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出现了三十年代农村荒芜凋零的场面，抵制成立集体农庄的富农离别故乡，坐上马车奔向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播音员低沉的旁白：“在1928年至1931年的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富农被镇压，斯大林自夸道，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了”；镜头一转，三十年代后期红军高级将领们的面孔一一闪过，悲愤的旁白：“优秀的红军高级将领在1937-1938年清洗运动中被定叛徒罪枪决，红军被砍掉了头颅”；屏幕上又破天荒地出现了赫鲁晓夫步入苏共二十大会场作“秘密报告”的镜头，醒目画面伴着有力的画外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次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接受勋章的宏大场面再现了，解说员嘲讽道：“该领导集团授予勃列日涅夫的勋章比授予朱可夫元帅的还多，而朱可夫才是领导苏军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战功卓著的元帅。”
这部在苏联新播映的电视纪录片《再揭露》惹人注目地把历史真相不加掩饰地展示在众多观众面前，其用意自然很清楚，这是戈尔巴乔夫让他的“公开性”政策深入人心，唤起民众热情的又一个举动。戈尔巴乔夫言必称“公开性”，并给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含义。俄文词典通常把公开性理解为“公开”，法文译为“坦率”，英文则解释为“开放”。列宁在世时十分重视公开性，认为没有公开性，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公开性”大意是指让人民知道党内、政府内的具体情况。到了斯大林任内，这个词便消声匿迹，国家生活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谁提这种不识时务的口号，无疑是自寻烦恼。但是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却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至少在1974年就开始重新用这个词，主张把人民需要知道的情况都公之于众，而目前公开性已逐步拓展到批评腐败现象，恢复历史真相和辩论理论问题各方面，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公开性”就象需要空气一样的戈尔巴乔夫，自从上任以来确实为此费了不少心血和笔墨，他把“公开性”的调子定到了前不见古人的高度，称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属性，其使命是巩固我们的社会。
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指出“人民应该知道一切，自行判断一切。”“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光明正大一些，让党和人民了解一切，使我们这里没有又开始发霉的阴暗角落，没有我们现在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所有现象重新滋长的地方”。在戈尔巴乔夫大力推动下，有声有色的“公开性”运动，显然起着不止一方面的作用，对下来说，它鼓励人民知政、议政，是一种民主权利的体现；对上来说，对逆改革潮流而动的势力，尤其是僵化保守的官僚阶层，公开性使他们赤裸裸面对大庭广众。由人民对他们的功过进行评判。于是，各种新闻媒介自然而然地成了“公开性”茁壮成长的催化剂。
1986年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专门接见了各家主要报刊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舆论工具应该围绕党的各项方针和任务，展开公开的、坦率的讨论，要致力于抨击种种时弊，少讲空话和溢美之词。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项“原则性”的政策，一种准则，在他的倡导下，“公开性”渐渐成了苏联社会全面开放的同义语，《真理报》甚至还提出了一个道德的概念，要求人们在公开讨论问题时讲道德，不能把诚实性当儿戏，每次讨论都应反映事业的利益，人民和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好恶。
苏联有8000多种报纸、5000多种杂志和期刊，每个家庭平均订有6种报刊。报刊在公开化中起着鸣锣开道的先锋作用。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莫斯科新闻》的主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专家雅科夫列夫讲到，他办报的原则是没有不可报道的话题，扮演苏联与其他社会沟通的桥梁反映苏联生活方式。他的报纸在苏联最开放并最具有争论性。曾和戈尔巴乔夫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前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明确指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一位读者说：“昨天在家里饭桌上，或者在小范围内说过的话，现在都可以公开地说出来了。”
1986年4月20日《真理报》刊登了题为《承担什么责任？》的文章，批评一个化学制药厂的领导打击报复要求改革的工人。苏共中央专门就这篇文章揭露的问题，通过了一项决定，批评了该厂的领导，并追究了他们的责任。
1988年1月4日，《真理报》开辟“争论论坛”专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观点、看法开始在党报上争鸣。苏联报纸还公开报道了尼古拉耶夫市青少年吸毒情况以及莫斯科市妓女活动现象。一向认为与“公开性”无缘的机构也出现了新迹象。莫斯科内务局每周三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揭露最新案件，莫斯科三家日报都定期刊出刑事犯罪专栏，甚至外交部也不再是谁也碰不得的老虎屁股了，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说，外交领域“不能成为某种不许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禁区”。
