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疆域
势如破竹最终却满盘皆输的北伐雍熙三年，三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自东京汴梁城出发，他们满载着大宋皇帝和满朝文武的期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雍熙北伐。在各路大军接连攻下了云州、应州、寰州、朔州四个州后，无论朝野，几乎人人都认为此战必捷，军队洋溢着对丰厚赏赐的无限期待。
西路军的副帅杨业此刻也是壮志满怀，身为北汉的降将，他对强迫北汉军士向中原同胞挥刀的契丹人恨之入骨，同时，杨业也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来回报大宋太宗皇帝的浩荡君恩。正当大军休憩，驻于桑潜河畔时，东路曹彬军失利，仓促退兵之际，被契丹兵追破。庙堂中宋太宗急令各军撤退，切勿冒进。然而西军远在雁门，哪能参知圣意。监军王侁与麾下诸将贪图军功，威逼杨业出关，杨业深知此去必败，便建议主将潘美与谷口埋伏重兵，以接应大军，并歼敌于谷中。
雍熙北伐（网络图）
杨老令公在向潘美嘱咐置兵事宜时，是哭着说的，整个西军中，他唯一能托之以性命的，唯有这位成名已久的主帅了。可潘美即使身为主帅，也毕竟只是将领，监军属文官，在大宋竟可抢夺主帅的指挥权。王侁在关内不见辽军踪迹，急功近利之下，竟率大军出谷，潘美无奈下只能随军而动。杨业且战且退，到谷口竟无一兵一卒，悲愤之下，顿足捶胸，与残军力战而亡。
雍熙北伐初期可谓势如破竹，然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雍熙北伐的转折点在于岐沟关之战，岐沟关之败，乍一看是因为主将曹彬急功近利，孤军深入，但一个细节却暴露了更深层的东西。宋太宗居于庙堂，却知道千里之外的实时战况。庙堂诸公分析后发现，东路曹彬的十万主力军补给不足，却深入敌腹，这很明显是骄兵姿态，辽军欲诱敌深入，围而歼之，故急令大军撤退，不许轻易追击。
雍熙北伐
很明显，总参谋部在汴梁的殿堂之内，总指挥与其说是主将，不如说是庙堂诸公与皇帝。本着旁观者清的说法，这种军事指挥制度倒也合乎情理。但是别忘了，古代作战，情报的传递是有很长的时间差的，而战局瞬息万变，又怎么可能时刻汇报，每逢作战，就要等待来自庙堂的指挥命令呢？然而宋朝真就是这么个奇葩的军事指挥制度，军政大事，总决于上，武将不得违背，更不得干涉。
其次，监军王侁竟能越过主帅，指挥一路大军！有人就说了，潘美作为主帅太过软弱，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老将又未免太名过其实，这其实又是一个表象。老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兵痞子又怎么可能听一介书生的话呢，必然是有所忌惮，有所制约。历朝历代，对武将权力的限制，几乎是每个有志、有才之君必做的事，而在宋朝，这种忌惮、制约变本加厉，几乎成为了武将心中的梦魇，使得武将内心惊惧，不敢有任何的违抗。那就是“崇文抑武”之策。
北宋的政治军事制度的演变宋太祖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军将领，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方式称帝。那么对于宋太祖而言，他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政变再次发生呢？又该如何保证他的王朝能够长期稳定呢？
宋太祖：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何如？
赵普：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制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宋太祖：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通过这则《涑水纪闻》中的记载，我们清楚地看到赵普给赵匡胤的建议就是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对节度使或者说武将进行“分权”。
那么，宋太祖是如何进行“分权”的呢？
第一，太祖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剥夺了节度使擅自处理地方赋税的财权。而剥夺了的财权给了谁呢？太祖他弟太宗把它给了转运使。宋太宗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
宋朝社会
第二，太祖还命令诸州府挑选精兵编入禁军，并定期更换驻地，以此来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并拱卫京师，镇守地方。
第三，太宗又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中央又以文官出任知州、知府。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其他两个措施属于稳固政权的常规操作，而第二个措施却大大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首先，北宋的禁军是职业军队，以募兵制招募组成。禁军的给养较优厚，月俸分等发给，年节有赏，大典有赐，行军另有行装钱等。有的看官就要问了，那这不是很好吗，至少比征兵制的士兵要强吧，就像全日制生和在职生的区别。道理确是这个道理，但实际上操作起来便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宋朝
北宋的募兵制，不仅要负责养活这个兵，连带着这个兵的家庭也是要负责的。那这不是很好吗？即使现代军队都没达到这个水平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了解下北宋前期的军队数量，太祖时禁军19.3万，太宗时35.8万，真宗时43.1万，仁宗时82.6万，厢军也从太祖时的18.5万激增到仁宗时的43.3万，总计125.9万。朝廷的军费开支竟达到“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以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各位想想，北宋政府再有钱，若长年养着一百多万的军队加上约三百多万的军人家属，这钱也省不了多少了吧？那宋太祖当年究竟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靡费的募兵制呢？他老人家的是这样说的，“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 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遇到灾荒之年，朝廷特意在灾荒之地招募饥民，流民中的健壮者为士兵。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弱妇孺。即使爆发民叛，可是兵“仰食于官”，他们非但不会参加叛乱，还会奉旨对人民实行镇压。丰收之年，百姓安居乐业，即使有军队哗变，也只能是孤立无援。
宋太祖
