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多昏聩——桓帝祸国，东汉被他拖入毁灭的边缘

末代皇帝多昏聩——桓帝祸国

汉桓帝是东汉王朝的第十任皇帝。他在位期间，生活上穷奢极欲，政治上亲近宦官、残害忠良，把东汉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汉桓帝刘志，生于本初元年（公元132年），死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

刘志本是东汉皇族较为疏远的一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惯例，汉质帝死后，说什么也轮不到刘志做皇帝。但东汉王朝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却将刘志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汉桓帝为了答谢梁冀的拥立之功，增封梁冀食邑三千户，增加梁冀举荐官员的名额，并封梁冀二弟一子为万户侯。

对于汉桓帝的滥赏滥封，太尉杜乔深感不妥，上书言道：“古代的明君皆以用贤和赏罚为要务。而今梁氏一门并无多大功劳，却裂土封之。这样不仅会伤政为乱，而且还会导致丧身亡国，一定要谨慎啊！”

汉桓帝只知讨取梁冀的欢心，对于杜乔的话毫无采纳之意。十一月，有人想拥立刘蒜为皇帝。

事情败露后，梁冀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想利用这件事整倒朝廷正直之臣李固和杜乔。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李固和杜乔与刘蒜串通谋反，将他们投入大狱。

李固、杜乔都是官至太尉的朝廷大员，连梁太后都一再为他们说情。对于他们的冤屈汉桓帝是不会不知道的，但几个宦官对他说：“陛下以前即帝位时，李固、杜乔皆坚决反对，认为您的德行不配做皇帝。”

汉桓帝心里埋下了仇恨李固、杜乔的种子，他任凭梁冀处置他们，丝毫不加干涉。最后，李固、杜乔被梁冀害死于狱中，并暴尸城北郊野。

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春天，梁太后身体欠安，汉桓帝也已十八岁了，于是梁太后归政于汉桓帝。

归政不久，梁太后便病死了。亲政以后的汉桓帝十分明白：梁冀经过多年的经营，满朝文武尽是他的势力，要长保自己的皇帝宝座，还要继续讨好梁冀。对于梁冀在各个方面的胡作非为，他大开方便之门。梁冀把持朝政、陷害忠良，他视而不见；梁冀穷奢极欲、贪赃枉法、杀人越货、欺男霸女，他充耳不闻。

汉桓帝虽然自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就已亲政，但由于梁冀自汉顺帝时就做了大将军，朝廷内外盘根错节都是梁冀的势力，故当梁冀威行内外之时，他只好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并干一些助纣为虐的勾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不满意傀儡皇帝的地位。

特别是梁皇后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病死，又没为他留下什么继承人，他在感情上便开始疏远梁冀。

梁皇后死后，汉桓帝又宠爱上了梁贵人。这个梁贵人原来姓邓，在入宫之前父亲就死了，梁冀之妻见她长得漂亮，便将其收为干女儿，改姓梁，然后献给了汉桓帝。现在她果然得宠了，梁冀夫妻极为高兴，但又惧怕知情人暴露了她的身份，便派刺客去刺杀梁贵人的生母和姐夫，没想到刺客被活捉。

这件事使梁贵人大为伤心，梁贵人向汉桓帝哭诉了自己的身世，并要求惩办梁冀。汉桓帝听罢心中大怒，下定了除掉梁冀的决心。但他手中并无可以直接调动的一兵一卒，要干掉梁冀，只能依靠身边的心腹宦官。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八月，汉桓帝和一些与梁冀有仇的宦官歃血为盟，对梁冀发动突然袭击，梁冀猝不及防，只好自杀。入宫为帝十三年、已经是二十八岁的汉桓帝终于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铲除了梁冀，朝野内外无不拍手称快。按理说汉桓帝如果有治国之才，这正是他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

但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向好的方向转化，相反，汉桓帝倚仗着自己无限的权势，胡作非为，朝政更加混乱不堪。汉桓帝论功行赏，梁冀集团所空下的政府位子，便由宦官集团迅速地充塞进去。

国家政权从外戚手中落入了宦官手中。这些宦官一个个志满意得、横行不法，势力倾动朝廷内外。

对于宦官集团的人不学无术而又充斥于各级政府机关，正直的士大夫们早就心中不平了。现在宦官们又横行霸道，士大夫们愈加义愤填膺。他们决心起来与宦官斗争。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初，太尉杨秉首先处治宦官侯览，开始了对宦官集团的打击。侯览之弟侯参做益州刺史期间贪婪残暴，获取赃款数亿计，用金银锦缎装饰的豪华马车就有三百多辆，其他财物不可胜数。

