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程德培与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资料图

出版界的朋友做詹姆斯·伍德的书做得上瘾，顺手也把迈克尔·伍德的《沉默之子》引进了新译本。两个伍德就此同框，一时间让人有些欣慨交集。

因为《沉默之子》是已故的程德培老师最喜欢的文论著作。前些年我们在饭桌上大谈詹姆斯·伍德，他就微微表示过不屑，说他更喜欢另一个伍德。这个意思后来在他2019年出版的文论集《黎明时分的拾荒者》序言中有更清晰的表述，在这里不妨多引几句：

这两年，一个叫詹姆斯·伍德的评论文集颇受欢迎，其批评的睿智与锋芒着实让人佩服，但我并不喜欢其过于气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另一位伍德的书。十五年前，当我偶尔间读到《沉默之子》一书就立刻被吸引住了，它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之作。尽管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迈克尔·伍德为何许人，尽管顾钧称自己是第一次译书，并且据介绍伍德的代表作《电影中的美国》也无中译本。但是这本评价了十四位作家批评家的集子依然让人心生敬意。它也是我重操旧业的动因之一。经常翻阅此书能让我对自己的书写心生不满，从而在下一次书写中努力超越自我。迈克尔·伍德阐释马拉美言辞的警告一直是我评价同时代人的座右铭：自以为赶上时代的人是落伍的，或者自认为了解时代的人根本不知今夕为何夕。宣称跟自己同时代，只会失去如此宣称之前可能有的任何可信度。

还是迈克尔·伍德说得好，“真正跟我们同时代的不是那些作家，而是他们的作品。时钟上确切的时间是我们初遇这些书的时间，是它们进入并改变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的那一天，那一瞬。时间包括了我们阅读这些书的方式，包括了理由和心境，也包括了背景以及我们当时的习惯或兴趣。”

德培老师说的十五年前，是2004年。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他重拾文学评论的旧业，先是在《上海文学》上开了一个评刊专栏“读后ABCD”，短小精悍，像是一个热身，随后又和张新颖老师在《上海文学》发表对谈“当代文学的问题在哪里”，诚恳宽阔，似乎彻底宣布了他的复出。也是2004年，我刚刚从复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落脚于一家出版社做编辑，随后数年又辗转于民营图书公司和杂志社，工作之余胡乱接一些写书评影评的活，对未来一片迷茫，不认识德培老师也不知道迈克尔·伍德。到了2009年，我在待业半年之后，碰巧有个机会入职新改版的由吴亮老师做主编的《上海文化》杂志做编辑，德培老师和吴亮老师是至交，自然是这本新刊的重要作者，而我也就成了德培老师文章的编辑。我记得单是创刊那一年，德培老师就贡献了四篇文章，再往后这十余年，德培老师大部分重要的文章也都是刊发在了《上海文化》，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本刊物的出现彻底激发出他晚年最炽烈的写作活力。但我和德培老师真正相熟，还要等到2011年，我在复旦时的同学兼室友黄德海也来到《上海文化》杂志做编辑，我俩化名在自己刊物上写文章，被德培老师看到，就打电话向吴亮老师称赞，吴老师很开心，说这两个人都是我手下的编辑。打这以后，我们和德培老师见面的次数就变多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在饭桌上相见。用德培老师的话说，他们这些人退休之后“没有了双休日，唯一的工作便是替子女带小孩，唯一的节庆便是旅游和聚餐”。但德培老师尚且没有第三代的负担，且不爱旅游，于是，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写作，唯一的节庆大概也就是聚餐，而每一次有他这样一位谈笑风生又随和周到的前辈参与的聚餐，对于我们而言，也同样就像是节庆。曾经生活在节庆中的我们，茫然不知有一天这样的节庆竟也会结束。

我是个记性很差的人，无力去重述和德培老师共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的细节，以及酒酣耳热之际他所说过的精彩话语，但我相信那些东西并没有消失，它们一定点点滴滴分布于每次在场的其他朋友们的心里。如今，我只是在重读迈克尔·伍德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也重读起德培老师的著作，而重读的过程，也像极了迈克尔·伍德对于评论这种工作的总结，那就是，“与之共同经历一段时光”。