在阿富汗问题上，苏联舆论工具也响应了公开性的呼唤，《文学报》就曾报道了侵阿苏军的一些情况，尖锐地批评了这一错误举动。被西方称之为戈尔巴乔夫开放运动的宣传橱窗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专门辟有《我们对你工作不满意》专栏，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苏联现在开始提倡实事求是的做法，以使人民对外界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曾指出，苏联新闻界谨小慎微的最陈旧的清规戒律之一，就是过分考虑外国人是怎样看苏联的，现在应彻底抛弃这一长期干扰他们工作的过时观念。此外，苏联报刊还经常举办诸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如何限制非劳动收入》、《价格政策》、《收费服务》、《人和社会领域》等群众关心的专题讨论，分析各种不同意见，探索各种解决方法。
实行公开化，报上批评文章增多，揭露的问题也愈益深刻，群众读报数大增，报刊发行量大大增加，《消息报》的民意测验表明，阅读报刊批评文章的读者由原先的31%增至48%，《消息报》由于经常发表意见尖锐的批评文章，1987年发行量增加了近250万份，现已突破1000万份大关，而较为保守正统的第一大报《真理报》1987年减少了30万份，现已降到1070万份。被视为改革急先锋和戈尔巴乔夫时代先驱的《星火》画报发行量已达150万份，成为苏联最畅销的杂志。目前，苏联强调报刊不仅要揭露问题，而且还要注意反映改革的困难复杂过程，过去那种《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的死气沉沉的局面大为改观了。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歪曲过去，比忘记过去更可怕，往伤口里撒糖比撒盐更糟。戈尔巴乔夫要人们积极投身当今改革的洪流，就必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样人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建国七十年来历尽的磨难，进而对今天的改革有一种更为现实的紧迫感。
苏共党中央过去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任何历史人物只要犯了某种政治错误，那么他一开始就是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这些人物的历史便按照某些人的意志，而不是历史本来面目来写，迄今出版的教科书，给人们的印象是，列宁之后到今天再也没有什么杰出人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此首发诘难，声称“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记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和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文章”。他自己身体力行。1987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公开对过去的领导人物做出了评价，在讲到斯大林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他的个性是极其矛盾的。我们要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就应该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的无可怀疑的贡献，也看到他和他周围的人所犯的粗暴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在大规模镇压中，对党对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而不可原谅的，这是历代人的教训。”在评价布哈林时，他说：“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自己的考虑和理论原理中，实际上是对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因素估计不足。”
1988年2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重新确认过去被斯大林处决的二十多名苏联高级领导干部并为他们恢复名誉，其中有前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前中央委员会书记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1950年他们因与“列宁格勒”事件有涉，而被处以极刑。
此外、苏联重新确认，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1937年以成立“反苏托洛斯基军事组织”的罪名而被处决的军界其他高级人物，在政治上也是好同志。
1988年2月5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尼古拉·布哈林和阿列克谢·李可夫等二十名同时受审的人恢复了名誉，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斯大林以种种莫须有或夸大了的罪名将他们不但从组织上挫败，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苏联已决定为布哈林恢复党籍。布哈林的平反昭雪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认为此举是苏重新评价历史的里程碑，因为布哈林曾是列宁思想的忠诚的维护者。戈尔巴乔夫要想高举列宁的旗帜，彻底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就必须对布哈林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的评价。为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对手平反昭雪，完成了赫鲁晓夫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并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百尺竿头又推进了一步。
电影、电视也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加入到公开化的合唱中。实行公开化方针后，苏联中央电视台开辟了新节目《第十二层楼》。这个节目是根据演播室地处大楼第十二层而得名的，每周进行一场现场直播，观众可以从各地打电话提问题，由专人负责解答。电视台新的《圆桌会议》节目专门解答有关社会领域的问题，该节目每次实况转播，最常见的是《商业圆桌会议》，参加讨论，回答观众问题的有部长、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由于问题成堆的社会生活使人民群众产生种种疑问和感慨，于是这样一个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新形式深深吸引了广大群众。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电视台还在每周日的晚上黄金时间里播出《晚上好！莫斯科》节目。格鲁吉亚电视台曾率先举办了《对话》节目，他们还举办过专门讨论社会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的《电视大会》节目，这个节目带有民意测验和全民投票的性质，人们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其中一次参加讨论的人数达一万五千人，自由欧洲电台研究材料认为，公开性不仅加强了电视作为一个有效的宣传渠道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苏联社会一个重要机构的作用，1987年是苏联电视发生巨大变革的一年。
