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自己处理朝政的效率以及进一步加强皇权,清世宗在雍正七年正式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军机处”。不过这个清朝最高权力机构在其初始,人员组织非常简单。出于保密,世宗只挑选了几名亲信大臣入值军机(即军机大臣)。
养心殿外的这排小房子即军机处的办公地点
随着世宗越来越倚重军机处,军机大臣们也逐渐开始不堪重负,不得不奏请皇帝增派助手。后在世宗的首肯下,张廷玉、鄂尔泰分别从内阁中书挑选几人,这批内阁中书也就成为了“初代”军机章京。
军机章京最初只负责缮写、誊抄之类的文书工作。但是朝政处理的一个特点很快就将他们“拉入”了实际的朝政处理之中。因为绝大部分朝政并不是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皇帝和大臣们通过口头协商、辩论就能做出决策。
例如某地知县一职空缺,需要查询列出待缺、可升迁等人员的名单,收集整理他们的过往信息,对比权衡他们的优劣后才可做出决策。
又比如某地上报灾荒并请朝廷赈济。是减免税赋、还是调运钱粮?如果调运钱粮,从何处调运、调运多少 ……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靠嘴炮或拍脑袋就能得出正确结果的。做出决策前,需要查验受灾情况、对照以往的经验教训、计算所需钱粮数量相关损耗等等。
从上可知朝政的处理和决策,需要基于对历史数据的检索、整理、计算以及汇总对比。而这些工作不但需要消耗大量人力、也需要相关专业技能。对于本就不堪重负的军机大臣来说,也就只能依赖军机章京来处理了,也就意味着军机章京实际参与进了朝政处理流程。
很快没有军机章京的“预处理”,军机大臣大多不会草率的对某项政务表露自己的看法。同样皇帝在没有获得相关的详细信息、数据前对不少事务也不会主动拍板决定。
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重要,所以军机章京从其诞生之初就被皇帝和军机大臣们重视,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
军机章京的录用范围,最初是从内阁中书中选出,后考虑到专业能力,将选取范围扩大至六部。要想成为军机章京,首先得获取军机大臣或六部堂官的保举并通过军机大臣的考核(嘉靖朝改为制度性的考试)。合格者还需军机大臣引荐给皇帝“面试”,获取皇帝首肯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军机章京。
因为他们的高水平和“专业”,军机大臣在很多数情况下,还会让军机章京就具体的政务给出草拟方案,外出公干时也会带上自己信任的章京一同前往理事。军机大臣自己则更侧重“明了圣意”,权衡朝堂影响等政治性事务。这也正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因此军机章京不但参与朝政流程,决定着政务处理的质量,某种程度上也左右着朝廷的决策。因为政务的复杂性,让军机大臣们没有精力去一一核验军机章京的工作,大多会依从他们的意见,而且拒绝章京的草案更多的也是从圣意和朝堂格局去考虑。
在不少政务中,军机章京们也很容易通过“技术性”的处理来“引导”军机大臣甚至皇帝做出判断。例如某地官职空缺,在不虚构谎报官员履历的情况下,章京们可以通过重点突出政绩和重点突出不足,让军机大臣们对候选官员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当今不少国家的政府里也有类似的例子。
很多实行“内阁制”的国家,由于自身复杂的内情和斗争,政府经常垮台,各部部长甚至首相都是走马灯一样的换。如此频繁的更迭政府首脑,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仍然可以正常履职而没瘫痪呢(例如日本)?