这种通过普遍招募方式组建军队的做法始于唐玄宗时期。北宋统治者将募兵发展为一种有意识的“养兵”政策，希望通过广泛募兵达到稳定社会治安、消除动乱因素的目的。其实从社会稳定性的角度考虑，宋太祖也算高瞻远瞩，毕竟两宋加起来有整整319年之久，超过了唐、明、清！除了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还真没有大型的起义叛乱。然而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安定，是以军队的稳定性为代价的。军中军吏克扣军饷的现象十分常见，禁军生活都很困苦，特别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士卒，深受将校欺凌和虐待，以致常常发生兵变。由于北宋的募兵制是出于“养兵”的目的确立的，所以禁军的招募标准便成了个笑话，所招者往往都是些饥民，所谓“兵强马壮”不过是虚妄罢了。
其次，募兵也好，征兵也罢，一支强军定然离不开一个懂兵的将领，这里说的“懂兵”，不仅指懂军事、会打仗，还要会练兵、知兵。老话说得好，将为军胆，但笔者认为，将远不止兵胆而已，一个与兵同休的将领，定然受士卒们的爱戴，士卒们信任他到了愿为之效死的地步，那么这支军队就有了军魂，一个有意志、有纪律、有勇气，并且有着杰出战略指挥和战术配合的军队才是无敌之师。而禁军虽待遇优厚，但因为更戍制的缘故，而缺少一个知兵的将领，此乃兵家大忌。那么，什么是“更戍制”呢？即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地方，定期轮换，但将领却不随之调动，正所谓“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宋太宗
最后，北宋实行军权三分的制度，“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枢密院作为最高军政机关，秉持皇帝旨意，掌有调兵权，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庙堂诸公”。三衙负责统帅京师的禁军，掌有统兵权。率臣即主帅，战时由皇帝临时指派，然后便率京师及各地禁军奔赴战场。然而，军队中又有中央指定的文官充任监军，对主帅处处掣肘。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在北宋前期当是不存在的。主帅倘若不遵枢密院的命令，便是岳飞“十二道”金牌的下场。
这下大家明白了吧，所谓“将不知兵，兵不识将”有多可怕！然而更可怕的不是制度上的制约，而是思想上的压迫。
“崇文抑武”的方针唐末五代的君主多是地方将领、节度使出身，原先的王朝、皇帝因无法满足军士们对军功、对高官厚禄的需求而被麾下的将领、节度使所弑或推翻，皇权威严扫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皇位“今朝你家，明日我家”的思想。赵匡胤自身也是这种情况的受益者，所以他很清楚建立北宋，统一中原后，他的敌人并不是外部的契丹、党项人，而是王朝的开国勋贵们，那些妄图裂土封疆，手握地方军政大权，对皇权毫无敬意的武将们。
岳飞
而士大夫们在历经了毫无尊严、地位可言的乱世之后，迫切地想要恢复文臣的尊崇地位，所以极力地向君主兜售儒家思想以重建封建礼教秩序。恢复封建秩序自然是要加强皇权，树立君权神授的神圣地位，这符合皇帝的利益，所以赵匡胤与手下这批文臣不谋而合。北宋统一地方政权后，朝廷便开始颁布一系列尊儒崇文以重建封建秩序的政策。所有的政策都秉持着“崇文抑武”的原则制定，如前文提到的针对节度使的一系列分权措施，再如大开科举，提高文人社会地位，文臣担任枢密使等等。
如果用“重文轻武”来形容宋太祖时期的政策倾向的话，那么宋太宗以后便是真正的、持久的“崇文抑武”了。宋太宗得位不正，故时常担心太祖之子会篡位，而这种担心便在其第一次北伐亲征时差点实现了。当时宋军溃败，太宗中箭，易装潜逃，杳无音讯，然国不可一日无君，开国勋贵们便拥立太祖之子继位，这时候，太宗还朝，拥立事件便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然而太宗便开始了事后清算，开始大力打击武将。
南宋社会
在雍熙北伐也失败后，太宗北上收复幽云的壮志便烟消云散了，整个北宋的政治倾向转变为“守内虚外”和“崇文抑武”，武将的权力一削再削，其地位一落千丈。在北宋远超唐代的科举规模和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系统下，社会很快便形成了尚学、崇文的风气，不仅民众以入军籍为耻，武将勋贵们的后代亦失去了尚武精神。
直到几十年之后的仁宗朝，先有侬智高造反，后有西夏攻宋，几次军事行动的大败使仁宗开始意识到武将的重要性，仁宗本欲兴武事以对外，然朝中早已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武将们大多萎靡不振，失去进取之心，唯一一个名将狄青，在被破格提拔为枢密使后，遭到满朝文臣的打压，最后落得个惊惧而死的悲惨下场。同时，过于优渥的文臣待遇和易于升迁的文官体系，使得大多读书人亦丧失了进取心，成为了尸位素餐、愚不可及之辈。
关于宋朝军事萎靡的一些探讨梁启超先生曾说：
“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话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这正是自北宋“崇文抑武”之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之后汉人的精神面貌。赵匡胤通过对社会整体的“崇文抑武”保证了赵氏王朝的稳定，但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保护的实力与血性。
赵构与秦桧（剧照）
虽然宋朝的物质实力远在北方民族政权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最终赵宋王朝被金人的铁蹄驱离中原，南渡另立。事实上，北宋的灭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北宋的体制已经僵化，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政权，使得几次变法运动破产，北宋最富改革精神的宋神宗心灰意冷，再之后的几位皇帝便得过且过，闭口不提改革，成天沉醉于汴梁繁华的镜花水月中，殊不知金人即将兵临城下。
而新建的南宋完全可以破而后立，坐拥淮水、长江天险与江南富庶之地，待兵强马壮之时，未尝不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奈何宋高宗被金人吓破了胆，自毁长城，杀贤臣良将，以更甚以往的态势推行“崇文抑武”之策，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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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清）赵翼。
2、《宋史·杨业传》，（元）脱脱等。
3、《宋史·曹彬传》，（元）脱脱等。
4、《论尚武》，梁启超。
5、《竦水记闻》，（宋）司马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