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

陶寺的宣传语是“最初的中国”，而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二者究竟有何区别？

陶寺遗址博物馆

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

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是距今4300—3900年，也就是尧舜时代，晚期进入了夏纪年。

陶寺是同时代东亚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石峁，也是夏朝之前第三大“城市”，次于良渚。

陶寺因此也被认为是尧舜都城（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只是没有官方认定），最初的“中国”由此而来。

这里发现了最早的侧影工具“圭”——木胎漆绘圭尺；以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可以准确测出20个节气。

这一发现和文献中舜“圭表测影定地中”的记载完全吻合，更加印证了陶寺是尧舜之都。

陶寺遗址也被认为是24节气的起源之地，最早的“天下之中”。

然而随着陶寺遗址的衰落，“中国”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天下之中”也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那就是嵩洛地区。

陶寺观星台（复建）

从陶寺到二里头

“地中”的变化或许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

考古发现，陶寺晚期发生过一场革命，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夏启攻灭伯益。

启取得政权建立夏朝，夏先是在嵩山周围的阳城、阳翟建都，后来建都洛阳盆地的“二里头”。并且将“嵩洛”定为新的天下之中。

据《周髀算经》载：“日中立杆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也就是说，夏至日的日影一尺六寸之地为“地中”。

然而后世却将“一尺六寸”改为了“一尺五寸”。

周礼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经过现代实际测量，一尺六寸对应陶寺所在区域，一尺五寸对应嵩洛地区。

清华简《保训》记载了一段周文王临终前告诫周武王的话，其中提到“舜测影得中”和“微追中测影”。其中“微”即上甲微，商族的首领，成汤的六世祖。上甲微认为舜测得不对，于是追中测影，最终认为嵩山才是地中。

上甲微很有可能是受到夏王朝的“指使”，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重新测定了“地中”，而从时间上看，上甲微生活的时代与二里头建立的时代，几乎一致。

上甲微是成汤六世祖，距离成汤120—150年比较合理，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的夏商交替时间是前1600年，上推150年就是前1750年，这正是二里头建立的年代。

在夏朝重新确定“地中”之后，后世基本沿用，商朝早期的两大都城(西亳偃师商城、亳都郑州商城）基本位于同一纬度，而且都属于嵩山范围，日影也是一尺五寸。

直到商朝中后期的殷墟时代，商王朝才远离“地中”。

而殷墟的纬度与陶寺非常接近，日影长度应该相差无几，这是不是巧合？

但可以肯定的是，商朝时期主流的观念中，“地中”仍然在嵩山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周灭商后要在洛阳盆地建立“成周”。

周人观念里的“天下之中”

据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天王簋铭文记载，周武王灭商后第12天曾率领四方诸侯登上“天室”祭祀文王，并沟通“上帝”。

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天王簋

天室就是嵩山的太室山。

《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夜不能寐，周公问是何故，周武王说因为还没有“定天保”，其意就是还未在“地中”建都，未获得上帝认可。

随后周武王又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文中提到的“天室”就是嵩山，周武王认为伊洛平原是“有夏之居”，距离“地中”嵩山不远，适合建都。

显然，周人确实是夏的一支，不仅坚守夏人的“地中”观念，而且准确无误地知道夏朝定都在什么地方。

后来成王继位，周公继承武王遗志测影定“地中”，营建成周洛邑，就是由此而来。

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其中的“廷告于天”就是天王簋铭文中周武王在“天室”祭祀文王和上帝的那次活动。

随着周公测影和周王朝营建成周，嵩洛作为“地中”的观念得到强化，之后几千年不再改变。

萌发于陶寺的“地中”，最终被嵩洛所取代。

结语

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寺遗址确实是“最初的中国”，虽然陶寺的“中国”地位在进入夏朝后被取代，但“地中”观念在此诞生，并影响后世数千年，这是陶寺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