除开制度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务处理实际是被隐于首相、部长们身后的技术官僚们控制着。这些技术官僚虽然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首脑们即便是不同意,新的方案、策略不还是得由他们出。
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们,在主动选择、更换处理政务的技术官僚的同时,也全权委托他们处理常规政府事务,或者说首脑们都得“同意”他们的处理结果。这也是我们新闻上看到很多国家的首脑天天都在拉选票、玩各种政治正确和政治秀,但他们国家并不混乱的原因。
因为职责特殊且重要,这些军机章京不仅升迁速度更快,也享受着一般官员所没有的荣耀。
雍正朝皇帝就给予七品军机章京们佩戴朝珠的特权,而清朝制度明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挂朝珠。
到了乾隆朝,章京们的待遇又更进一步,皇帝给予章京们三品以上大员的待遇 – “准戴全红帽罩,准用红雨帽、穿貂褂”。原因是章京们的权力,因为军机大臣的“不力”又上了一层台阶。
军机大臣日常有一项重要工作 – 承旨。
军机处初成时皇帝每日例行只召见首席军机大臣,在召对中皇帝会对一些政务或者某事发出指示。首席军机大臣返回军机处后需要将皇帝的意思成文并草拟圣旨,然后将草拟的旨意递交皇帝过目,如果皇帝没意见就完成后续流程(存档、签章等)发出正式的圣旨或者廷寄(军机处的一种正式对外文书)。
这项工作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很难。
首先觐见皇帝时全程必须跪听,还不能做笔记。皇帝当天如果说得多,很难全部记下来。一旦草拟的旨意漏掉了或者错写了皇帝的一些意见,这就成了大问题。轻则训斥,重则就会成为篡改圣意的罪证。
就算是全部记下来也不见得没问题。皇帝常常在表述的时候随意而为,把几件事情掺杂在一起说或者把一件事情分几段来说。草拟时文书能力不行就很难正确表述皇帝的意思,轻则被皇帝视为能力不足、懈怠,重则会被皇帝认为“意图篡改君意”。
注:张廷玉获雍正宠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记忆力特别好、文书能力也很强,每次承旨不论雍正说了多少,他都能记住而且成文表述也到位。
到了乾隆朝讷亲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讷亲觉得自己记忆力一般、文书能力也一般,这样长期承旨早晚会惹出大麻烦。于是讷亲一方面请求乾隆将每日召对改为全体军机大臣(一起承旨),另一方面将草拟旨意这个任务强行派给了汪由敦。
汪由敦也怕自己日后会背锅,就以自己声望、德行不足,负责拟旨会有“专擅之嫌”为由,把拟旨这项工作又转推给了军机章京。具体就是当某位军机大臣需要就自己负责的政务拟旨时,由配合他处理工作的军机章京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项工作在容易背锅的同时,也带来不小的机遇。因为草拟的旨意会由皇帝亲自审阅,如果能明白通畅、洞彻机要,很容易获得皇帝青睐。如军机章京申甫、孙永清等均是借此飞黄腾达。
而且这项工作也会带来一项隐形权力 -- 知情权。
军机处的保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按照规定,各军机大臣互相之间都要严格保密,不能将自己负责的政务、相关处理信息等透露给他人。军机章京的知情权就更低了,原则上他只能知晓他辅佐的军机大臣愿意让他知晓的内容。
草拟旨意这项工作就会大幅度提升军机章京的知情权,这种知情权的作用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
乾隆三十三年,皇帝发起了“两淮盐引案”。为了弥补自己的巨额“损失”(乾隆认为盐政官员们贪了一千多万两白银),乾隆秘密撒网准备突击查抄相关官员及亲属的家产。但是最终抄家的结果让乾隆大失所望,一共也就抄得三十多万两白银。后经调查(要求各地举报涉案官员藏匿家财的行为),乾隆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涉案官员卢见曾在军机处发出对其抄家的廷寄前,有两次转移财产的行为,由此乾隆意识到军机处泄密了。
后在严查之下得知,是军机章京王昶将皇帝准备抄家的信息透露给了纪晓岚,纪晓岚又把消息告知了自己的女婿卢荫文(卢见曾的孙子)…… 除此之外军机章京赵文哲、许步云也被查出泄露了相关消息。
虽然案发后乾隆将涉案的三名军机章京革职充军,并专门下谕警告一众章京日后要严守机密。但是权力不剔除,相关的腐败就不会消失。这件事不但没有制止军机处的泄密,某种程度上还为军机章京们“打响了名号”。官员们越来越愿意结交军机章京了,因为通过他们可以直接“明了圣意”。
嘉靖朝?军机处明朝就有?嘉庆吧
嘉庆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