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0年，新中国建立不久，西方列强在华驻军已长达百年之久。这些驻军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多个城市肆意横行，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道路上的一大障碍。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在莫斯科发出一个重要指示：＂限七天内交出兵营！＂这简短而坚决的指示，不仅体现了新中国的决心，更是打响了一场收回主权的重要战役。然而，面对西方列强的联合施压，新中国究竟是如何在短短七天内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外交博弈？
一、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驻军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后，法国、美国、俄国等列强纷纷效仿，通过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驻军条款成为了列强控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驻军正式获得了在中国驻扎的＂合法性＂。英国率先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设立军营。紧随其后，法国在广州、镇江设立了军事据点，美国则在烟台、福州等地驻扎军队。这些军营往往选址在城市的重要位置，占据着优越的地理环境。
在天津，英国驻军占据了海河沿岸最好的码头。他们不仅建立了军营，还修建了军需仓库和军官俱乐部。法国驻军则在租界区内修建了一座堡垒式的营房，将周边的中国居民强制迁离。到1890年代，天津的外国驻军数量已达到数千人。
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外国驻军的存在更具象征意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各国以保护使馆为由，在东交民巷附近设立了永久性军营。这些军营不仅装备精良，还配备了最新式的通讯设施。驻军经常在街道上举行阅兵，向中国民众炫耀武力。
在汉口，日本驻军于1896年入驻后，迅速将军营扩建成一个小型要塞。他们在营区内修建了射击场、军医院，甚至开设了专门的军用邮局。德国驻军则在青岛建立了远东最大的军事要塞之一，配备了重型火炮和现代化的防御工事。
这些外国驻军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经常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在上海，英国驻军曾多次以＂维持治安＂为由，干涉中国内政。在天津，法国驻军甚至划定了＂禁区＂，禁止中国人通行。
驻军的存在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需要为这些驻军提供营房、军需物资，甚至要支付军饷。仅1901年一年，清政府支付给各国驻军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两白银。这笔巨额开支，进一步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
到20世纪初，外国驻军已经遍布中国的主要城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控制网络。他们通过武力威慑，配合租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重要工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反抗史
面对外国驻军的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反抗。这场漫长的抗争，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1883年，上海发生了首次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当时，英国驻军在打浦桥附近强征民房建造军营，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数百名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持续多日在英国领事馆前请愿。
1892年，天津民众掀起了反对法国驻军扩建营房的斗争。法国驻军计划在租界区扩建军营，强行征用了数十户中国居民的房产。居民们联合当地商会，发起了为期两个月的抵制活动。他们拒绝向法国军营供应物资，并组织了多次和平示威。这次抗议虽然没有完全阻止军营的扩建，但迫使法国方面对被征用房产的居民作出了补偿。
五四运动时期是反抗外国驻军最激烈的阶段之一。1919年5月，北京学生在游行示威时，特意经过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和军营。当时有超过三千名学生参与，他们高呼＂收回军营＂、＂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学生代表发表演说，揭露外国驻军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实。这次行动遭到了军警的暴力镇压，数十名学生受伤，但示威活动仍持续了数日。
1925年，广州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收回外国驻军营地成为重要诉求之一。当地学生和工人组织了联合请愿团，向驻粤军政府递交了要求收回英法军营的请愿书。他们还在沙面租界外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英法驻军欺压中国平民的行为。这次运动持续了近一个月，最终因军警镇压而被迫中止。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收回外国驻军营地的斗争采取了更多外交途径。1927年，国民政府曾与英国就撤除汉口英国驻军进行谈判。1928年，又与日本就撤除济南驻军问题展开交涉。但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列强们坚持援引不平等条约，拒绝撤军。
