家人又跑到于田县一处树林里住下。库尔班穷得只有一张破旧的毡子和一把破旧的水壶，全靠采摘野菜和野果为生。在树林里，库尔班度过整整17年“野人”般的生活，妻子和孩子都离开了这个地方，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1949年9月，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汗通电全国宣布起义。第二年初，进驻于田的解放军战士，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位衣不蔽体的“野人”，“野人”看见战士撒腿就跑。有懂维语的战士追上去问他是哪里人？老人哆嗦着高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与世隔绝的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为战士们是地主派来抓自己的，死活不肯跟着回村子去。在战士们的耐心解释和劝导下，他才心存疑虑地往前走。在一个村口，有人认出了他，“他竟然活着！他就是失踪十多年的库尔班•吐鲁木呀！天呐！”

有关部门和人员帮助老人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妻子阿西罕和女儿阿娜尔罕。十多年了，一切恍然如梦，这是真的吗？

不久，省政府开始“减租反霸”活动，当库尔班看着台上跪向群众浑身发抖的地主老爷们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同时他也嘀咕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52年的7月份，库尔班大叔迎来了生命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在土改运动中分到了1间房子，14亩地，1头毛驴，还有些农具。这年他已69岁高龄，他听人说这叫“翻身做主”，再也不用为吃住而犯愁了，他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库尔班大叔打听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党和毛主席带来的。于是，他的心里萌生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念头，他要让毛主席尝尝自己的丰收果实，并向他当面致谢。

得知北京很远时，他想到了去见“毛主席派来的人”。差不多每个集市日，库尔班都要骑着毛驴，花上半天时间，到县城里去探望县委书记或其他干部，向他们讲讲自己的琐事，顺便打听些毛主席的情况。他逢人便说：“能让我亲眼看看毛主席，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库尔班精心准备，亲手晾晒杏仁干、葡萄干、向日葵、玉米糁等土特产。碰见识文断字的人，他便央求人家：替我给毛主席写封信，问候问候毛主席吧！ 在他的坚持不懈下，先后给毛主席寄去七封信，还邮寄了土特产。

中央办公厅也先后给他回了四封信，感谢他的好意，希望他努力生产，好好劳动，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关怀。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

库尔班•吐鲁木同志：

　　你寄给毛主席的向日葵、杏仁、葡萄干，我们已于5月30日收到了。谢谢你。中央有规定，不收受群众的礼品。希望你不要再寄东西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看到毛主席的回信，库尔班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好好劳动。虽然当时已是70岁高龄，但他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卖力，曾在一年里挣得1305个公分；寒冬酷暑，他会跑到数十里外拾粪，一年积下33780斤粪肥；自掏腰包买下12个犁铧送给乡上互助组；买了一头耕牛供组里无偿使用。1953年到1957年，勤劳的库尔班卖出的余粮就高达4900多斤。

日子越来越幸福，思念毛主席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1956年，库尔班每干完农活，回到家就围着馕坑兴奋地打馕，仔细挑选最好的杏干、瓜干和葡萄干等土特产。馕是自己路上吃的，土特产是送给毛主席的。

这年十月，库尔班穿上过节的服装，带着上百斤馕和精心挑选的礼物，骑着心爱的小毛驴出发了，他要去北京看望毛主席。

正在乡下检查工作的县委书记李玉轩，听说库尔班骑着毛驴去北京了，他心里又是钦佩又是着急，连忙拦下一辆路过的车辆前去追赶。李玉轩终于追上库尔班，好说歹说才将他劝回来，北京太远了，你骑着毛驴要走到何年何月啊？

不久，库尔班上路的消息又传开了，乡亲们怎么劝也劝不住。无奈之下，有人将情况报告给县里。县里来的干部劝说他：于田离北京太远了，骑毛驴根本到不了，再说你又不懂汉语，一路吃住问路都成问题。库尔班虽然回家了，但他燃起的信念之火依然越烧越旺。

骑毛驴不成，那怎么办呢？他反复琢磨，终于有了主意：每天他都带着大包的行李，早早地来到公路上拦车，问人家去不去北京，能不能捎自己一段。当司机们得知他的想法后，都会善意地劝他回去。失落的库尔班却说：“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毛驴不倒下去，一直走，就一定能到北京。”和田专区书记黄诚来到库尔班家里，语重心长地说：从和田到北京，坐汽车都要近一个月，骑毛驴是根本不可能到的。

