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明孝宗朱祐樘最显著的特点既不是用情专一，也不是勤于政事。而是性情过于宽仁谦和，震慑不住朝堂官员以致皇权不彰。那么明孝宗真的是个温和的“老好人”么？

弘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早朝结束后，为处理圣慈仁寿太皇太后（明宪宗生母）大丧的相关事宜，孝宗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这次召对，孝宗直接就抛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 – 裕陵里的墓道被堵了，该如何处理？

笔者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前因。

成化朝时明宪宗和他的生母周氏，一直想夺明英宗原配钱氏的皇后名位。朝廷官员因英宗遗命和嫡庶之别，基本都站在钱氏一边。成化四年七月初四，一百多名勋贵大臣在文华殿门前集体哭门，迫使宪宗收回了为钱皇后另选陵寝（不与英宗合葬）的成命。

最终明宪宗母子和朝廷达成一个妥协方案。钱氏皇后名位不变，但周氏身后也可以享受皇后待遇（系帝谥、合葬、祔太庙），“群臣会议有二后并配之文”。为实现二后都可与英宗合葬，趁着下葬钱后打开裕陵的机会也更改了内部布置，“孝庄（钱皇后）居左，虚右以俟周太后”。

但是被迫低头，让周氏难以消解怨气，于是她耍了一个小心机。在钱皇后下葬时，她派人将英宗和钱皇后各自墓室之间的通道给堵死了，以造成日后她独享“死同穴”的待遇。

注：“系帝谥”指皇后谥号取用皇帝谥字，如以谥号称呼明英宗为“睿皇帝”，其皇后可被称为“睿皇后”。“合葬”即与皇帝“死同穴”。“祔太庙”指皇后神位与皇帝神位一起入太庙享受祭祀。

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三人先是答复不知道这事儿，接着又开始“复读”英宗当年的“遗命”。这明显就是在装傻充愣，他们是不想表达意见并想抽身事外。

孝宗没和他们三人纠缠，直接表态并拍板“此大非礼 … 皇堂不通则天地否塞”，并且强调这不是什么“难事”必须疏通，他也不在乎所谓的风水之说（钦天监认为动土会破坏裕陵的风水）。

刘、李、谢三人见麻烦事这么简单就被解决，立马拍起了孝宗的马屁，“皇上所见高出寻常，万万愿勿复疑”。可是孝宗等得就是这个，他也马上转移话题并抛出了他的真正目的，“祔庙之礼尤所当讲”。

孝宗觉得为英庙配享两个皇后神位，不仅非礼还坏了祖制，“我祖宗以来惟一帝一后”。而且这个事情孝宗本人并未参与，锅却要由他来背，“今若并祔，乃从朕坏起，恐后来杂乱无纪极耳”，所以他打算取消周氏的祔庙资格。

孝宗的这个想法占理，而且传统的伦常观（嫡庶）也让刘、李、谢三人不支持周氏祔庙。但是两个原因，让他们三人不敢触碰此事。

首先，成化四年朝廷和先帝（明宪宗）就此事达成了协议和承诺。现在又不让周氏祔庙了，这不是在打朝廷和先帝的脸么？这种公然撕破脸皮、悖逆先帝的事谁会愿意干呢？

其次，由于朱元璋在立朝之初就特别强调并推崇祖制，所以明朝形成了唯祖制是从的观念。即便是不认同、不愿意，也没人会在明面上去违背祖制。而上代朝廷和先帝白纸黑字达成的成命，它就是祖制。

别说刘、李、谢三人一开始就装傻充愣，想避开这个雷区。孝宗自己也很清楚这事儿的麻烦程度，他如果直接下令，估计马上就会谏章横飞。哪这事儿怎么办呢？

臣东阳对曰：“愿圣见主张得定，臣等无不奉行。”上曰：“朕亦难于降旨，先生辈是朕心腹大臣，好为处置。”臣健等曰：“须下礼部，令多官议之。”上曰：“虽多官议之，亦不敢主张，仍须先生辈为之耳。”臣健等曰：“容臣等计议上闻。”上曰：“先生辈辛苦，且回去办事”。

《燕对录》

刘、李、谢三人是准备把事儿推给皇帝和朝廷，反正他们仨无条件遵从皇帝和朝廷的命令。孝宗的办法是不论刘、李、谢三人怎么推，这事儿必须内阁去办（具体怎么办他也不管）。这次召对结束后，李东阳就没象前两次表现得那么兴奋了，估计三人都在后悔早朝为啥没请病假。