1935年，在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一名中国商人因误入法国军营＂禁区＂，被法国士兵殴打致重伤。这一事件引发了天津市民的强烈抗议。工商界和学生自发组织了＂反对外国驻军暴行联合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法货运动。这次抗议持续了两个多月，最终迫使法国驻军向受害者道歉并作出赔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在华驻军大部分被日军俘虏或撤离。但日本驻军的暴行更加严重，他们在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大肆掠夺和屠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虽然收回了部分日本军营，但英美等国的驻军又陆续返回，继续占据着各地的军事设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
这些反抗运动虽然没有立即改变外国驻军的存在，但唤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为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收回军营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新中国的收回策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立即着手制定收回外国驻军营地的具体方案。11月15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收回外国驻军营地工作组＂，由聂荣臻将军担任组长。工作组首先对全国各地的外国驻军营地进行了详细摸底，统计显示当时仍有英、法、美等国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保留军营。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各驻军营地周边部署解放军部队，形成军事威慑；第二步是通过外交渠道传达限期交接的要求；第三步则是组织地方力量，准备接收和改造军营设施。
1950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分别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以北京为例，军管会下设接收、警卫、后勤三个专项小组。接收组负责清点营地内的设施设备，警卫组负责维持交接过程中的秩序，后勤组则负责解决接收后的管理问题。
周恩来在外交斡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通过驻华使节转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外国驻军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撤出，这是中国收回主权的必要措施。同时，他也表示中国政府将保证各国使馆的正常外交功能，并为驻军撤离提供必要协助。
在策略性部署方面，解放军采取了＂显示实力、避免冲突＂的方针。以天津英国驻军营地为例，解放军在营地外围部署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但保持着300米的安全距离。军队还派出了熟悉英语的联络官，负责与英方进行具体交接工作的沟通。
地方政府的配合行动同样精心安排。上海市政府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对法国驻军营地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进行了预先勘察。广州市组织了专门的翻译队伍，协助处理各类文书资料的交接工作。天津则成立了专门的房产评估组，为可能的补偿谈判做准备。
为了确保行动顺利进行，各地还制定了应急预案。如在北京东交民巷，准备了医疗队和消防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上海，市政府还准备了临时安置方案，用于解决部分留用外籍技术人员的住宿问题。
军管会还特别注意收集和保护相关历史资料。在接收过程中，各地都派出了专门的档案人员，负责整理和保存军营内的历史文件、图纸和照片等资料。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各地还成立了物资清点小组，对营地内的军事设施进行详细登记。他们不仅要核实军事装备，还要调查营区内的文物古迹。如天津法租界的军营中就发现了大量清代建筑构件，这些都被列入了重点保护清单。
这一系列缜密的准备工作，为后续的实际接收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各项措施的制定既显示了新中国的决心，又体现了处理这一敏感问题的专业性和规范性。
四、七天交接过程
1950年2月12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发出＂限七天内交出兵营＂的指示后，一场紧张的交接行动随即在全国各地展开。第一天，各地军管会同时向驻地外国军事机构发出了正式通知，要求其在2月19日前完成营地交接。
2月13日，北京市军管会率先与英国驻军代表进行接触。在东交民巷的谈判现场，双方就交接程序进行了详细商讨。英方提出需要三周时间整理物资，遭到中方断然拒绝。经过四小时的谈判，英方最终同意在规定期限内撤离。当天下午，天津、上海等地的谈判也相继展开。
