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医生，是链接一线临床需求和新技术转化应用的枢纽。中国医生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大医精诚的内涵也在时间浪潮中历久弥新。他们不应是困在论文、晋升等事务中的模糊面孔，而是修医术致精微、修医德怀仁心的时代英雄，也是医疗这一囊括了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复杂体系的中枢环节，更是围绕提升医疗质量和普惠性目标所构建的创新链条上的核心主体。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国健康事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将持续为读者呈现致力于医疗创新的大医生和他们的故事。

这是本专栏的第九篇，主角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你放心，我们有办法，今天晚上你就能舒服多了。”在山东省肿瘤医院，一位放疗科医生安慰着病人并目送他离开。十几分钟的问诊，让病人少了许多焦躁。

眼前的医生叫于金明，尽管他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诸多耀眼头衔，但是作为“站诊院士”，于金明喜欢看病的名声在肿瘤医疗界流传甚广。

不少放疗科医生也会这样建议肿瘤病人，去山肿，找于金明院士，他可能还有办法。

对慕名而来的病人，于金明来者不拒。

为了提高效率，他的学生、胸部放疗三病区科主任王琳琳会先清晰、快速地介绍每位病人的大致情况，于金明侧耳听着，翻阅病历，半晌，取出片子，插在观片灯上，站起来细细查看，给出判断。

只要不出差，于金明每周二、三、四上午出半天门诊，每周一、三下午参加医院的多学科会诊（Multiple Disciplinary Team，简称MDT），另外还有数次大查房，雷打不动。他的门诊量至今全院最高。

作为院士，他带领团队创造性地开展三维适形放疗、立体定向放疗、逆向调强放疗、图像引导放疗等多项治癌方法，在2011年当选为中国放疗领域唯一的院士，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中国肿瘤精确放疗新技术的开拓者、奠基者。

作为院长，他把山东省肿瘤医院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医院，发展成在肿瘤治疗界响当当的医院，在全国肿瘤专科声誉排行榜位列第六，居全国省级肿瘤医院之首——至今已经保持了12年。

临床、科研、管理，三个都要抓，三个都要硬。于金明的时间以分秒计算。

“我就愿意看病”

“当院士十几年了，但我就愿意看病。”等待病人的间隙，于金明舒缓身体，站起来说笑。说话间，下一个病人就进来了。

春分刚过，刘文利从云南来复查。9年前，他被查出肺癌晚期伴有脑转移及淋巴结转移，经过于金明的诊治，现已痊愈，如今精神头很好。

“你创造了奇迹啊。”于金明一眼认出病人。

“是您创造了奇迹。”刘文利含着泪说。

原来，2014年，刘文利就被当地医院判了“死刑”，他不甘心，辗转昆明、北京治疗，病情也未见好转。濒临放弃时，他偶然听说于金明是中国放疗领域最好的医生，便直奔济南。

经过检查、会诊，于金明为他制定了科学详细的治疗方案，每周专门来病房看他两次以上，跟进情况。

刘文利记得，一天，于金明从美国开完学术会议回来，拎着包就冲进病房对他喊：“有更好疗效的药了，就是针对你的病！”

几个月后，刘文利6.9cm*4.3cm的肿瘤消失了。

每次出门诊，三四十个病人看下来，常常就到了下午，于金明甚至顾不上上厕所，他开玩笑说，“看来以后要带着尿不湿看门诊”。

从医数十年，在诊治过的数以万计的癌症病人里，一个从临沂农村来的病患给于金明留下的印象尤其深。

那是一次例行门诊，一对年过六旬的农村夫妇早早挂了“院士号”，从老家赶来请专家最后看一眼。此前，妻子在当地医院查出肺癌晚期，宣告不治。

于金明拿过CT，觉得有点不对劲。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屏息凝神地观察，忽然说:“不像！我看不像是癌瘤，像结节病，你们看这个边缘……”

学生赶忙凑过来看，半晌，点点头：“嗯，是有点区别。”于金明马上把片子给医院影像科主任黄勇看，同时安排病人穿刺，做病理化验。很快，影像科、病理科先后给出结论：排除癌症晚期，确诊结节病。

新结论让病人泪如雨下，嘴唇颤抖，说话间就要跪下去。回家后，她只用了几十元的药品，就完全康复了。

于金明常说，癌症患者只有一次治疗机会，误诊是致命的。2020年3月起，于金明要求，接诊医生要对每个首次住院病人拿出初步方案，全部上MDT讨论，并且不额外收取病人费用——这是全国首创，目前已有近10万患者获益。

每周一、三下午，于金明总会参加乳腺癌、肺癌的MDT，在会上把上百个病例全部讨论一遍。主治医师将病案投放大屏幕，详细汇报，各科主任给出意见。这种会一开就是六七个小时，激烈争论是常事，最终综合多数人意见，给出最规范、科学的治疗方案。

门诊加会诊，至少五个半天，于金明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比各科主任还要多。“MDT动辄开到晚上八点多，常常是屁股都坐痛了，我自诩精力旺盛，但跟院长还是比不了。”山东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汝昆说。

中国放疗第一人

2011年，于金明获评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放射肿瘤界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的院士——中国放疗从粗放式，走向精确、精准，他是蹚路人。

1983年，于金明从潍坊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山东肿瘤防治研究院时，医院只有两台落后老旧的放射治疗设备，还有脸上、身上涂着红色、蓝色圆圈方框的病人——在人体表面用墨水画着肿瘤的大体方位，再放到机器下照射，疗程不结束，标记就不洗去。