两个伍德都有很强的文本细读能力，他们之间的不同似乎在于，詹姆斯·伍德的文本细读是为审美判断服务的，他对于那些名不副实的作家会痛加挞伐，并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而迈克尔·伍德对于攻击坏作品兴趣索然，对他而言选择评论什么作品本身即判断，他更感兴趣的是延续罗兰·巴特和卡尔维诺的阅读者之思，从文本细读出发，检视一部作品的立足点及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也会让我们想到奥登，后者曾讲过，“对于评论家，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对他认定的低劣作品保持沉默，与此同时，热情地宣扬他坚信的优秀作品，尤其当这些作品被公众忽视或低估的时候……攻击一本低劣之书不仅浪费时间，还损害人的品格。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的确很差劲，写文章抨击它所拥有的唯一乐趣只能源于我自身，源于我竭力展示自己的学识、才智和愤恨。一个人在评论低劣之书时，不可能不炫耀自己。”（《染匠之手》）。奥登的说法当然没错，但对于一个年轻的评论家来说，出于真诚去攻击一本低劣之书，这本身可能既是成长的需要，也是文学评论这门文类的需要。詹姆斯·伍德写下《破格》里的那些火爆文章的时候其实不过三十来岁，他后来也渐渐变得温和，正如同样在年轻时写下很多刻薄毒舌书评的马丁·艾米斯到老了之后所自嘲的，“喜欢羞辱别人是一种年轻人的腐败权力”，如果到了中年还沉溺于此，那就属于“装嫩”了。而这种属于年轻人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权力，如果再配上足够的才情，正可以激浊扬清，且能极大地激发出同时代普通读者对于文学的热情。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文学评论界最有影响、锐气十足的“文坛掠影”专栏，也是由年轻时的吴亮和程德培担纲的。而如果一个做文学评论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循规蹈矩和左右逢源，学会如何取悦前辈和名流，这恐怕也不是什么幸事。

德培老师一直是温文尔雅的人，但即便在年轻时他也绝不会说违心的奉承之辞，到了重启文学评论旧业的晚年，他的锋芒只是在文章中隐藏得更深了一些。和迈克尔·伍德一样，他也绝不会曲意维护他所评论的小说家，只是试图开启一段对话，他在心里面对的可能是小说家，也可能是对这个小说家熟悉的评论家，甚至也可能是陌生的读者。在这样的对话中，他会保留很多自己的疑虑，但点到即止，因为小说家写不好小说最终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他真正要对抗的并不是小说家，而是他的那些不学无术、指鹿为马的评论家同行。在一篇评论弋舟的文章中，他就不惜篇幅地指出：

“作家论”中对具体作品的介绍、举例和选择是一门学问，需慎重才行。如果仅仅因小说涉及男女苟合，我们便议论道德禁忌；如果写一个人无所事事，我们便讨论无聊；如果一提到人的害怕，我们便发挥恐惧；如果故事发生在城市，我们便议论城市文学的进程；如果小说中的人物地位卑下，我们便情绪激昂地大谈社会之不平等，这未免太直白太天真了，太1+1了。精神诊所内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且不可思议。读完有关弋舟作品的批评文字，感觉此类问题真是不少。我们读的是小说，但不能满足于罗列故事梗概；弋舟的小说有形而上的书卷气，我们不能止于跟随那些文学中的议论亦步亦趋。思想的相关性既不是简单的现成之物，更不能简单地照搬。寻访弋舟美学足迹的人很容易被小说中的雄辩之词所催眠，于是不论故事好坏，叙事成败，放进篮里都是菜。不要忘了，选择也是一种评判。

德培老师但凡评论一位小说家，会将这位小说家已有作品做一次穷尽式的阅读，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对于评论对象的全面阅读只是德培老师作为一位严肃评论家展开阅读工作的基础罢了，更重要的阅读，从这里才刚刚起步，那是对于围绕这位小说家已经产生的重要评论文字的阅读，是对于影响这位小说家风格的重要经典作家的阅读，以及，在这些阅读过程中萌生种种困惑之后所进一步展开的对于相关理论著作的研读。

