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探讨了全面自主的迷思，强调我们许多行为依赖于他人的配合。文章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区分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指出言外行为的执行依赖于听众的理解和接受。文章进一步讨论了这一观点对自由言论的影响，特别是如何通过削弱人们执行言外行为的能力来限制言论自由。最后，文章以色情作品为例，探讨了其对女性言论自由的潜在影响，提出了审查色情作品可能对言论自由分布产生的积极影响。

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一个迷思。每个人的许多行为都依赖于他人的配合。没有你的帮助，我无法关上行李箱；没有我的帮助，你不一定找得到去车站的路。火车可以将我们带到布莱斯，但我们不一定会开火车。如此等等。然而，我所做的一些事情似乎更接近于“完全由我自己决定”的。我输入，然后删除“expression”这个词。你建议用“word”来代替，我不屑一顾。我们应该在哪儿划定界线，区分那些依赖他人配合的行为和那些可以独立完成的行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又有何影响？

在这里，一个关键的争论点是我们的一些具体语言行为。你说出一些话语似乎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说服我用一个词来替换另一个词，则取决于我的合作：你的说服尝试只有在我接受你的提议时才会成功。那么，你提议我做出改变的行为，是自主的，还是像说服一样，要依赖他人的配合？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在20世纪中期对言语行为进行了分类。在他的《如何用语言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一书中，奥斯汀将发出有意义句子的行为称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这些行为可能带有各种不同的目标，如练习发音、表演戏剧、命令或说服。他将说服他人用一个词替换另一个词，或因质疑他人的文学能力而冒犯他人的行为称为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这些行为依赖于语言之外的结果：只有在你接受我提议的行动时，我才算说服了你；只有在你感到被冒犯时，我才算冒犯了你。

奥斯汀将言内行为和言后行为与第三种关键的言语行为区分开来。他提议、陈述、告知、询问、警告或拒绝等行为称为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这种行为在语言交际中至关重要。我们很少在没有执行言外行为的情况下进行言内行为。我们说出有意义的句子是为了告诉他人某些事情、询问某些事情或执行其他言外行为。尽管我们也在进行言外行为时有其他目标（即言后目标），但即使这些目标受挫，我们也达到了最基本的交流目标。例如，即使我未能劝阻你，我警告你的行为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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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的目标是澄清言外行为与其他两种行为（言内行为和言后行为）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在适当的情况下，执行言内行为构成了言外行为的执行；而执行言外行为可以带来言后行为的后果。一个直观的标志是，我们可以通过明确说明自己的意图来执行言外行为。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说“我在此警告你，冰很薄”来警告某人。而对于言后行为，这样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我在此说服你不要滑冰”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你在说“你应该在这里用word这个词”时，是执行了言内行为，并在此过程中执行了“提议”的言外行为；通过提议，你做出了说服我的言后行为。我们说出言语是为了提议、告知等；我们提议、告知等是为了说服、告知等。我们执行言内行为是为了执行言外行为；我们执行言外行为是为了执行言后行为。因此，言外行为夹在我们仅仅说出有意义的话语和语言之外的结果之间。

从奥斯汀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是：执行言外行为是否依赖于他人的配合？他人能否在我们执行言内行为的适当环境中起作用？奥斯汀貌似认为确乎如此：

我不能说我警告了一个听众，除非他们听到我说的话并理解其含义。如果要执行言外行为，必须在听众身上产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