第一次进病房，正赶上医护们在抢救病人，于金明问，病人怎么了？医生说是放射性肺炎。不一会儿，病人去世了，盖上白布推出去。

放射性肺炎还能死人吗？于金明不解。

“为什么不能？不懂别问！”医生反问道。

原来，这是位乳腺癌患者，此前在接受放疗治疗。放疗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损伤周围正常组织，粗放式的治疗，更是让放疗变成了“放箭”，射线穿透乳房的病灶，严重损伤了她的肺和心脏。

于金明暗下决心，要将放疗做到“精准”——最大限度地杀灭肿瘤，最低限度地损伤周围正常组织。

1988年，于金明赴美留学，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放疗技术。很快，他就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了多篇重磅论文，还被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放射肿瘤中心聘为副教授，有了自己的汽车、别墅和配备齐全的实验室。

1992年，他放弃在美的优渥生活、工作条件，回到籍籍无名的山东省肿瘤医院，担任放疗科副主任。

彼时，美国医生已经在用CT对肿瘤精准定位，国内同行还在使用传统的X光机圈画肿瘤的大致范围。于金明劝大家采取新放疗方案。一个老大夫用手指着他的头说：“小于，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别跟我来这一套。”

改变不了环境，就先改变自己，让自己带的这一组知道什么是好的，他默默带着团队研究和尝试放疗新技术。但是，年轻人的改革面临着重重阻力，不仅同事怀疑，有的院领导也反对。一次，于金明出国讲学，前脚走，后脚研究就停掉了，他赶紧打电话极力说服领导，研究才又继续下去。

如何突破放射治疗的两个瓶颈？于金明想：一是将放射治疗的靶区画得准；二是让靶区照得准。

确定了突破方向，于金明带着团队扎进临床科研一线。那几年，于金明和团队的工作状态是“五加二”“白加黑”，晚餐是食堂送到工作室的包子菜汤，谁饿了谁吃，一抹嘴接着干。夏天苍蝇多，有时掉到桶里，喝着喝着就喝出苍蝇来，直到现在，团队一些成员提到包子还会反胃。

从小时候用放大镜照火柴头的游戏中，于金明找到了灵感：焦点聚焦在火柴头上，火柴头的局部温度很高，而周围的温度并不高，想象一下火柴头就是肿瘤，用几束高能量的光聚焦到这个点上，火柴头点燃了，周围的部分安然无恙。这不就是理想的精准照射吗？

他跑到病区里，经过进一步思考完善，提出了利用CT机定位，实施“立体放疗、三维适形放疗”和“切线照射”替代“垂直照射”的新方案。后来，团队又提出“适形放疗”“调强放疗”等新理念、新思路，画准靶区和照准靶区的难题比较好地解决了，患者的疗效变好了，对身体的伤害变小了，个别老大夫的观念也慢慢转变。

就这样，中国的肿瘤放疗，一步步被于金明团队从常规放疗引领到了以精准计划、精准定位和精准施照为特征的“精准放疗”时代。他们的研究成果，先后修改了中国、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肿瘤诊疗指南。

2006年，于金明成为第一个在美国临床肿瘤年会主会场做学术报告的中国学者。

2006年、2009年、2017年，于金明带领团队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1年，于金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称为中国肿瘤精确放疗的奠基人。

改革操盘手

2001年起，于金明担任山东肿瘤医院院长。他把整个职业生涯、全部心血，都留在了这家医院。

山肿地处偏远的郊区，被称为济南的“西伯利亚”，曾是一家典型的“三无”医院，没历史、没文化、没人才。

现在，这里成了国内知名的肿瘤医院，罹患癌症的人们大多没听说过“西伯利亚”的传说，他们远道而来，只因为相信，可以见到更专业的医生，得到更规范的诊疗，用上更先进的技术。

近几年，医院还在国家及山东省、济南市的大力支持下，建设了质子中心，引进了全球最先进、可靠的肿瘤放射治疗新技术。

2019年10月，山肿拿到全国第一批质子设备配置证。2022年7月，山肿质子治疗系统启动了临床试验，并已在近期完成试验，很快将投入临床使用。

近些年，于金明在人才引进方面下了大力气，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广揽人才，吸引了多位“国家队”和省内的学科带头人加入，还设置了儿童肿瘤科、淋巴血液科和少见肿瘤科等新专业，填补了山东省内某些学科的空白。

这与于金明对医院的定位有关，他希望“做精做细做强”，而非一味扩张。

疫情期间，山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工作，积极救治肿瘤患者。过去三年，医院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增幅均在20%以上，实现了高基数上的高速增长。他也没忘记将医院发展的红利共享给广大职工，大幅度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打造了有温度的山肿。

于金明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割过草，喂过猪，种过田，在社办企业上过班。对家境贫寒的患者，他抱有极大的同理心。

几年前，于金明与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对特别贫困的患者，可酌情减免医疗费用。各病区都有一种方便价廉的“便民病房”，针对不同经济承受能力，开设“肿瘤治疗超市”，让大家自主选择价格明显不同的、同类的进口或国产药品。

于金明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离开病人就像鱼离开水，对医生来说，忙不可怕，没人找你看病才是悲哀。在当选院士十几年后，65岁的他仍然在诊疗一线，有人叫他“站诊院士”。

这位医生、院士、院长的微信昵称，叫“草根于金明”。

（文中刘文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