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以降，哲学就致力于探究存在之谜，即着眼于“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并持续不断地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根据、本原和原因。然而，斯蒂芬·霍金在2010年出版的论著《大设计》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哲学已死”，因为当今的哲学已经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代发展的步伐”，它们无法对宇宙的存在方式提供真正有启发的理论图像。应当说，霍金的这种主张并不新奇，海德格尔早在1964年就已经提出了他的哲学终结论：随着尼采和马克思对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并进入其终结阶段。哲学将转变为诸多关于人的经验科学，这些科学“将很快被控制论这样一门新的基础科学所操纵”。
熟悉哲学史的人们都知道，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并非孤例，黑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哲学家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动机提出过各种版本的“哲学终结论”。尽管如此，哲学如今在现实世界里并没有走向终结，无论是在欧陆哲学中还是在分析哲学中，都有一批哲学家在智识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尽管“哲学终结论”并未在现实中彻底实现，虚构的文学领域却构想了让哲学完全消失的世界。1931年，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在他创作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生动描绘了一个“美好”得足以让哲学完全缺席的科技帝国。
在这个完全由先进科技操控一切的新世界里，民众就像伊甸园中的绵羊那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人们一出生就确定了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地位，免去了人们在自由选择时所经历的焦虑与不安；民众将永葆青春，不再会遭受痛苦的折磨。丰裕的物质产品与刺激的影视娱乐则让民众的身心始终沉浸于不断掀起高潮的狂欢之中。在这个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新世界里，抽象枯燥的哲学思辨按理说根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令人困惑的是，在这个新世界出生的低种姓成员的启蒙教育中，只要他们伸手触及包含哲学思想的书籍，他们就会反复遭受强烈的电击，直到他们无可逆转地形成厌恶或畏惧哲学的封闭心智。支配“美丽新世界”的权力精英何以要处心积虑地培养这种封闭心智？这种封闭心智对一个人的自由而健全的发展究竟会产生何种负面影响？如何运用哲学的智慧来克服封闭心智的傲慢与脆弱？布莱恩·麦基基于其对哲学和人性的敏锐洞识，在他最后一部作品《终极问题》中为澄清上述疑惑提供了诸多引人深思的启示。
撰文｜郝苑
《终极问题》，[英] 布莱恩·麦基著，刘小涛 周从嘉译，轻读文库｜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哲学与人类之有限
任何致力于形塑华丽幻相的宏大叙事都经不起对其细节的考察。在赫胥黎精湛的叙事技巧的推进下，这个美丽新世界逐渐显现出它的丑恶面目：民众没有痛苦，是因为有唆麻这样的毒品在麻痹痛觉神经。民众永葆青春，是因为可能出现衰老征兆的人都会被专业人士及时高效地悄悄处理掉。民众没有自由选择的重负，是因为他们从一出生就被冷酷地确定了社会等级，基因编辑技术与心理操控技术扭曲了低种姓成员的正常心智，让他们“把舒适与倒立状态联系起来”，以至于他们会发自内心地喜爱他们“无法逃避的被奴役的社会命运”。
对于精通哲学的读者来说，他们很容易就会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弗朗西斯·培根所构想的“新大西岛”联系起来，而新大西岛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又导源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与《克里提亚篇》中提出的关于亚特兰蒂斯的岛国神话。据说，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在远古时期位于大西洋中心的海上强国，这个国家凭借卓越的知识和强大的技术征服了欧洲与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但正是在这个不断征服扩张的过程中，居住在亚特兰蒂斯的人们变得越来越“骄横跋扈”和“以权势凌人”，让“这个光荣的种族堕落到邪恶的境地”，终于触怒了众神之王宙斯。仅仅在一天一夜之间，对自身的强大繁荣无比自信的亚特兰蒂斯被众神降下的地震和水灾所摧毁，最终沉没到了大西洋底。正是这个颇为不详的神话结局，昭示了美丽新世界可能堕入的阴暗未来。这个新世界的支配者之所以苦心孤诣地要封禁哲学、埋葬历史，就是不希望让自己的民众意识到这种可能动摇其心志和信心的严酷命运。
图像小说《美丽新世界》书页。
姑且不论这个美丽新世界的真实科技水平究竟如何，不难看出，它的权力秩序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众对其科技实力的强大自信或傲慢自大上。这种在美丽新世界中甚嚣尘上的傲慢心态实际上导源于尼采所谓的“科学乐观主义”。作为对立于古希腊悲剧传统的流行思潮，科学乐观主义深信一切事物都可以被科学认识，一切问题都可以被技术解决。当科学乐观主义受其强烈妄想的鼓舞时，就会在逻辑的界限上盘绕着自身并最终“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由此形成的封闭心智将任何无法被科学和理性解决的问题统统打成没有意义的胡说或形而上学的伪问题。
