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自己的案子，于欢说后悔自己冲动触犯了法律，“现在回看当时，自己的行为带来了伤亡，给被害人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痛苦。对于我妈妈，只求她不怪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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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8日上午11点半，得知自己减刑释放的于欢还没缓过神来，被送到了冠县高速路口，妈妈、姐姐、姑姑和姑父已在路口候他多时。

几个小时前，山东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认定于欢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各项学习，完成劳动任务，受到表扬奖励6次，决定减去余刑，提前5个多月被释放。

2016年4月14日，山东冠县女企业家苏银霞在工厂接待室被高利贷催债人员侮辱，目睹母亲受辱的于欢持水果刀刺向了讨债者，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伤。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五年，至2021年4月14日刑满。

其间，于欢家的其他人也因罪服刑。于欢的父亲、母亲、姐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继获刑三到四年不等。目前母亲、姐姐刑满获释，父亲还在狱中。

距离“刺死辱母者”的那个晚上已经过去4年多。提起自己的案子，于欢说后悔自己冲动触犯了法律，“现在回看当时，自己的行为带来了伤亡，给被害人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痛苦。对于我妈妈，只求她不怪我就行了。”

对于未来，于欢说，目前他想先适应社会，等春节后再做打算。

出狱第一个夜晚：只睡着三四个小时

11月18日中午，于欢理了发，剃个平头，洗了澡，买了一身新衣服，开始新的生活。

“现在买菜都是手机支付。”于欢想尽快熟悉环境，适应信息社会。他以前用的手机号，母亲在用着，那个号码收到了很多朋友、同学发来的消息，他还没来得及回复。

这串手机号，是他关系要好的一位同学买回来的。于欢出事后，手机便停机了，半年后就销户、换了新的用户，“我同学打我那个手机号，找到那个新用户，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又重新给买回来了。”

回家的第一天晚上，他和母亲、姐姐聊到凌晨一点多，回到卧室，翻来覆去睡不着，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就醒了，“在里面天天想着回家，想要的生活突然来到面前，就像是个美梦，是这些天最好的梦。”

媒体蜂拥而至，面对镜头，大多数时间，于欢沉默寡言，不知道该表达些什么，又不好意思推辞。

▲于欢。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内向腼腆，不爱说话。”苏银霞对于欢念叨最多的，还是愧疚，觉得对不起儿子。因为是二胎超生，苏银霞曾把于欢送到农村，由姑姑于秀荣养了11个月。将于欢接回身边后，苏银霞忙厂子，没时间顾家，对于欢照顾得少。

于欢一审被判无期时，羁押在看守所的苏银霞听说后，觉得自己毁了儿子一辈子。她满身愁绪，黑丝变白头，出狱后把满头白发染成棕色，剪成短发。

苏银霞打小做生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卖农药化肥，盖养猪场，倒腾木材。2007年，别人做轴承，她做齿轮，建了一家小锻造厂。

作为当地的企业老板，于家做了几十年生意，手头上还算宽绰，可一家四口在36平米的瓦房里挤了20多年。瓦房是父亲于西明在税务局的宿舍，总共两间房，于欢和父母挤在一间，姐姐于家乐一间。宿舍有暖气，冬天的时候，奶奶也搬来和于家乐一个屋，“就为了节省烧煤取暖的钱。”

姐姐于家乐一脸埋怨，“家里虽然是做生意的，父母在生活上极其抠门，钱都用到了厂子里，我妈所有的手机，都是充话费送的，没买过一部。”

在苏银霞眼中，儿子不在意这些，从小帮忙做家务，自从他上初中以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被于欢包了。

▲ 于欢。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回顾刺人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企业并不好干。

于欢高中毕业那年，苏银霞的源大工贸陷入困境，钢材价格持续下跌，资金周转困难，她不得不四处筹借，拆东墙补西墙，偿还银行贷款。

从放贷人吴学占那里，苏银霞前后借了135万，月息1毛。

借高利贷还不够，苏银霞还吸引民间资金。于欢的姐姐于家乐在济南经营一家正典投资公司，承揽民间吸储业务。父亲于西明，作为冠县国税局职工，也参与进来。

四处借贷困境还是招来祸事。于欢在厂子里工作的第二年，2016年4月14日晚，苏银霞在工厂接待室被高利贷催债人员侮辱，目睹母亲受辱的于欢持水果刀刺向了讨债者，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如今，距离“刺死辱母者”的那个晚上已经过去1678个日夜。回溯往事，于欢说，“当时是个别人比较过分，并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但气势汹汹那么多人，我有点害怕，那种情况下我分析不了什么，也没时间去判断这些事，把我逼急了，一心就想着保护母亲了。”

在监狱里，于欢读了作家毕飞宇写的《推拿》，一部关于盲人的小说。他对作者说过的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并且用来解释4年多前发生的一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正常人虽然有视力，但总有自己的局限，有看不到的东西。”

对于当年侮辱母亲的人，于欢说他不恨他们，只是后悔自己触犯了法律，“现在回看当时，感觉自己冲动的行为带来了伤亡，给被害人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痛苦。对于我妈妈，只求她不怪我就行了。”

▲ 于欢。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从无期到5年：像坐过山车起伏但有终点

11月19日早上6点，于欢一大早回到农村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上完坟，他带着礼物探望村里人。一审开庭时，村民们曾写联名信，请求对于欢轻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一审被判无期时，于欢说自己“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他也有心理预期，“世界对我来说，全部归零。”

在看守所，存钱单的签名一直是姑姑于秀荣，一次两三百块钱。于欢知道，家里现在困难，他主动放弃上诉，拒绝在上诉书上签字，“我不想拖累家人，跟一审代理律师说，费心费力为我打官司，还不如让家人以后在外面好好生活，放弃我。”

听说于欢放弃上诉，姑姑于秀荣让律师告诉于欢，“她在看守所外面等他，你不签字，我不走。”

“那天雨夹雪，律师跟我说，你不签字，姑姑就在雨里站着，你知道你姑姑的脾气，我就签了。”于欢说。

一审判决后，于欢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7年6月23日,山东高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就是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之后有能坐到终点的一天了。”于欢说。

▲ 于欢。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我、他爸、他姐判多少年都无所谓了。”11月20日，苏银霞说。

在苏银霞源大工贸的财务室里，放着一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所编的《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记录着于欢案的来龙去脉，苏银霞没事就翻翻。

有人问于欢，他的案子引起社会对正当防卫这个法律条款的讨论，问他怎么看。只有高中毕业的于欢说，他只是在二审判决后，才知道“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感受到了法治的进步，无期徒刑和五年的改变不只是字面意思，这意味着我的未来还有更多可能。”

于欢记得，2017年5月27日二审第一次开庭时，他穿着一件黑色T恤，T恤是出事前花几十块钱从网上买的，前面印着折叠的英文单词“impossible”（不可能），衣服平展开来，单词变成了“i’m possible”（我能行）。

他觉得自己这4年多，命运就跟这件T恤正反面一样，经历了一次折叠。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山东冠县报道

编辑 王瑞峰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