他写张楚，因为很多评论张楚小说的人提到契诃夫，他就“花了几个月的工夫把契诃夫的作品及相关资料找来读了一下，结果疑问多多”。他写黄孝阳，因为发现作者重荣格而轻弗洛伊德，就自己重新阅读荣格和弗洛伊德，并指出“要弄懂荣格没那么容易，何况大多数自认为荣格主义者都未意识到荣格的思想随岁月的推移有过巨大的改变”，而因为荣格更关注个体内在成长而弗洛伊德更强调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以黄孝阳小说中很多涉及世俗关系的地方，“都不是荣格主义所能阐释的”“想逃避弗洛伊德也难”。他写李浩，因为李浩是一个阅读极其驳杂的人，评论李浩的过程就成了两位大胃口读者之间的精彩碰撞，比如他说李浩“有时受昆德拉影响，把隐喻当作转喻使用，从而使叙述过程带上了独特的后现代色彩；有时他借用马尔克斯的手法并加以明确提示，结果为叙事增添了马尔克斯极为喜爱的措置和不协调；有时他随意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并不说明这是前期或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结果导致‘互文’和理解的迷惑；他追随博尔赫斯是众所周知的，但在长篇叙事艺术上过度博尔赫斯化，很可能适得其反”，寥寥数语，极见功力。

十年前，德培老师想做批评史的研究，梳理当代重要作家的批评史。他自己已经默默写了很多篇，如贾平凹、苏童、韩少功、马原、刘恒、迟子建、金宇澄、宁肯等，但他又想提携后辈，就拉着我们几个没出过书的年轻人各自又写了一篇，合在一起出了本书，叫做《批评史中的作家》。书出来之后，或许是因为多人合著的原因，反响平平，至少我觉得很对不住德培老师，倘若把我们各自的文章抽掉，那本书或许就会更精粹一些。

在《沉默之子》中，有一个关键词，是“心智”。在导言中，伍德就引用亨利·詹姆斯对于评论的定义，即“心智为了自身感兴趣的理由所做的伸展”；他说罗兰·巴特的作品“是因为心智的探险而感动我们”；谈到因方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他说，“文学是一种自由，不是因为它处理的是想象的题材，而是因为它在心智中重建真实”；他写托妮·莫里森那章，索性就以“心智之山”为标题，因为莫里森的小说《爵士乐》谈的就是黑人的心智如何从主奴关系中缓慢而困难地解放出来。

因为阅读和写作都是一种心智生活，都是一个人的心智在其他心智中无尽地漫游，探索，并试图重建在外部生活中不断崩坏坍塌的美善与真实。而心智又不是一个个孤岛，而是一种关系网式的存在，心智之间所发生的，不是单子之间的碰撞，而是网与网的缠绕。乔治·普莱就曾指出过普鲁斯特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就已经完成的这个发现，即“阅读一位作者的一本书，就是只见过这位作者一次，与一个人谈过一次话，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只有在不同场合中反复多次，人们才能认出他的哪些地方是特殊的、本质的”（《批评意识》）。因此，乔治·普莱总结道，“最好的批评行为是这样一种行为，读者通过它，并通过其反复阅读的作品总体，回溯性地发现了关键的重复和具启发性的顽念……这种全面的阅读行为就是批评行为”。

德培老师对普莱并不陌生，他在评论赵松的文章中就曾大段援引普莱。而从心智伸展和探险的角度，我们也能体会德培老师在围绕某个评论对象展开的全面阅读工作中的乐趣。在那一刻，阅读和写作是一体的。他曾在访谈中援引卡尔维诺的话，“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要多”，并认为这对于批评家尤为重要，而我们在《沉默之子》的结尾处也会遭遇到这段话。他也曾在评论盛可以和王安忆时两次援引《沉默之子》中关于阅读和写作关系的精彩表达，“仿佛阅读常常溢出了它的范围而成为书写”。