杨秉命令下属将侯参捉拿到京城审讯，侯参于途中畏罪自杀。

杨秉为彻底铲除侯览，随即上书言道：“侯览之弟罪行深重，已自取灭亡。我恐怕侯览因其弟之事而怀恨在心，为防不测事情的发生，建议对侯览不要再加亲近，要迅速斥退、送回老家。”

汉桓帝看罢奏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想：“侯参罪当诛死，我已无话可说。侯览虽与此事有关，依照法律也应治罪，但他对我忠心耿耿，必须加以保护。”

于是汉桓帝便派宦官对杨秉的奏章吹毛求疵，批评杨秉：“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管，三公管外，御史管内，今天你越职奏言内官之事，是何居心？”

杨秉当即对曰：“按照我们汉朝的制度，三公之职无所不管。”理屈词穷的汉桓帝不得不免去了侯览的官职。

此事发生后不久，司隶校尉韩缤又揭发宦官左馆与其兄太仆左称，在地方上聚敛为奸、放纵宾客、鱼肉乡民；宦官具瑗之兄沛国相具恭大肆贪污。

面对着一件件犯罪事实，汉桓帝也不好直接出面袒护宦官了，只好处理了一些罪行确凿的宦官集团成员。

汉桓帝时期，士大夫在和宦官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几件小事并不能说明汉桓帝从此就变成了一个明君，相反，他在短暂的迟疑之后，很快便投入了宦官集团的怀抱。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三月，士大夫们从三件事上再次向宦官集团发起冲击。北海郡太守羊元群贪赃枉法、声名狼藉，被罢去太守职务，罢官归家之日他又将太守官府劫掠一空。管属北海郡的河南尹李膺为政清廉，一身正气，决心将羊元群绳之以法。羊元群见势不妙，急忙向宫中宦官大肆行贿。宦官单超的弟弟单迁为官山阴太守，因犯罪被送进监狱，廷尉冯锟为了取得犯罪口供，将单迁拷打致死。

宦官苏康、管霸在其家乡随意兼并别人的良田美业，所在州郡的地方官慑于他们的权势对此敢怒而不敢言。大司农刘祐决心惩治他们的不法行为，命令有关地方官员按照国家的法令，将苏、管二人兼并的田业统统没收充公。

在正义官员的冲击之下，宦官集团的人纷纷落马，士大夫大有将他们赶尽杀绝之势，他们为了本集团的生存着想，想方设法进行反击。他们先是造谣中伤，说李膺、刘祐是诬陷好人，说冯锟是滥杀无辜，接着使出惯用手法到桓帝面前哭诉喊冤。

汉桓帝看到自己这些心爱的奴才们几乎个个都成了士大夫们攻击的目标，心中怒火顿时燃烧起来。理智本来就不多的汉桓帝想到这些也就不管什么国家、法律如何了，不分青红皂白地传出圣旨：将李膺、冯锟、刘祐削官为民，罚作刑徒。

一贯主持正义的老太尉杨秉也于这年五月去世，朝中无人主持公道，宦官们的气焰更加嚣张，士大夫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特别是身为刑徒的李膺等人环境更是恶劣，随时都有被宦官迫害致死的危险。值此危险之机，正直的陈蕃出任太尉。

陈蕃为了保住士大夫中的精华，曾几次向汉桓帝说李膺等人是冤枉的，应该官复原职，其言词恳切甚至痛哭流涕，但汉桓帝丝毫不为之所动。应奉上书言道：“冯锟以前为国家征讨荆蛮，功勋卓著；刘祐任司隶校尉，正气凛然；李膺威震幽、并诸州，其惠政远播辽东。现在边境地区多处发生骚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陛下赦免李膺等人，以备边境发生不测之事。”

汉桓帝看了应奉的奏章，不免倒吸了几口凉气，心想：“宦官虽然伺候得我舒舒服服，但终究不能率兵杀敌，李膺等人虽然不听话，但我还有用着他们的时候。”汉桓帝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中，赦免了李膺等人。

东汉的士大夫大都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献身精神，他们虽然屡遭汉桓帝和宦官的摧残，但铲除邪恶伸张正义的信念在他们心中仍一如既往。宦官们教唆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说李膺等人厚养京城的太学生，又联系各郡的学生，组成死党，在下面诽谤皇上，扰乱社会风俗，欲图谋不轨

别看汉桓帝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也懂得李斯讲过的大臣在下面结成党派君主之权势就会从上面降下来的道理。为了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汉桓帝决不允许社会上存在一个民心所向、批判朝政的士大夫团体。汉桓帝当即命令逮捕党人。