在麦基看来，这种傲慢的封闭心智之所以会普遍形成，是因为某些所谓的智识精英从根本上遗忘了人类在智慧与能力上的局限性。纵观哲学史，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柏拉图洞穴壁上的影像、培根的四大假象、康德的二律背反、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以及海德格尔的被抛境况等大哲学家精心构造的哲学隐喻或哲学论题，无不在提醒人们要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认知的有限性。但现代科技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成就，让越来越多志得意满的智识精英遗忘了这个源自哲学传统的质朴而又紧要的人性洞识。
众所周知，科学并非超验的教条，而是需要人类的经验不断确证其合理性与可靠性的知识。但正如麦基指出，没有任何事物的移动速度可以超过光速，也没有任何人的寿命可以超过两百岁，因此任何人的经验都不可能超越两百光年的范围。尽管人类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相较于在时空上无限的宇宙，这些经验终究是太有限了。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在任何历史时期掌握的科学知识都拥有在面对未来新经验时遭受修正和反驳的可能性，人类永远不应当假定自己的科学探究已经掌握了不容置疑和不容反驳的绝对真理。
布莱恩·麦基（1930—2019），英国著名哲学家、音乐评论家、政治家与诗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客座教授，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的院士，曾在英国广播电台等重要媒体担任普及哲学的职业主持人。
人类的认知不仅受到人类经验的时空限制，而且还受到人类认知工具的限制。相较于蝙蝠等其他生物，人类的诸多感官可以直接知觉到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它们无法感知到其他生物可以感知的大量事态。虽然现代科技发明的观测工具大大拓展了人类感知的范围，但这些工具也只是把原先无法直接感知的事态通过诸多技术关联到人类可以直接感知的现象上，因而从根本上还是没有超越人类的科学和理性可以为之立法的现象世界。就其有限的本性而言，仅凭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无法理解全部实在”，一旦它们要僭越现象世界而对本体做出仓促的论断，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智识混乱。
可以认为，在人类凭借理性与科学而得以掌握的“已知事物的边界之外，无知无限地延伸着”。不仅如此，在已知事物的理解版图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的、不可理解的区域”。科学探究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语言，这种语言依托的是一般性术语，它缺乏独特性。但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许多实体、事件和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的感知和经验也是如此，因此它们无法在理性语言中找到与自身一一对应的丰富语词。正如资深乐评家通常都会承认的，巴比罗利指挥的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所演绎的那种陷入困境而阴晴变换的人格，无法用抽象的心理学术语进行充分的描述，而只能用诗性的语言迂回地加以呈现，冰冷的科学语言无法让人们透彻理解幽深高远的审美意境。独特的、直接的、非理性的感受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元素，有限的理性语言却压制和扭曲了这样的生活经验。
麦基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由于自身所处时空的局限性和寿命的局限性，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局限于“漫长宇宙长河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落”，“世界自身以及它独特的存在，都在向我们暗示其他实在之物的存在，以及它们不一样的存在秩序”。然而现代科技所造就的繁华世界让许多平庸之辈变得“莫名其妙的自负”，他们遗忘了人类的知识和力量的局限性，将自身的心智封闭于既定的秩序和价值之中。这群庸常者确信自己“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力，却又不知道应该创造些什么”，他们自以为“可以主宰一切事物，却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尽管他们“掌握了更多的手段、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但结果不过是重蹈以往最不幸时代的覆辙”。他们在专断的权力借助现代科技编织的舒适迷梦中麻痹了自己的心智和良知，蜕变为一种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现实的能力的“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为了廉价的舒适和刺激而欣然接受让自身附属于机器的被奴役状态，他们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没有勇气去想象与现实不同的另一种更为自由和公正的生活。