这种心智漫游，在《沉默之子》中时常会呈现出某种华彩的短句，像烟火一样在爆裂后升腾，或者像是坠落在一个弹力网上再被反弹到空中。比如，伍德写罗兰·巴特，“在某种意义上，这听起来很熟悉。好像巴特是比较平静的D.H.劳伦斯，在对小说作品发表意见；一个有着旧世界的普鲁斯特式礼貌的劳伦斯”；写因方特，“像一个微不足道、抄抄写写的柏拉图，面对一大圈口若悬河的苏格拉底。作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能写，而是因为他能倾听”；写另一个古巴作家阿瑞纳斯的长篇小说《白臭鼬的宫殿》，“就好像有人用鲜艳的特艺彩色重拍了古巴版的布努埃尔《被遗忘者》”……

而在德培老师的著作中，尤其到了晚近十年的文章中，这种心智漫游则会延宕成某种故意为之的离题，铺展成理论和思想此起彼伏的盛宴，正如他在2015年写李浩的文章结尾处所言，“写了几十年具体的作家作品论，老实说，此次我想离开具体的东西远一点。我想享受一下‘我思故我在’的悠闲自在和泰然自若，也想尝试一下‘我视故我不在’的神秘与陌生”。

我们都是自以为读书颇多的人，但每次在德培老师的文章和言谈中都会发现某本没有读过的新书或旧书。他是一位罕见的、能在中年之后依旧不断更新自己知识结构的写作者。他去世之后，我们去他的书房，被满满两面墙的理论著作所吸引，一时间竟忘记了悲伤。

《沉默之子》的另一个关键词，自然是“沉默”。有两种沉默，一种是作家有意无意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另一种是无力表述或无法表述的不可说之物。而评论要完成的工作，就是“经由未说出的事物，有可能抵达不可说的事物”。同时，如卡尔维诺所言，“沉默也可以视为一种言语，因为它乃是拒绝其他人运用字词表达的方式”，而要能体会到这种拒绝，你就得先领略万人的方言，沉默之子和言辞之子可以是同一个人的夜晚与白昼。

长久以来，德培老师呈现在众人面前的，都是一副言辞之子的模样。他是会场上直率的讲真话者，饭局上共同话题的主导者，冷场或尴尬僵局时的破冰者。埃德蒙·威尔逊最喜欢对朋友谈他读过而他们没读过的书，德培老师也是如此。唯有在深夜，当他伏案写作时，沉默之子才会被召唤出来。没有谁比他更理解文学中永恒的暧昧性和复杂性，他说，“让我们在沉默之处津津乐道”；也没有谁比他更尊重每个作家所遇到的困难与局限，他引用卢卡奇，“我们只能靠那些不能被达到的东西活着”。而如今，我们和德培老师也只能在沉默中相遇，而正如迈克尔·伍德所言，“想象他者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够努力倾听他们的沉默”。

德培老师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名为《要对夜晚充满激情》，书名来自奥登写给弗洛伊德的挽诗。这句诗，既是德培老师日常深夜写作习惯的隐喻，也体现为他对于文学中那些沉默之子的拥抱，同时，冥冥中竟也成了德培老师晚年风格的写照。这句诗转引自马克·埃德蒙森的《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如果说《沉默之子》是德培老师的偶像之书，这本书就是他的心爱之书，其中讲述了在纳粹上台之后，弗洛伊德在罹患癌症且流亡伦敦的最后岁月中撰写《摩西与一神教》的动人过程，作者引用叶芝的诗，“衰颓的老人只是件废物/就像一件破衣挑在一根棍上”，来形容弗洛伊德当时的生命情景。

德培老师是一个体面骄傲的人，因此在他生病之后我一直不忍去见他，以至于某次饭桌相聚就成了诀别。我想起自己没有见到那衰颓的老人，但正如埃德蒙森所言，叶芝那句诗并没有完，“衰颓的老人只是件废物/就像一件破衣挑在一根棍上，除非/灵魂拍手作歌唱，为了这皮囊的每个裂绽唱得更加响亮”，我想我听到了沉默的灵魂拍手作歌唱。

张定浩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