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某天，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绕路到大连，特意看望了老首长曾思玉。

两位老战友见面，彼此都是分外激动，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曾思玉也向杨迪透露了一个消息：

“我正在写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

三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曾思玉任志愿军十九兵团64军军长，杨迪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西海岸指挥部作战处处长。

聊着聊着，曾思玉偶然想起了一件往事，于是问杨迪：

“当年我率64军入朝参加第五次战役，第一梯队还没进入冲锋位置，炮兵也只是正在进入阵地，却突然接到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命令，要求发起进攻冲击，当时我给杨得志司令员打电话解释，却被拒绝，还让我遵照命令执行，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杨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好不好。”

一听曾思玉发问，杨迪也是微微一笑：

“老首长，你后来就没有问杨得志司令员吗？”

曾思玉也无奈的摇摇头：

“不好问啊，还是你说一说吧。”

杨迪也是考虑了一会儿，才告诉曾思玉：

“既然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年，那我就说一下吧。”

要说起来，杨得志与曾思玉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就是上下级关系。

抗战时期，杨得志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曾思玉是685团民运股股长；杨得志担任新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担任军区二分区的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曾思玉担任野战军下面的纵队司令员。

一直延续到抗美援朝时期，杨得志任志愿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曾思玉任64军军长。

论关系，曾思玉与杨得志更亲近，还有什么话是不能明着说的。

这还要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说起。

据杨迪在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日子里》称：第五次战役有些打得“急了”。

1951年3月下旬，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附近，对于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作战，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产生了争执，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仍然决定北进，等到占据有利位置后，在通过谈判决定后续如何。

到4月15日，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在“三八线”从国内调至朝鲜战场，并在三八线附近集结后，联合国军遂终止了行动。

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落下帷幕。

不过，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仍然关注着前线的局势。

当时，我军收到的消息证实，美军已经决定在前线增兵，并且已经有两个师空运至日本，南朝鲜军还有三个新编的师在日本编组训练，显然有大大的驱使。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认为，美国为了配合正面进攻，极有可能再发动一场“仁川登陆”。

根据对敌人的了解，毛主席指示志司：

“为避免长期在三八线对峙，我军应待三兵团、十九兵团入朝集结后，趁敌人在三八线南北立足未稳之际，对敌人实施反击，力争正面消灭美军以及南朝鲜军5个师数万人，然后南进。”

彭老总收到毛主席电文后，立即召集志司商议，组织第五次战役。

因此在第四次战役末期，彭老总就筹划开始第五次战役。

考虑到敌人再来一次“仁川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彭老总也紧张的投入布置中，按照三兵团、十九兵团或可于4月20日左右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彭老总与志司首长商议后决定：

“如果正面进攻之敌进展快，我则于4月20日左右实施战役反击，如果我军防御部队能继续顶住敌人的进攻，拖延时间，使敌进攻速度减慢，我军即予5月上旬实施战役反击。”

可前线的战局变化很快，彭老总也很忧虑，特别是在得知美军增兵以及南朝鲜军训练新编师的情况后，愈发感觉到，敌人有重演“仁川登陆”的计划。彭老总指示作战处：

“是否可以把战役发起的日子提前几天。”

杨迪当时就在作战处，根据他的回忆，作战处预估我军集结进入预定作战位置的时间大致在4月21日左右，因此向彭老总建议：

“对敌人发起进攻的时间，最好定到25日。”

然而，彭老总后来召集各兵团、军首长开会，最后定下来的日子是4月22日。

我们都知道，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勤补给上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那时并不掌握制空权，因此后勤补给线经常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空袭。

因此在考虑后续作战，物资补给就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事儿。

更为关键的是，在开始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后勤几乎没有多大改善，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供应，新入朝的志愿军对对敌情、地形不熟、准备仓促。

彭老总召集各兵团开会，商讨第五次战役时间。

据杨迪回忆，与会的各个兵团首长都汇报了各自准备的情况，都称部队能在4月20日前前到达“三八线”以北的进攻出发地集结完毕。

在谈到部队准备的情况时，各兵团也都表示：

“先入朝的老大哥军都派来了顾问，已分别到达各军、师，介绍朝鲜情况和协助指挥。各兵团政治委员也都汇报了入朝后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从国内到朝鲜一路都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现在指战员战斗情绪都很高涨，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认识提高得很快，对打败美国鬼子也很有信心，都想很快与美国军队交手较量较量。”

时隔多年后，杨迪在回忆中谈到这件往事，也忍不住摇头。

“他们同我们刚入朝时的思想差不多一模一样，我们当时也是盲目的乐观与自信，经过与美军4次战役的较量后，才从实战中得出了正确的认识……4次战役共俘虏美军和其他各国军人也只有5300多人。他们太轻敌了。”

不仅仅是杨迪心里这样想，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邓华同样也是如此想。

邓华一贯谨慎，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他没有拂各位兵团首长的面子，而是委婉的提到前几次战役的困难，希望各位都能提前注意。

可当时几位兵团首长似乎在一开始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当时，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因为治疗腿疾没来朝鲜战场，副兵团司令员王近山表现的很有信心，还同彭老总表示：

“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应该说此次志司开会，整体都是沉浸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

杨迪级别不够，不能在会上发言，他悄悄拉着解方参谋长说：

“现在各兵团所辖的各军、师，4月20日还只能到达进攻出发地，距离冲击出发阵地还有二三十公里，炮兵还没有进入发射阵地，各军、师与炮兵的步炮协同的具体实施计划还没有拟制好，这怎么能发起进攻呢?”

解方也很无奈，拉着杨迪嘱咐：

“你看会上的气氛，连邓副司令说的话，他们都没有听进去，洪、韩副司令都不便说话，我怎么说，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时间来到1986年，杨迪来大连探望老首长，谈到当年往事，依然记忆深刻。

曾思玉也才恍然大悟。

事实上，杨迪的话没有错，部队在4月20日前最多只能抵达进攻出发地，还来不及完成战役前的全部准备工作，仓促出击是会出问题的。

当时，曾思玉率领64军抵达前线，部队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就接到了兵团命令发起进攻，曾思玉很焦虑，直接就打电话给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部队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炮兵还只是正在进入阵地，都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就要发起进攻冲击呢?是不是给我一天的准备时间？”

可电话那头杨得志根本没理他，而是直接命令：

“你不要问了，按照命令执行吧。”

曾思玉没办法，只好乘车飞奔至担任突破任务的第一线突击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跑步进入冲锋突击位置。

在64军将士上下一心，集体用命下，终于在预定时间赶到了冲锋突击位置，并发起了进攻。

64军后来完成的任务也比较好。

值得一提的是，第五次战役尽管以我军胜利告终，可志愿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特别是第60军180师在德山地区遭遇敌人全面包围，几乎全军覆没，事后总结经验教训：

“这次战役由于发起时间提前，准备比较仓促，战役歼敌目标企图过大，进攻纵深过远，因而取得的胜利不够圆满。”

曾思玉心里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仓促的发起进攻？但后来几次当着老首长的面，这个问题始终没好意思问出口。

1973年12月，毛主席下令八大军区对调，在武汉军区任司令员的曾思玉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对调，当时杨得志率先出发到武汉军区，两位老战友聊了很多往事，可唯独没提这件事。

对这件事，曾思玉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一直到又过了几年，他才从杨迪口中得知了真相。

“当时你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已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杨迪苦笑着告诉曾思玉，64军和第十九兵团打的还算是不错，最苦的是第三兵团，他们担任突破的队伍，是在跑了一段距离以后，才发起冲击的，那会儿炮兵炮火准备时间已经过去了，已经再做延伸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