麦基不无嘲讽地指出，这种人在傲慢的封闭心智的驱使下，“蜷缩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自以为他们所鼓吹的理念和价值可以支配整个天下的秩序，但事实的真相恰好相反，“他们的时代很快就会随风而逝，能留下来的或许只是一点点记忆，毋宁说更像是永不止歇奔涌向前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小片浪花”。单向度的人的封闭心智貌似傲慢强硬，实则卑怯脆弱，很难赢得健全心智的认同与尊重。但对于庸常心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他们所信奉的事物的真实性。即便是迷梦与幻相，只要能够让他们的情绪持久摆脱种种痛苦与不快，那么他们也乐意在这种幻境中继续陶醉下去。令人遗憾的是，在封闭心智炮制的迷幻状态下，一个人并不能长久保持这种不受任何负面情绪侵扰的“理想状态”。
布莱恩·麦基（右）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现实中的“楚门的世界”
《楚门的世界》是由彼得·威尔执导的一部情节离奇的经典科幻电影。男主人公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名叫海景镇的小城，他在表面上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美满生活，周围的每个人都对他表现出了友善与尊敬。但实际上他是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的孤儿，公司制片人克里斯托弗将楚门的一生精心打造成了一系列面前全球同步播出的大型真人秀。楚门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他的家人和好友在内）都是这个大型电视节目的演员，他们联合起来制造种种谎言，让楚门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定幸福的温馨世界之中。
尽管这个机制顺利运作了三十余年，但它终究还是出现了意外。当按照剧情设定已经在暴风雨中溺死的“父亲”以流浪汉的形象重新出现在楚门面前时，即便化装成群众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架走了这个失控的演员，但这起意外事件还是激发起了楚门长久以来对弥漫于自己生活世界的谎言与幻相的怀疑。他想要走出海景镇，到外部世界去寻找在这个封闭环境下无法获知的真相。然而，当楚门下定决心要走出庸常的生活去追寻自己的理想时，他遭到了来自工作、家人、朋友乃至匿名权威的各种阻力。当他驾驶汽车离开海景镇时，他就会莫名其妙地碰到各种严重的交通堵塞。在费尽周折避开了交通堵塞之后，楚门刚驶出这个城镇，又不幸遇到了一群身穿白色防化服的工作人员，他们以规避核泄漏的辐射污染为由，将楚门强制遣返回他的住所。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挫折之后，楚门感到自己生存的根基开始动摇，他本能地觉得海景镇这个封闭世界越来越不可靠，但又不知原因何在。于是他的情绪不时陷入一种担忧不安、紧张烦躁的状态，尽管他的亲友对他依旧友善亲切，但他总会在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骤然情绪失控，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处于“茫然失其所在”的精神状态。楚门在这种境况下所深切感受到的，恰恰就是任何沉浸于迷梦与幻相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的焦虑。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焦虑是有意义的，原始人最初的焦虑经验，就来自野生动物的尖齿利爪的威胁警示。人类祖先在发展自己的思考能力以及运用符号和工具拓展保护范围的过程中，焦虑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相较之下，现代人的焦虑根源与焦虑形式都发生了变化。现代人之所以会产生焦虑，一方面是因为人像动物那样，其存在是有限的与偶然的，另一方面，人类不像动物那样在有限的环境下随波逐流，而是能看清自身处境的偶然和荒谬，并拥有通过冒险超越自己被抛入的有限处境的自由。
这种自由本来应当赋予现代人更多的活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必然如此，因为现代人总是会被抛入类似海景镇这样的庸常世界里。在这种仅仅在表面上鼓吹真理和公义的庸常世界里，一个人通常只能过着牵线木偶一样的生活。他所拥有的“真相”只不过是那些不断诋毁和贬损外部世界，让自身安于封闭世界秩序的“陈词滥调”和“闲言碎语”。一个人只有在主动阉割自己对真理和公义的精神追求，彻底沦为反复背诵信仰教条和政治宣叙的“说话机器”后，才有可能让自己在那个处境下享受到貌似舒适平静的生活。尽管这种无精神高度的平静生活看似颇为美好，但这是以阉割人类批判现实和超越周围环境的自由追求为代价的，这就必然会在人类的情感层面上不时激起焦虑的情绪。
在特定的生存处境下，一个人的眼睛会看到除了成为牵线木偶之外的其他生存可能性，于是他就会像“对着一道张开豁口的深渊看下去”那样“变得晕眩”，并“马上抓住有限性来支撑自己”，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自由的晕眩”。一个习惯于家畜般安宁的人为了避免这种晕眩，就宁愿让自己的自由“瘫倒”，转而回归谎言维系的美好幻觉，并说服自己毫无保留地信奉在封闭世界中甚嚣尘上的谎言。
但不管谎言如何粉饰现实，封闭世界盘剥和利用个体的真实状态不会发生根本转变。正如罗洛·梅通过翔实的心理学研究指出的，明确意识到自己不被父母宠爱的孩子会通过主动提升警戒来应对现实世界的威胁，因此不易引发焦虑。而倘若父母以虚假的爱掩饰其对孩子的疏离和排斥心理，那么这样的孩子由于不清楚实际威胁来自何处，反倒容易引发焦虑。同样道理，让自己长期沉浸在对周围世界的虚假信念中的成人，也不太可能清楚意识到真实的威胁来自何处。倘若一个人明确意识到自己害怕的对象，就可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来恢复心智的平衡。
但焦虑的特征恰恰是没有明确的对象，由于不清楚威胁的真正来源，一个人在焦虑中会感到自己与周围世界相剥离乃至与整个世界对峙。又由于缺乏戳破根深蒂固谎言的勇气，这个人就不敢针对真正的威胁做出积极的回应，而只会在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爆发出诸多小题大做的情绪反应。这些实质上没有合理根据的情绪反应进一步恶化了这个人的人际关系，让其不得不大幅度压抑自己的攻击性和敌意。这种压抑又会助长个人的无助感并减损个人的自主性，并反过来再度增强了这个人努力想通过谎言和幻觉来摆脱的焦虑感。
