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瑛的前半生，走的是女学霸路线。她来自安徽合肥，1986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从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上海医学院）英文医学班毕业，之后远赴美国求学。1991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吴瑛又在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读博士后。她的博士后导师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学》的实验室指导作者汤姆·玛尼亚蒂斯，这本书在当时美国生物学界被称为“蓝色的圣经”。
在加入西北大学之前，吴瑛还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从事了十年的学术工作。从2005年开始，吴瑛任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癌症中心神经学教授，主要从事衰老相关疾病的研究，尤其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肿瘤的发病机制，可应用到失智症、渐冻症等疾病的研究中。吴瑛生前与前夫饶毅育有一子一女。夫妻俩之前同在西北大学医学院任教，被誉为“神雕侠侣”。
2007年，饶毅从美国回中国的高校任教。当时，大女儿已经上了高中，跟着吴瑛留在了芝加哥；小儿子9岁半，与饶毅一起回国，到北京读小学。留在美国的吴瑛，继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她的实验室致力于了解基因调控的分子机制，特别是涉及神经发育和神经退化的基因调控机制；她是美国内科医师协会少有的华人女性成员；她在英国牛津与另外两名生物科学家共创“转录后基因调控”会议，至今已举办二十年。
纽约冷泉港实验室的分子遗传学家阿德里安·克莱纳曾与吴瑛共同组织过一次科学会议。他表示，吴瑛的一些研究数据对于理解和治疗帕金森氏症、额颞叶痴呆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至关重要。
“我记得她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克莱纳说。“她也非常致力于培养美国和中国的下一代科学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分子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员任兵博士至今仍记得吴瑛对自己的帮助。他们相识于1993年。彼时，吴瑛正在哈佛大学学习。她不仅在学业上为任兵提供了帮助，还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促使他选择科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吴博士是一位真正的榜样。”任兵说。不仅如此，吴瑛也多次到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中国多所知名院校举行学术讲座，为学生们讲解最前沿的生物研究课题。
另一个悄然进行的计划
吴瑛所在的西北大学，在过去数十年间接受了NIH的研究经费资助。NIH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之一，隶属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简称美国卫生部）。
NIH在信中要求，这些机构要在内部调查是否有违反NIH政策的员工，以保证美国联邦政府下拨的资金得到了“妥善使用”。事实上，该计划对调查群体有“特殊要求”，是仅限于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人，且大部分是华裔，特别是从中国赴美的科学家。NIH进行这些调查的“理由”是，怀疑有研究人员利用部分拨款，与中国有关机构展开未公开的合作。同一时间，另一场针对中国学者的调查则在声势浩大地进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中国行动计划”。
NIH的调查是闭门进行的，这个“中国计划”鲜有人知，但依然给许多科学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负责卫生科学的副校长表示，他们在2018年11月收到了NIH的一封信，要求调查校内5名来自中国的医学院教职员工。2021年10月，美国著名非营利性华人组织“百人会”与与亚利桑那大学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分析了美国政府对涉华国际交流施加的限制如何影响学术界，尤其是如何影响华裔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联合研究。
在参与调查的2000名科学家中，有一半的华裔科学家表示，因为受美国政府监视而感到非常恐惧或焦虑，有近三分之一的华裔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华裔身份而遭遇挫折。《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NIH发起的调查中有246名科学家受到了调查，225起案件涉及中国，103人遭到了解雇和强制退休，还有一些人被禁止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申请新的NIH资助。
与科学界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2020年大选以后，许多亚裔团体向拜登政府及美国司法部施压，要求正式审查“中国行动计划”的总体情况和具体个案。2021年9月，拜登任命的司法部长加兰表示，司法部即将对“中国行动计划”开展内部审查。审查自当年11月开始，共历时3个月左右。2022年2月23日，这项计划终于在反对声浪中落幕。今年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在一场学术界参与的对话会上，罕见地公开承认
“中国行动计划”对亚裔美国人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很多华裔科学家和留学生的个人职业生涯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学者到美国做学术访问，在入境时被关“小黑屋”已成常态，甚至会被扣留盘查数小时。每月有数十名持有合法有效签证、没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中方赴美人员，在出国旅游、回国探亲后赴美返校时被贴标签，甚至被强制遣返、禁止入境。可见，该计划造成的寒蝉效应至今依然笼罩在学术界的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