库尔班要去北京，得到全家人的支持，就连她的小女儿也是他的忠实拥护者。有一次，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恩茂在于田县视察时，被一个维吾尔族小女孩拦住，她说她是库尔班的女儿，听说有“大领导”要路过这里，特意在此等候，邀请他去家里坐坐。

库尔班老人一见到王恩茂，就迫不及待地说出想见毛主席的想法。王恩茂笑着问他：你知道从新疆到北京要走多长时间吗？库尔班坚定地说：毛主席给我们新疆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我要感谢他，我要见他，我要亲口对他说：感谢毛主席！

王恩茂也被老人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答应有机会一定让他去北京看看毛主席。库尔班兴奋异常，他记着这位“毛主席派来的人”说过的话，劳动更加卖力，干劲愈发高涨，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机会终于来了，与其说是等来的，不如说是靠辛勤劳动换来的。1958年6月，和田专区组织先进代表去北京参观农具展览会并参加国庆典礼，经王恩茂书记特批，库尔班和众多技术员、劳动模范一起，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

来到北京后，代表团负责人向中央民委递交了请求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库尔班•吐鲁木的报告。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库尔班茶不思，饭不想，大家以为他生了病，他却说我的病见了毛主席自然就好了。他还托人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来到邮局问人家寄什么信最快，工作人员告诉他航空信最快，他竟真的要在邮局里给毛主席寄航空信。

不几天，代表团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毛主席次日将要接见大家，人群立刻沸腾起来。那天晚上，代表团成员们异常忙碌，洗衣服的洗衣服，理发的理发，洗澡的洗澡，都在兴奋地准备着。库尔班把带给毛主席的礼物整齐地放在床头，检查一遍又一遍，还用东西盖起来，以防沾染上灰尘。那晚，他同大家一样激动难眠。

1958年6月28日，是这位历经坎坷的75岁维吾尔族老人最开心的一天。他和代表团成员们乘车来到中南海，在一块草坪上依次排好队，等候着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库尔班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几次想要走出队列，都被周围的人们拦了下来。

毛主席来了，队伍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一片。毛主席、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代表团成员合影留念。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毛主席来到库尔班面前，库尔班疾步走出队列，朝毛主席恭恭敬敬地行了个民族礼。毛主席伸出温暖的大手，库尔班抓住主席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满眼崇敬和感激之情，深情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则报以亲切的微笑回应。

在工作人员的翻译下，毛主席热情地询问了库尔班的姓名、年龄以及生活情况。毛主席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库尔班激动地说：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为了把农田耕种得更好，要是有一台“铁牛”就好了！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

库尔班随毛主席来到草坪边一张圆桌前，那里摆放着他给毛主席带来的礼物：两小袋杏干、桃干、葡萄干及两块手织的土布。毛主席破例愉快地收下礼物，握住库尔班的手，说:“新疆的少数民族老百姓多好啊，这么大老远的还要骑毛驴来看我。谢谢你！”人群里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库尔班太激动了，以至于怎么回到住地的都想不起来，满脑子尽是和毛主席握手谈话的场景。第二天，毛主席又派人来看望他，送来10米条绒布，还有专门为他题写的一幅字：“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于阗是汉代西域地名，也就是库尔班的家乡新疆和田地区。

库尔班回到家乡，慷慨地将条绒布分给周围的乡亲，留给自己的那一块，被他做成了大衣。

没多久，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库尔班所在的托格日尕孜人民公社，收到红十月拖拉机厂赠送的一辆拖拉机，这就是库尔班当时向毛主席提到的“铁牛”，如今这辆拖拉机还保存完好，机身上用维语和汉语写着“毛泽东主席赠送的拖拉机”，成为一段美好的历史记忆。

1959年7月，76岁高龄的库尔班•吐鲁木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受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大典，第二次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

《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上，王洛宾还根据这个故事写下脍炙人口的民歌《萨拉姆毛主席》，电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也已上映，库尔班的故事传唱了一代又一代人。

正所谓是：心有所念，必有回响。库尔班大叔正是因为这种朴素纯真的知恩图报心理，才会使自己的人生在屈辱坎坷过后达到辉煌的顶峰！才会给后人留下这么经典不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