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随着2022年，广州统计常住人口公报出炉，“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全部数据都已公布，均为负增长。截至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为1873.41万人，对比上年末数据，减少7.65万人。结合其他城市公布数据，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减少13.54万人，北京常住人口减少4.3万人，深圳常住人口减少1.98万人。这意味着，“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合计减少超约27.5万人。与此同时，长沙、西安、南昌、武汉、郑州等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却在多年人口不断流失后，迎来了人口增长，“中西部人口回流”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主要城市2022年人口增量排名

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中，这样的“转折”确实令人震惊，但也不必为此感到焦虑。

2022年，“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出现人口下降，一个众所周知原因是“口罩”因素，受到企业用工需求下降，人口回流等因素影响，有很强的特殊性和阶段性。首先是在全国出生率普遍下降的宏观背景下，即便经济最为雄厚的一线城市也难以摆脱大势。

2022年23省市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一二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成都、杭州、南京等)出生率整体下降。其中，北京的出生率仅为5.67‰，同比下降了近0.7个千分点；上海的出生率仅为4.4‰，同比下降了近0.3个千分点；广州出生率8.3‰，同比下降约1个千分点；即便号称全国人口结构最年轻的深圳人口，同比也下降了约0.3个千分点。其次，“北上广深”四座城市人口下降，各有不同原因。北京和上海同为两座4万亿级的一线城市，同时也是全国户籍门槛最为森严的城市，人口总数负增长，更多是主动控制人口所致。北京和上海为了保证城市的有效管理，各自早就划定了未来人口总量的上限。其中，到2035年，北京人口上限是2300万，上海人口上限是2500万。目前，上海常住人口高达2476万人，北京常住人口为2184万人，都已经无限逼近人口总量的“天花板”。这种背景下，京沪两地早已开启了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措施，不再将人口增量当作城市发展目标。北京首先是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天津、河北等地，同时启动了雄安新区，将一些央企总部、高校、医院外迁至此。

雄安新区 来源：新华社上海也通过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背景，将部分产业进行转移外迁，直接带动苏州等区域城市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产业走了，与之相关的就业人口自然随着产业转移而离开。因此，北京这两年常住人口一直在下降，减少了约20万人；上海2022年常住人口减少数量更是居一线城市之首，直接少了13.54万人。虽说北京和上海这两年也加入城市间的“抢人”大战，放宽了部分落地政策，但针对目标主要是高学历人才，吸纳人才的也主要是相对偏远的区域。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广州和深圳的人口负增长，似乎更令人关注。因为近十年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597.58万和713.65万人，一直是全国人口增量最高的两座城市。但去年的深圳常住人口总量为1766.18万人，较2021年减少近2万人的人口负增长，这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来常住人口首次下降，十分罕见。广州是全国劳务输入大市和集散地，但去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叠加春节因素的影响，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选择离穗观望，提前返乡，造成全市常住人口规模出现阶段性收缩，相比2021年末略减7.65万人，下降0.41%。深圳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从业人员大部分都在相关领域。2021年，深圳全市在岗职工接近500万人，制造业在岗职工达206.96万人，占据了全市在岗职工四成以上的份额。

比亚迪汽车总装线 来源：澎湃新闻但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加之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压力，许多深圳的制造业企业基于成本因素选择外迁，直接导致人口数量逐年下滑。同时，这些一线城市长期居高不下的房价也是制约人口增长的不利因素，打工人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又没有合适工作，回家就是无奈又最现实的选择。这也从一定角度，解释了目前中西部城市人口强劲回流的现象。

和一线城市“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是中西部城市持续的人口增长势头。一直以来，中西部城市人口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流入一线城市，逐渐造成家乡人口“真空”，某些离开的人慢慢地甚至连家乡话都“忘记”了。但从去年开始，这样的状况正逐渐发生惊人转变，中西部省会城市表现尤为明显。2022年，安徽合肥常住人口为963.4万人，同比增加16.9万人；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126.8万人，同比增加7.6万人；湖南长沙常住总人口1042.06万人，对比去年，人口增量达到18.13万人；