丹麦哲学家、诗人克尔凯郭尔。
庸常的心智宁可阉割自己的精神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规避焦虑，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焦虑是个体借助可能性加以精神修炼的“学校”，个体的创造性越强，他的潜在焦虑也就越高。焦虑通过“质的跳跃”，就可以让个体弃绝有限而扭曲的世俗羁绊，坚定勇毅地卷入信仰激流的创造性活动。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中，这种具有解放心智效用的焦虑通常被翻译为畏惧（Angst）。“畏启示无”，可以揭示出被周围世界强加于此在的流俗意见的核心价值的虚无本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基于隐而不显的畏而被嵌入无之中的状态”，就是对在庸常生活中紧紧裹挟住此在的存在者整体的超越。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庸常世界和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从而在此在中公开出为了选择与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最本己的存在”，并将此在带到了“它的存在的本真状态之前”。正是在这种焦虑所激发的生存勇气的驱使下，楚门超越了庸常生活的匿名权威所制造的种种阻碍，穿越了包围海景镇的人造海洋的惊涛骇浪，最终找到了打破扭曲幻相、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楚门那样勇敢地做出这种本真的决断，对于深受焦虑折磨而又没有勇气去追求真相的封闭心智，克尔凯郭尔指出了另一种可悲的阴暗前景。由于封闭的心智长期沉浸于精神僵滞、歪曲理想的庸常世界，一旦他们意识到构成自己生存根基的信仰和理想的虚无本质，他们就会转而去盲目崇拜力量、权力乃至暴力，进而变成受魔性支配的人。自由的心智向着光明不断拓展自己的世界，受魔性支配的人在自身罪孽的奴役状态下主动闭锁自己的心智。他们病态地依恋于自己的堕落和愚昧，不断远离善良和光明，傲慢地拒斥宽恕与救赎的可能性。恰如《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所描述的，那些被魔性支配的人面对耶稣善意给出的救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断然拒绝并疯狂叫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魔性支配的人虽然目空一切，但他们又很容易在强权的压制下沦为彻底的偶像崇拜者。他们会以“同样的恭敬心崇拜傻瓜和英雄”，并在他们崇拜的“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的豪言壮语的煽动下轻易陷入群体狂热，把“青蛙受电流刺激的蹬腿抽搐”当成高级的精神活动。他们将自己的心智封闭于往昔的成就与僵死的教条，过度自信地高估自己的实力，并在不经意的冷漠与傲慢中不断把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推向敌对方。“骄横是沦亡的前奏，狂傲是败落的预兆”，从这种受魔性支配的人的精神缺陷中，人们多少可以窥测出亚特兰蒂斯走向灭亡的某些重要缘由。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哲学：抵御狂热的最后防线
根据阿里安的记述，亚历山大在挥师入侵印度时，有一回在野外一片草地上看到几个印度智者。平时他们总是在那里辩论各种问题，那天印度智者看到亚历山大到来时，就停止争论，只是在各自站着的地方跺脚。亚历山大让通译去问他们，这么跺脚是什么意思。印度智者回答说：“亚历山大大帝，我们每个人在大地上只能占有他脚下踩的这一点地方，你也不过和别人一样。过不了多久你就要死去，死后，你在这大地上所能占领的，最多也不过是你的坟头所占的那一小块土地而已。”亚历山大并没有被激怒，据说当时他热烈地赞扬了他们说的话，也夸奖了说这些话的人，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总是反其道而为之。
不难看出，印度智者希望通过“人皆有一死”的道理来让亚历山大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以便于冷却他那将自身封闭于侵略扩张的狂热野心。然而，对于不断取得巨大世俗成功的枭雄来说，他们坚信死亡只是他人的死亡，离自己很遥远，因而仅凭死亡的警示很难让他们从狂热的野心中清醒过来。要让人们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就不宜直截了当地告知他们，而是应当迂回地引导他们在艰深的智识活动中去自己发现这一点，而这或许就是哲学可以发挥的重要功能之一。
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大哲学家千百年来都在探究形而上学的终极问题，却始终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终结性的定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信奉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傲慢自大，让他们遗忘了源自希腊哲学的古老智慧。苏格拉底早已指出，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直接生产知识，而是一种启迪人类智慧的“精神助产术”。