2月14日，各地开始进行第一批营地的交接工作。在上海，法国驻军位于虹口区的营地率先移交。中方接收小组发现，营地内的发电机组和供水系统保存完好，这为后续使用节省了大量维修成本。同一天，天津的英国驻军也开始搬离海河岸边的营房，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多个小时。
2月15日是交接工作最为密集的一天。在北京，美国驻军开始撤离东便门附近的营地。接收小组在清点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军事地图和测绘资料。广州的法国驻军也在这一天完成了营地交接，他们在离开前按要求提供了完整的设施布局图。
2月16日，上海的英国驻军营地成为关注焦点。这处位于苏州河畔的营地面积较大，内部设施复杂。接收小组分成三个专业组，同时对军械库、通讯中心和医务室进行接收。期间发现部分通讯设备仍在运转，中方技术人员立即进行了技术交接。
2月17日，天津的法国驻军开始交接其位于法租界的最后一处营地。这座建于1902年的营房建筑具有典型的法式风格。接收过程中，中方特别注意保护建筑上的历史装饰构件。同日，青岛的最后一处外国军营也启动了交接程序。
2月18日，北京东交民巷地区的最后几处外国军营开始交接。中方在接收过程中发现了一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期的照片和文献，这些材料被立即移交给档案部门保管。当天晚上，上海的最后一处外国军营也完成了交接。
2月19日，也就是最后期限当天，剩余的零星军事设施全部完成交接。到下午三点，全国范围内的外国驻军营地已全部移交中国政府接管。整个过程中，共接收军营设施98处，面积达到数十万平方米。
这七天的交接过程展现了新中国的行政效率。各地采取统一标准、同步展开的方式，既保证了时效性，又确保了交接工作的规范性。期间虽然出现了一些技术性争议，但都在谈判中得到了妥善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冲突事件，体现了中国政府处理复杂国际问题的能力。
各地在完成交接后，立即着手对军营设施进行改造。一些营地被改造成学校或医院，部分保存较好的军事设施则继续用于军事用途。这些旧军营的新用途，标志着一个世纪以来的外国驻军历史画上了句号。
五、收回后的改造利用
1950年2月底，各地接收的外国军营进入全面改造阶段。北京市政府率先制定了《军营改造利用总体规划》，将接收的营地分为四类：改造为机关办公用地、教育设施、医疗机构和军事设施。这一模式随后被其他城市借鉴采用。
在北京，原美军驻地的主建筑群经过三个月的改建，于1950年6月正式成为北京第六中学。改造工程保留了建筑的主体结构，仅对内部进行功能性调整。原军营的训练场被改造成了运动场，军械库则改建为实验室。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就包括了一些参与过反对外国驻军运动的学生的子女。
天津的改造工程别具特色。位于海河岸边的英军营地在建筑专家的评估下，被认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改造团队在保护建筑外观的同时，将内部改造成了天津历史博物馆。原军营的档案室被辟为专门的展览区，陈列着与租界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物。
上海的改造工程规模最大。位于虹口区的法国军营占地面积达到2.8万平方米，经过半年改造，成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军营的医务室设备得到保留和升级，军官宿舍改建为住院部，这些改建为医院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广州的改造方案突出实用性。原驻地的三处营房分别改造成了纺织厂、机械厂和技工学校。其中技工学校还保留了军营的部分训练设施，用于学生实习。这种改造模式为当地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青岛的改造工程注重建筑特色保护。德国军队修建的营房采用典型的德式建筑风格，改造时特别注意保护了这些建筑特征。经过改造，这些建筑成为了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办公楼，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至今仍是青岛的一道人文景观。
武汉的改造突出文化功能。日军遗留的营房经过全面整修，改建成了湖北省图书馆。原军营的阅览室扩建后成为主阅览厅，军需仓库则改造成书库。这座图书馆开放后，很快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设施。
各地在改造过程中还注意保护历史文物。在天津法租界的军营改造中，发现了大量清代建筑构件和文物。这些文物被整理后移交给文物部门保管，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构件则就地保护，融入新的建筑功能。
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步进行。各地成立专门的档案整理小组，对军营遗留的文件、图纸、照片等进行分类保存。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史料，其中部分档案在经过整理后向公众开放。
1951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军营改造工程基本完成。这些改造后的建筑在新的用途中继续发挥作用，见证着中国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原军营的位置和用途被详细记录在各地的城市档案中，成为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2年，中央政府对军营改造工程进行了总结，各地的成功经验被编入《公共建筑改造手册》，为后续的建筑改造工程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改造后的建筑，大多保存至今，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