在公开化运动中，苏联还上映了一系列针砭时弊、启发人们思考、思想意义深刻而过去禁映的影片，如《人生的考验》、《苏醒》、《别了》、《崛起》、《题材》、《攻击》和揭露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晴朗的天空》等。为提高电影的质量和影响，苏联对电影业进行了改革。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提高电影制片厂（苏联有39个厂)的自主权，从剧本写作到影片发行都由制片厂自定，剧本和影片将不必送审。国家电影业委员会将更多地起协调作用，电影的行政管理形式将逐步由经济管理形式所取代。
公开化的春风同样温暖了戏剧界和文学界，一些戏剧名流认为戏剧改革一定要打破不懂艺术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束缚，在创作中要冲破墨守成规的框框和戏剧无冲突论的威胁，美学、经济学双管齐下，在戏剧中反映新思想。过去一些有争议的戏剧相继登上了舞台，如《良心的专政》、《说吧》、《银婚纪念》等。《良心的专政》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作了极严厉的揭露和抨击。《银婚纪念》大意是一位颇有资历的领导人回乡探望病危的母亲，在家乡，他发觉本州的领导人是一位专横跋扈的斯大林主义者，把一个州搞得乌烟瘴气、毫无生机。经过激烈斗争，老资格的领导人在上级的帮助下终于消除了专制型的领导者，并挽救了许多受蒙蔽和事出无奈的干部。演出中，病逝的母亲以灵魂的形式告诫自己的儿子，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干部，“没有良心的权力是耻辱的”。此剧在苏联影响甚大，戈尔巴乔夫和许多中央委员都观赏过。西方人士评论说该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对撤换干部的构想，即不是要撤换所有的不称职的干部，要撤换的是那些死不改悔、民愤极大、官僚主义极其严重的干部。组建剧团的改革试验也开始了，以导演为中心，由志同道合的演员自己组建的新演出团体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莫斯科出现许多这种形式的业余剧团，其中几个剧团已站稳脚跟，并成功地参加了各种国际戏剧节的演出活动。
戈尔巴乔夫对文学领域寄予厚望，他曾对记者们说，“你们想象不出我们是多么需要你们的帮助”。在他的鼓励下，苏联出版了一批长期禁止的书籍，如《火灾》、《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悲哀的侦探故事》、《斯摩棱斯克古道行》、《时间教育了我》等，《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这本书通过各种真实的或虚构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勾划出了苏联社会中斯大林主义现象，该书成为1987年苏联最受喜爱的书。苏联还于1988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目前，苏联已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审查以前被禁止发行的书籍。苏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军政机密检查总局部务委员会”委员勃洛金说，“使不久前还是‘禁书’的大量书籍合法化是日益扩大的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明显表现”。该委员会成立前苏联有6000种图书禁止公开发行，已有3500种解禁。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在斯大林时期受到非法禁止的其他活动家的作品已转交各图书馆。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部长米柳科夫、克拉斯诺夫和萨温科夫的回忆录也列入了“开放”图书的目录中。
戈尔巴乔夫力主推行的公开化方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实行人民自治的有力工具，是教育人民、鼓励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方式。同时，它也是实行人民监督的锐利武器，由于公开化触及了部分敏感的问题；冲击了某些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和惰性，因此，有些人指责报纸揭露问题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写文章的人心术不正、目的不纯。苏联某些报刊也批评《文学报》、《莫斯科新闻》、《星火》等报刊，说他们竭力模仿“西方大众文化那种精神空虚和消费主义宣传”，一些上层人士更加危言耸听地指责公开化方针走得过远，安全部门和军队利益受到损害，公开化已危及到国家安全。对这样无端指责，理论家阿·布坚科明确回答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开化范围是由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来确定的，在这里，在国家发展的具体条件下，一切为社会主义进步利益、为劳动者利益服务的东西都是允许的。戈尔巴乔夫也说，“批评是一剂苦药。但是，有病就必须服苦药，皱起眉头也得喝下。”
为解决公开性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喝“苦药”更加有章有法，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强调，公开性、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它反映了社会政治体制的开放性，证明社会的力量、政治生命力和健康的道德。公开性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生存与进步的一种天然气氛。今后应不断深化公开性进程。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法律措施，保证公开性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