哲学助产术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揭示出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信念的虚妄，让人们重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以便于人们可以开启心智去追求新的真理。通过深入考察形而上学的终极问题，“我们或许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有些事情是错误的”。当敏锐的读者看到每一个时代最有智慧的大哲学家根据那个时代最精妙的知识理论对终极问题给出的答案，在下一个时代依旧会遭到实质性的补充、修正乃至反驳，他们或许就会逐渐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依据同时代的流俗意见所构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局限性，就不会妄自尊大地把自己的心智封闭在这种相当有局限性的理念和价值之中。
《哲学如何塑造了我》，[英] 布莱恩·麦基，译者：郝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10月。
对于麦基来说，“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们进行解释的力量”，“一个人从一种哲学中获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实的命题，而是比真实命题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审视事物的方式，看待事物的方式。”每个大哲学家所提供的哲学视角，“都将为你呈现出一个不同的世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仅从内部获得透彻的理解，而是需要从外部来做出更全面的审视。大哲学家所给出的审视事物的诸多不同的可能方式，深化了一个人对世界和人性的理解，丰富了一个人以宽和豁达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冲突的实践智慧，因而大哲学家也就成为了心智开放者拓展世界、提升生命的不可或缺的“同伴和向导”。
但麦基也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小撮人受困于时代和地域的狭隘性，他们欣然成为封闭心智的智识时尚的奴隶，“仅仅满足于那条在分析论证的逻辑或概念用法的层面上挖掘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路，他们必定只能顽固保守而又心胸狭隘地停留于这门学科所提供的最低生存水平之上”。
更为糟糕的是，专断的权力会利用封闭心智所信奉的“美丽新世界”神话操控人心，为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洗白。亲身经历过古拉格严酷暴行的索尔仁尼琴发人深省地指出，“一个人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因为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并没有融贯的思想体系为他们的恶行辩护。而封闭心智所尊奉的思想体系“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这种将自身装扮为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的思想教条“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们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可以说，封闭心智所宣教的颠倒黑白的“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在庸常的世界中，煽惑人们封闭心智的“低劣思想往往会驱逐优秀的思想”，麦基主张，“由于低劣的思想给人们带来了各种危害，人们就不可以忽视它们，而是应当与它们战斗到底”。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是一场战斗，它反对的是用我们的语言作为手段来使我们的理智入魔”。哲学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揭示那些引导人们走向愚妄狂热的或明显或隐晦的胡说，发现“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
将人类的心智封闭于可以彻底操控的领域，这或许可以满足某些人的权力欲，或许可以助长某些人的虚荣心，但在麦基看来，罗素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这种做法的深远弊害：“过分膨胀的自我好比一座监狱”，把自己封闭在思想的铁墙之内就会错失美好生活所必需的人类之间“彼此关怀的爱”。“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道的，人们不会如他所自认为的那样去看待他。如果一个人对这世界唯一关心的只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崇敬，那么他往往不大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归根到底，“没有人能永远将整个世界都隔离在门外。你若想和世人隔绝，必先被世人摒弃！”
麦基最后提醒人们注意，哲学的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塑造人类博大的灵魂，封闭的心智只会让灵魂变得卑鄙偏狭、自私自利，“凡是具备伟大灵魂的人，其心胸都是开阔的，能让宇宙间八面来风自由吹入”。真正的哲学能够以理性开明的方式来思索有关生命、死亡、自我和世界的终极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很难获得最终的解答，但在此过程中培育形成的思辨智慧足以让慧心未泯的人发现封闭心智的脆弱，冲破庸常世界的教条，避免在迷狂与傲慢中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不管怎样，明智的人或许都会承认，“囿于光明与困于黑暗存在着天壤之别”。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郝苑；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