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前篇的文章中曾提及：“桐叶封弟”说，不见于西周时期的《尚书》、《周易》、《诗经》，也不见于春秋及战国前期的《春秋》、《国语》、《左传》及《老子》、《庄子》、《论语》、《孟子》等书，它却最早见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上距叔虞之封八百年，八百年中并无记载的史实。
也在文章提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经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在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发现了“曲村天马遗址”，共发掘出九组十九座墓葬，其中有晋侯墓九座，晋侯夫人墓十座。世系相次的九代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却并未发现“唐叔虞的墓葬”。
关于“桐叶封弟”说，更有学者认为是周成王拿了桐叶封给幼弟应侯。西汉初期的韩婴所撰《韩诗外传》中说：“周成王与弟戏，以桐叶为珪以封汝，周公曰：‘天子无戏言。’王应时而封曰名侯。今应城是也。”（《太平御览》卷一五九引）西汉晚期褚少孙补写的《史记·梁孝王世家》也说：“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王拿着桐叶戏耍，一会儿送给叔虞、一会儿送给应侯，而大臣们竟然一概认真地将儿戏变为事实。
关于桐叶封弟的记载出入如此之大，暗示着这不过是传说，而不是信史。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谜题“唐叔虞”到底是谁？是真实存在的吗？是周成王的胞弟吗？
《吕氏春秋》、《史记》等书虽属战国末至西汉时所作，但他们的材料来源则可能更早些，究竟早到什么时候，不妨用古文字资料来佐证一下它们的时代。
其一，《吕氏春秋》、《史记·晋世家》中周公或史官均称周成王为天子。按铜器铭文证明：在武王、成王时，臣下称周王为“王”，到西周第三代康王二十三年大盂鼎中，出现“故天翼临子”的记载，至邢侯簋、献彝才开始有“天子”之称。可证二说不可能来自成王时期的原始记录。
《大盂鼎》是西周第三代康王时代的一种金属饮器。此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院。宝鼎器形雄伟，工艺精湛。其高超一米，口径71.8厘米，重153.5千克。内壁刻有铭文19行291字，内容记载康王于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铭文大意是康王告诫盂汲取商代嗜酒误国之事，要牢记前年之鉴等。史料相当珍贵，对研究西周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的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吕氏春秋》记载周成王自称“余一人”，按周王自称“余一人”，始于周共王时作的师望鼎，足证《吕氏春秋》之说必在西周中叶以后。《晋世家》载成王自称“吾”，按西周早期作为第一人称的代词有余、我、朕，没有“吾”，春秋中叶，才用“吾”作为第一人称的代词。这说明《晋世家》“桐叶封弟”之说出现于春秋中叶以后。至于《梁孝王世家》载周公称成王为“天王”、“人主”，更未见于西周、春秋时期的金文，说明“桐叶封应侯”之说产生于战国、秦、汉之际。
《师望鼎》，西周中期器，根据鼎中铭文师望而得名。鼎通高49厘米、口径43厘米，平折沿，口沿上有一对立耳，下腹向外略鼓，三条兽面蹄足，耳外侧饰重环纹，口沿下饰窃曲纹（或夔纹），腹饰变形鸟纹。相传为左宗棠征新疆时所得。该鼎最早著录于吴大激的《意斋集古录》，照片见陈仁涛的《金匾论古初集》。2005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从香港某私人收藏家手中购入师望鼎。
其三，《吕氏春秋》、《史记·晋世家》引文中动词诵、称、崩、诛灭、削，语气词耳、耶、也，连接词与等，均不见于西周、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说明它们不会是从战国以前的资料中摘引下来的。
春秋中叶的《晋公盘》说：“晋公曰：我皇且（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威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据考，这里的晋公是晋定公午，公元前511至474年在位，他的先祖唐公即“唐叔虞”。
《晋公盘》是2019年1月山西警方从境外成功追回的盗掘贩卖的晋文公时期特制的青铜礼器，属国家一级文物。“晋公盘”是晋文公给他大女儿的嫁妆之一，装饰的浮雕龙、立体水鸟等圆雕动物，都能在装置原处作360度转动。整个器物雄浑多姿，呈现了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
文中赞扬唐叔虞辅佐周武王，平定天下，成绩可能有夸大之处，但时代应不会弄错。文中提及：“武王曾多次出兵伐商，前几次，叔虞年纪尚小，未必上阵，铭文所指当为最后一次伐纣之役”。
既能带兵打仗，年龄不会太小，武王幼弟不足二十岁的康叔参加了这一战事，唐叔当比他年轻些，但至少也应有十五、六岁，战后二年，成王即位时，叔虞已十七、八岁，其兄成王以他大一岁计，约为十八、九岁。
