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524）】1955年，毛泽东62岁。
典型示范是毛泽东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随着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广泛开展，从1955年9月开始，毛泽东主持编辑一部大书——《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主要是通过发现合作化运动先进典型，作为示范。到12月第二次编辑时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初编1955年9月24日，毛泽东就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有关问题，致信田家英：
“最后部分付上，请付排。八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载有邢台地委书记写的一篇关于邢台地区合作化的文章，请清出加印到河北省部分中去。此外，请商廖鲁言同志翻阅一下今年一月至九月的《人民日报》看有无好的（要是很好的）材料可用的。”
此前，毛泽东为编辑这本书还有一个批示：
“（一）依地区排列，制一个目录（照每篇文章上的题目，不照原件每一省市的总目）。（二）有几篇，要鲁言查明材料来源，注明在每一篇的题目之下。 （三）校对一遍，文字上加以修改，加通俗化。（四）几天内先 印几份清样，至少毛、田、乔木、伯达各一份，可能时再送刘、周、小平各一份。（五）争取月底或下月初印出四百本（样本）。（六）用人民出版社印，告知尚昆。”
9月25日，毛泽东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写序言。序言指出：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
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
“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
“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
“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9月份，毛泽东为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对所收文章仔细修改标题，并撰写按语十九篇。
重编12月上旬、中旬，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精心地选材料、改文字、拟标题、写按语。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八十五篇，全书共一百七十六篇，约九十万字。十二月十五日，批示田家英：
“送上到江西为止的大部分校样，请即付改排。每省市都将有按语的篇放在前面。改换了的题目，在目录上注意改正。只有个别的按语需要誊正付排，大多数都可以不要誊正。”重编时，撰写按语八十五篇，并对九月所写按语的又加以修改。
12月20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结束。曾考虑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晨，致信田家英，说“已看过。请即付排，照此校正勿讹。别的同志，可以不必送阅了，我也不再看了”。信中又对书名提出另一种考虑，说“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补选的那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田家英提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名。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
12月27日，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序言。序言中说：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 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睜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1956年1月，这部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