注：李东阳入阁后在弘治十年三月首获孝宗召见，十三年六月第二次被召见，本次是第三次。

此后每日朝会结束，孝宗都会留下刘、李、谢三人追问“进度”。为了三人尽快下决心并完成任务，孝宗在二十二日再一次召见内阁。孝宗在这次召对中出示了《奉先殿图》，并告知三人，他已经为周氏设计好了享受祭祀的位置和方案，就等他们把周氏“送”来了。

到二十五日，刘、李、谢三人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只得将礼部为周氏议定的谥号“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睿皇后”票拟修改为“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太皇太后”，孝宗欣然接受。

周氏被剥夺了皇后名号，自然也就没有“祔庙”一说了。孝宗目的达到后，就忘了最初说的不在乎风水了。很快钦天监就传出风声“岁杀在北，方向不利”，内官监也开始抱怨“事干英庙陵寝，难以轻动”。疏通墓道之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弘治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孝宗在乾清宫召见内阁。君臣闲谈了几句当下政务后，孝宗突然发难 -- “辽东张天祥事亦大狱，今欲令明白”，这到底是件什么事儿呢？

弘治十六年三月，辽东监察御史王献臣弹劾宁远备御都指挥使张天祥“杀良冒功”。王献臣称其袭掠了建州女真使团，却向朝廷谎报斩首蒙古贼寇三十八级。

大理寺左少卿吴一贯调查后得出的详情是，张天祥率部被流寇击败，因惧怕朝廷降罪丢官，在其祖父张斌的建议下，袭杀了泰宁卫的一个小部落，用这些无辜百姓顶替流寇上报军功。

虽然有出入，但“杀良冒功”是事实。所以都察院上奏拟判，“首犯张斌，斩决；从犯张天祥，绞”。孝宗一直没批复判罚，案子就这么被搁置了。

时隔一年多，孝宗突然提及此案，内阁既不明白孝宗为何搁置，也不明白为何突然提及。所以谢迁和刘建答复孝宗，案子拖得太久该结案了，张天祥都病死狱中了。

这时孝宗才道出他的真实目的。这一年里东厂秘密调查过这个案子，他们的结论是王献臣和吴一贯没有认真调查，他们都是仅凭旁人举报就勘定上报。所以孝宗准备同意东厂所请，将相关人犯、人证提解到京师，由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

对于孝宗的重审决定，内阁没意见。但是如何下达和执行孝宗的决定，孝宗和内阁分歧巨大。

孝宗认为内阁根据他的意图直接拟旨，“令东厂具所缉事题本批行”，即内阁在东厂缉事揭帖的基础上票拟，（明朝内阁只有建议权，无权直接奏事）。但这次召对结束后，内阁又退还了孝宗交给他们的东厂揭帖，理由是“都察院本既已批出，东厂揭帖又不可批行，须待会勘至日再议”。

此案如果依据东厂的调查就下旨将案犯、人证等押解京师改由三法司审讯，就意味着赋予了东厂否决都察院审讯的权力。这违反了明廷政务处理流程，或者说这对于朝廷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内阁认为可以先令都察院会同兵部、大理寺等重新调查此案（否决他们之前的拟判），然后再根据结果决定是提级（会审）还是继续由都察院审决。为防皇帝误会，刘建还给孝宗传了个小纸条（揭帖），“臣等非敢固违，但命已出，今别无事由，猝然改命，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体。辽东不远，请仍待会勘至日施行。”

结果还是激怒了孝宗。十七日退朝后，孝宗留下内阁成员先是质问他们是不是想泄露此事引朝堂舆论来对自己施压？然后又质问他们为何不同意并阻扰押解京师审问？

刘建先是辩解绝对没有外泄，“东厂揭帖臣等已封定，不曾令书办官见之”。接着又称内阁不是阻扰“解京”，只是希望皇帝信任朝堂官员，对他们多些耐心。

注：明朝这类泄密的事情挺多，最著名的是崇祯朝兵部尚书陈新甲因与后金议和的奏本外泄而最终被杀。

哪知孝宗一点情面也不给，直接回怼“法司官若不停当，其身家尚未可保，又可信乎！”皇帝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刘、李、谢三人只得服软。一边说皇帝说得对“士大夫未必可尽信”并褒赞皇帝心系边将。一边想办法为皇帝找补，降低此事对朝廷的刺激。

最终内阁给出的方案是，不票拟东厂揭帖，改由孝宗直接下旨（内阁票拟附署皇帝旨意）。这样皇帝实现了扩大东厂影响（为儿子接班做准备）的意图，内阁也部分遮掩了东厂开始凌驾外朝部司之上的事实。

内阁为了帮皇帝也算是操碎了心。

附录：本文相关文献来源于李东阳《燕对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