这显然与我们常说的“成王年幼”相冲突。晋文公的话或许有粉饰夸耀自家始祖的成分，但基本内容应是可信的。即唐叔虞在武王时期是立有辅佐之功的。
如果说晋文公的话是可以相信的。那再来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诸候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衞、毛、耼、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这说明晋国之封在灭管、蔡之后，上距成王即位已三年，此时唐叔虞约二十至二十一岁，成王为二十一二岁，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又可能去戏耍桐叶？
《国语·晋语》云：“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国语》是史料价值很高的史书，叔向是晋国著名的政治家，其说应当是可信的。
当时晋平公射鹌鹑，没有射死，派竖襄去捕捉，也没捉到。平公大怒，把竖襄拘禁起来，准备杀掉。叔向听说后，晚上去见平公，平公把这件事告诉了叔向。叔向说：“你一定要杀掉他。从前我们先君唐叔在徒林射犀牛，一箭就射死了，用它的皮做成一副大铠甲，所以被封于晋国。现在您继承了先君唐叔的王位，射鹌鹑没有射死，派人去捉也没有捉到，这是张扬我们君主的耻辱啊。君主一定要赶快杀掉他，不要让这件事传到远处去。”平公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于是赶快赦免了竖襄。
这条材料说明，唐权虞被封的原因，是因为他勇敢善射。兕是类似犀牛的猛兽，《说文》云：“兕，如野牛而青色，象形。”《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兕其状如牛，苍黑，一角。”兕角可以作酒杯，《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韩诗》说：“以兕角为之，容五升。”可见其角之大。甲骨文中记获兕者约十来条，称狩、逐而未获者数条（参唐兰《获白兕考》）。可见商代黄河中游地区确有兕存在，而且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墨子·明鬼下》云：“此裂兕虎”，则战国时仍有此兽，足证西周初唐叔射兕必非虚构。兕皮坚厚，周代用以制造铠甲，叔向以唐叔射兕夸耀于人，也说明这是不同寻常的壮举，当然不是一个幼儿所能办到的。
按照周武王时的分封办法，王子未到成年是不受封的。《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於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处於霍。康叔封、厓季载皆少，未得封。”
据《礼记·内则》记载，二十岁才算成年，“康叔封、冉季载皆少”，则都不足二十岁。武王伐纣成功，“即位于社”，“卫叔傅礼”（《逸周书，克殷解》），卫叔即康叔封，他既参加伐纣之役，年龄虽不到成年，也不会太小，可能在十八岁左右。二年后，武王死，又过了三年，周公平定管、蔡，才分封康叔、冉季，此时康叔大约在二十三岁左右，冉季也当超过二十岁。这说明周公、成王时仍按惯例分封。
周公长子伯禽之封也不例外。《史记·鲁周公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之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鲁公伯禽之誓全文具载《尚书》，称作《费誓》，由誓言的慷慨激昂和平定徐戎之乱看，伯禽决非儿童。武王死时，年四十五（《真诰》引《竹书纪年》），武王在同母十兄弟中排行老二，周公老四，以周公比武王小四岁计，则武王死时，周公四十一岁，以二十岁得子计，伯禽此时已二十一岁。联系到封鲁时伯禽的作为，当时已经成年，当无问题。周公掌着朝政大权，对儿子尚且按照武王惯例办事，对于其侄叔虞岂能例外？
从当时形势看，周一向自称“小邦周”，人数少，地盘小，在打败“大邦殷”后，两次大分封，他们都采用在各要地驻扎重兵的办法，以巩固统治，管叔、蔡叔监殷，太公封齐，周公封鲁，监视奄、簿姑，召公封燕，以对付北方之戎。这是与周王朝命运有关的重大决策，故派领导骨干担任，而不分封未成年的王室子弟。
唐叔虞所封是夏族故地，在今汾河中下游，那一带是戎狄活动的地区，如果丢失这块地盘，戎狄越过黄河，立即会威胁到西周王都丰、镐的安全。为了有效地统治这一地区，在分封时，特意交待不用周族的统治方式去统治，而是“疆以戎索”，尊重戎族的风俗习惯，用戎族的传统方式去统治。很显然，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让几岁的小孩去担负这一重任。况且，当时周公刚平定唐的叛乱，将小孩分到动荡不安的地方，岂不是让他送死？所以叔虞封唐，成王举行了隆重的分封仪式。除赐予叔虞大量显示身份地位和正宗法统的礼器外，还以中央正式文件《唐诰》为叔虞详细安排了从属的治下臣民和治理架构。并结合唐国的实际，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这一切都是高超的政治谋划和精心的智慧操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叔虞封唐在历史上是真是存在的，而且由于他勇敢、善射，且曾辅佐武王，参与克殷，所以当时已经成年，与人们常说的“年幼”说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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