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全国人民举国欢庆,唯有那些出卖国家的罪人胆战心寒、四处躲藏,生怕受到制裁。然而,一个为日本侵略者效力4年的“汉奸”却大摇大摆回了村,乡亲们看到他瞬间怒火冲天,一边大喊着要打倒他,一边将他暴揍一顿,送到了县政府。
“汉奸”极力证明他是八路军卧底,可无人相信,直到王芳部长出面澄清,人们才终于相信了他的话。得知真相后,“汉奸”父亲喜极而泣,多年来被人戳脊梁骨所受的委屈一涌而上,质问他:“你怎么不早说!”
忍辱负重,乡亲们眼中的汉奸这位忍辱负重潜伏在敌人特务内部的八路军卧底名叫郭善堂,他便是《王芳回忆录》中提到的,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远近闻名深入虎穴除汉奸的“日本大特务”。
郭善堂1918年生于山东莱芜市汶南区石硼村,祖上都是地道的农民。虽然出生农村,但郭善堂从小就有一颗侠义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郭善堂和村子里的热血青年毅然参加了八路军。
郭善堂就被分配到了山东第4游击支队1团1营3连当兵,入伍后,他表现积极,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他被调任事务长,在山东路中军区供给部任募集队长,动员群众筹集粮款供应部队。
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芳看中了郭善堂的机敏,便将他从供给部挖到了敌后武工队。跟随王芳,郭善堂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神出鬼没,对敌斗争被他搞得有声有色。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1941年,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王芳决定派几名精干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郭善堂能力出众,他便是其中之一。
可当王芳找到郭善堂时,郭善堂表现出了一丝犹豫,因为他担心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真的会将他当作一个“汉奸”来处理。见此,王芳向他保证:“军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和我,都能证明你的身份,你不要担心。”
郭善堂点头同意,之后他便按照计划先来到泰安,在泰安伪警察局办了“良民证”,只见“良民证”的姓名一栏写着“林洪州”,这就是郭善堂今后的名字。
为了尽快获得敌人的信任,林洪州装作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进入了一家收购废旧钢铁和农副产品等物资的“浅石洋行”。
郭善堂早已打探清楚,这个“浅石洋行”的老板是一名日本陆军退伍军人,名叫曹浅石。表面上曹浅石是做着生意,实际上这里就是一个日本的特务机关,专门为日本军方打探情报。
要想早日进入敌人内部,郭善堂就必须与曹浅石搞好关系。
很快,郭善堂就凭借机智灵敏取得了曹浅石的喜爱。一天,曹浅石找郭善堂谈话,询问八路军的活动情况,郭善堂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济南《大众日报》递了上去。曹浅石眉开眼笑,立马答应将郭善堂引荐给侵华日军山东部队少将参谋山田。
由于有曹浅石的担保,山田并没有太多怀疑,直接给了郭善堂一个“大日本皇军委派特高人员”的头衔,获得了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对所带物品免予检查的权利。
见此,济南日本宪兵队也对郭善堂刮目相看,行为举止都十分恭敬,特意交给郭善堂一支手枪、一本证书。
有几重保障加身,郭善堂做起事来十分便利,他既不需要担心搜身,还能将情报安全地送出去。但唯一的缺点是,由于他经常在济南活动,泰安和沂蒙一带的老百姓都以为他是一个卖国卖民、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真相大白,老父亲喜极而泣
郭善堂利用日本人对他的信任,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的革命同志,也多次提供了重要情报,挫败了敌人的“扫荡”行动。同时,郭善堂还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驻泰安日本宪兵队有一个叫刘根明的汉奸,他原是中共泰安西安的组织部部长,可他却因追求物质享受和作风问题,投靠了敌人。
为了讨好日军,刘根明暴露了大量党的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也因此牺牲。
出卖党组织、杀害同胞,刘根明罪大恶极,组织上决定除掉这个败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为铲除刘根明,郭善堂多次在日本人面前说当心共产党搞假投降,并亲手导演了制造了一封刘根明写给王芳的反悔信。
当宪兵队拿着信质问刘根明时,刘根明自然否认,可他又经不起宪兵队的拷问,没多久就“承认”了书信上所写的内容,并表示以后一定会忠于大日本皇军。
刘根明在宪兵队里受了气,心里很不服气,又想起了在敌后武工队的好。他悄悄给王芳写了一封信,表示之前是鬼迷心窍,希望得到王芳的原谅,重新回到武工队。
然而,刘根明不知道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日本人监视,他向王芳忏悔的信,自然也被日本人截获。日本人非常生气,又将刘根明抓了起来,将其处置了。
在宪兵队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郭善堂已经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身上也有诸多“特权”,但架不住总有人盯着他。
一次反“扫荡”取得胜利后不久,济南宪兵队就将郭善堂抓了起来,原因是有人告发说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去烟花巷柳之地,不像个常年混迹在特务中的人,因此怀疑他有问题。
一开始,日本人并不在意这些耳旁风,但又有人告发郭善堂经常与八路军敌工部长王芳的哥哥接触,有私通八路的嫌疑,日本人这才对郭善堂有了警惕性。
为了让郭善堂亲口承认,日本宪兵队将他抓了起来,对他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折磨。郭善堂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几次险些断气,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与八路军有联系,因为他知道,日本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总有一天还是会将他放出去,到那时,日本人将更信任他。
被折磨了一个星期后,郭善堂终于被放了出来。如他所料,日本人对他的疑虑统统打消,而且更加信任于他。
郭善堂在日本人身边4年,为了取得信任,他不得不做一些表面功夫,这就导致济南的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迟早有一天会受到报应。每当听到这种言论,郭善堂都十分伤心,但他还是很快振作起来,继续执行任务,期盼着胜利快点到来。
终于在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在局势稳定后,郭善堂按照指示,高高兴兴地撤回了根据地。
这一天,郭善堂无比兴奋。这些年来,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以为他真的当了汉奸,所以他要回去澄清。
哪知他一回到村子,乡亲们就将他围了起来,他极力解释无人肯相信。乡亲们越说越生气,对他一顿拳打脚踢之后绑起来送到了县政府。
郭善堂内心万般委屈,此时也只能将委屈憋在心里,渴望有人能为他澄清。就在这时,王芳亲自打来电话,证明郭善堂不是敌人而是革命同志,这才消除了误会。
郭善堂的父亲在得知儿子是八路军卧底时,欣喜过后泪流满面,抱着儿子痛哭起来:“你怎么不早说呀?”郭善堂也忍不住哭出声,这些年的艰难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得到。
济南解放后,郭善堂曾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科长,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的副军级干部。晚年,郭善堂家庭幸福、精神矍铄,回忆起当年之事依然能够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