合肥市天鹅湖公园 来源：合肥市人民政府同时，去年人口增量超过10万的还有陕西西安和江西南昌，分别为12万人和10.5万。不难看出，以上都是省会城市。其实，中西部省会人口并非去年突然爆炸式增长，而是保持了几乎十年以上的增长率。拿长沙举例，2010年时的长沙常住人口仅704.07万，10年之后便超越了1000万大关，看着这个数据不惊人，但实际等于一个地级市人口增量。还有成都，虽然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还不到10万，总人口2126.8万，但要知道，全国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只有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直辖市，行政级别远远高于成都。那么，中西部城市对比“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量，如何做到“逆势增长”？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更是依靠行政能级上的资源优势，以及高铁带来的“1小时通勤圈”交通便利优势。

南昌铁路 来源：人民日报除此之外，一些非省会的计划单列市是以产业优势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所谓计划单列市，是指国家为发展产业经济而重点扶持的城市，这些城市在经济管理和财政领域有一定的省级政府权限，比省会有更大的自主权。目前，全国仅有5个计划单列市，分别为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2022年，宁波人口增加7.4万人，厦门是2.8万人，青岛是8.54万人，以上城市几乎都是以产业重镇的角色吸引人口持续流入和增长。除此之外，还有长三角城市群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比如苏州、无锡、东莞和佛山，不仅拥有多家上市企业，还有数量庞大的“小巨人”产业，带来了强大的人口吸附能力。比如“最强地级市”苏州，靠着承接上海产业转移，十年间总人口增加了228万，增量和增速高居江苏第一，成为了人口超过1200万的产业大市和人口大市。

苏州纳米城

这些城市的人口经济未必是最强，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大的受益者，人口增长稳定，且具有抗周期波动的特征。因此，一线城市人口的“负增长”背后，实际是省会与计划单列市，以及长三角及湾区超级地级市的崛起，对一线城市的人口产生了圈层迁徙效应。尽管如此，在全国整体人口数量负增长背景下，对城市而言，中国城市正经历新一轮结构调整，人口高速增长时代将很难再现。

随着全球产业重构、科技博弈的冲击仍在持续，我国城市发展越来越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突破，而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虽然传统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在锐减，但第三产业却发展迅猛，直接带来了新的就业场景。拿深圳举例，2021年深圳制造业在岗职工数量，较2015年减少了约38.72万人。同期，深圳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两大行业的在岗职工数量却迎来了翻倍增长。其中，2021年深圳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岗职工数量较2015年增幅超过200%，成为继制造业之后，深圳在岗职工数量第二多的行业大类；深圳金融业在岗职工数量也从2015年的不到10万人，一路增长至2021年的20.18万人，增幅超过100%。

这其实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城市人口的增减，既有大环境影响，但更多是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的自然选择。一线城市去年出现的人口“负增长”，既有疫情关系，同时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官方政策调控、生育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之下的结果。所以，对于眼下“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出现人口下降，根本无须担心，更不必过分解读。这些城市都是万亿城市，无论从经济体量、城市保障还是就业机会，相对周边城市，依然是碾压的姿态，未来也不会缺人。事实上，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基建投资加大，加之强省会推动中心城市建设实施，不仅“产业西移”速度越来越快，中西部省市的交通和区位优势也得到极大改善，但从人口流入的构成来看，中西部省市目前依旧是人口回流，而非外来人口净流入，这是与一线城市最大的不同。

云桂铁路南盘江特大桥 来源：交通运输部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省份这些年只有省会人口保持着稳定增长，但全省整体人口也是负增长状态。这正说明“强省会政策”作为全省人口与经济“蓄水池”的作用日渐凸显，但对省内其他城市来说，如何守住人口基本盘，就成了发展的关键问题。“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即使这些一线城市出现暂时人口增量下降，未来依然会有不少人希望融入。吸引他们的不仅是远超二三线城市的营商环境与文化氛围，还有这些城市多年积淀后的市场化理念。从现在的城市结构和城市产业来说，彼此比拼的不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谁在高科技公司、先进制造业公司、中高端人才数量上占据优势，谁能在金融、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保持领先优势。经济规律、产业吸引、行政力量都会造成一座城市的波动，人来人往已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用人口多少衡量城市实力的标准，未来只会越来越弱化。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城市开始悄悄收缩，小城市不再遥远荒僻，所有人都已裹挟在新的历史浪潮中。比起人口数量增减，我们更应关注城市的产业结构是否发展合理，城市的公共服务有没有改善和提升，居民在自己的城市有没有认同感和自豪感。毕竟，老百姓的幸福感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城市之间的比拼总不缺慷慨激昂的故事，但也别忘了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