当命令下到太尉陈蕃处时，陈蕃忧心如焚，急忙上书劝阻：“皇上今欲逮捕之人，都是誉满海内外的忧国忧民之臣，对他们不能这样做！”陈蕃拒不执行桓帝的命令。

汉桓帝见正常渠道不能贯彻他的旨意，迅速命令宦官集团出动人马，将李膺等二百多人关进了宦官控制的黄门北寺狱。陈蕃再次上书桓帝，为李膺等人鸣冤叫屈，要求无罪释放。

汉桓帝只高兴大臣们像宦官那样顺从，哪能容忍陈蕃三番五次对抗自己，于是给陈蕃扣上了举荐非人的罪名，罢免了他太尉的职务。陈蕃免职以后，其他大臣惧怕引火烧身，没有再敢为党人说情的了。朝里朝外都成了宦官们的天下，东汉的政治生活陷入一片黑暗。

汉桓帝放手让宦官拷打李膺等人，准备定刑之后全部杀掉。李膺他们头上、手上、脚上三处都戴着镣铐，头上还要蒙以布袋在烈日下暴晒，但他们就是不承认自己结成什么党派，实在逼急了，就说一些宦官子弟是自己的同伙。

宦官们看打击士大夫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害怕再审下去会弄出什么与己不利的事来，就劝说桓帝赦免党人。

汉桓帝便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将这批人释放出狱。汉桓帝已经恨透了这些士大夫桀骜不驯的性格，于是下达命令，这批人出狱之后政治上禁锢终身，永世不得做官。

汉桓帝在政治上是如此的昏庸，在其他方面亦无可称道之处，干尽了乌七八糟的坏事。他置国家艰难、人民困苦于不顾，自己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

汉桓帝曾先后立过三个皇后、十多个贵人，但这些女子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淫欲，又广采民间美女五六千人置于后宫之中，供其玩乐。这些人服饰华丽，饮食精美，每天都要无谓地用去国家的大量钱财。

当时，任光禄勋的陈蕃对此忧心忡忡，上书言道：“这几年宫中耗费太大，为此政府对老百姓赋敛太重，已使他们处于饥寒交迫、无法生活的地步。俗话说强盗不经过有五女之家的门户，这是因为他们女孩子多家里太穷的缘故。现在后宫之女已逾数千，这不是名符其实的贫国吗？”

陈蕃的奏章情真意切，汉桓帝不便反驳，只好遣出宫女五百人摆摆样子，以示接受意见。

汉桓帝还好外出游乐、骑马、射猎，寻找宫廷中没有的生活刺激。梁冀当政之时，桓帝白天游荡，晚上就下榻梁氏府第，享受着下人进献的娇妾美姬。梁氏死后，桓帝外出就干脆住在宦官的私宅之中。

东汉京城的洛阳郊外本来就有西苑、上林苑、平乐苑等几处供皇帝游乐的场所，但汉桓帝仍嫌其狭小不能纵横驱驰，故又圈占大量民田兴建了鸿德苑、显阳苑和鸿池等游猎场所，然后就是不分季节地与狡兔、野兽竞力。

大臣陈蕃上书劝止说：“皇帝打猎，季在仲秋，一是为了习武健身，二是为了弄点祭品孝敬祖先。如果逾越，则为肆意放纵。现在国家贫穷，已经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困境。当此之时，陛下应该尽心竭虑，图国振兴，哪能整天耀武扬威、纵马行猎呢？”

陈蕃的奏章可谓晓以大义、指明利害。但汉桓帝却把这些肺腑之言当成耳旁风，不加理睬，继续奔驰于野兽场上，什么国家大政，什么人间疾苦，一切的一切似乎皆与自己无关。

汉桓帝政治上昏庸，生活上又如此放纵，处处不合儒家的学说，大臣们也总是用儒家的理论来劝谏他、限制他。他渐渐地厌烦了汉武帝时期便确立的汉家统治思想儒学，希望从别的方面找点精神慰藉，恰逢此时道教兴起、佛教东来，汉桓帝的眼光马上盯到了这两种新兴的宗教上。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正月和十一月，汉桓帝派宦官左馆和管霸祭祀老子，后来竟发展到在宫中建立场所祭祀黄帝、老子。

汉桓帝所为，牵涉到儒学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事情非同小可，所以地方官员襄楷上书言道：“听说陛下在宫中祭祀黄帝、老子，我有些看法向您谈一下。这些宗教以清虚为本，崇尚无为，好生恶杀，节制欲望，祛除奢侈。今陛下不去嗜欲，杀罚不当，已经违背了这些宗教的宗旨，难道还能获得它们的保佑吗？今陛下所幸淫女艳妇尽天下之丽，所食甘肥饮美穷天下之味，这些行为皆与您信奉的宗教背道而驰，您为什么还要信奉黄老呢？”襄楷的奏章指出了汉桓帝的行动与信仰之间的矛盾，汉桓帝恼羞成怒，命人逮捕襄楷，对其严加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