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 十三级小匠人

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说，埋葬制是人之初伴随“魂灵观”的出现而诞生的。人类社会进入氏族公社后，同一氏族的人生前死后都要在一起，这在我国原始社会考古资料中已得到了证实。

最早的陵墓建筑出现在新时期时代晚期，以半坡遗址和仰韶文化为代表。这些早期陵墓主要以土坑和土堆为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死后生活的想象和对祖先的崇拜。

距今8千多年前兴隆沟的先民们，将少数生前或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埋在居室内，是兴隆洼文化的特殊葬俗。

距今9000-7800年前的贾湖村落中，不同家族的房屋各自成组，错落环绕在中心广场周围，死去的人们则安睡在离房屋不远的地下。

随着历史的演进，母系氏族公社相继完成了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埋葬制上也打破了以往死后必须埋到本氏族公共墓地的习俗，而出现了夫妻合葬或父子合葬的形式。同时在私有制发展的基础上，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逐渐产生，反映在葬制上则进一步出现了墓穴和棺椁。如属于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墓葬中，就出现了土穴木板的墓室和用原木铺构的木，墓葬内往往随葬大量食品。

良渚城是以莫角山宫殿为核心，由内而外的“三重城”结构，宫殿区、手工业区、陵墓区等分布其中。

商周时期，作为奴隶主阶级高规格的墓葬形式，已出现了墓道、墓室、椁室以及祭祀杀殉坑等。在商都安阳殷墟发掘的近2000座商代墓葬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

安阳殷商王陵区东西长450m,南北长250m,由一条土路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区为大墓区，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墓7座，和一座尚未修建完成的大墓。东区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墓1座，带两条墓道的大墓3座，和带一条墓道的大墓1座。

商代陵墓不起坟，深埋，但墓顶可能有享堂。前述的妇好墓口地面排列有比较规整的柱洞，柱洞底部有卵石作为柱础，柱洞外侧还有成行的挑檐柱的柱穴，当是明证。

战国中山王厝坟墓出土的铜版错银兆域图，表示了陵墓的总平面布置:王、后、夫人五墓横列，墓上各有享堂，五堂立于同一土台上，其外有两道宫墙环绕。

良渚古国中，良渚大墓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辨识之后，地面有人工土墩(坟山)的历史推前了1000多年。不过春秋战国时冢墓确实已很普遍，由于存在高崇的封土，墓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由“墓”发展为“丘”，最后称之为“陵”。

北方燕、齐等国的墓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燕下都和山东临淄故城的一批墓葬。临淄故城残存的战国时代高大的土冢就数以百计。郎家庄一号墓封土高达10m以上;燕下都规模最大的是战国早期的16号墓，地面残存覆斗形，高达7m，长宽30余米。

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帝王埋葬规制和陵园布局的先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墓。

西汉以前，帝王、贵族用木椁作墓室，其构造有两种:一为用木枋构成箱形椁室1至数层，内置棺;另一种是用短方木垒成墓的“黄肠题凑”内置棺及葬品。以后，由于木椁不利于长期保存，更由于砖石技术的发展，所以逐渐发展了石墓室和砖墓室。

西汉继承了先秦时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盛行厚葬，不仅陵园规模宏大，而且附葬金玉、珍玩的陪葬坑数量众多。陵园通常呈方形或长方形，四周围绕着高大的夯土墙，汉陵园建制基本依袭秦制。陵中设庙和寝两部分，仿宫中前朝后寝之制。庙中藏神主，四时致祭;寝中有衣冠、几杖等生前用具，亡帝的宫人则在陵园守陵，一如生前具妆、上食。

从墓葬结构来看，西汉帝陵多采用“甲”字型或“亚”字型的平面布局，帝陵与后陵合葬在一起，墓室通常由甬道、前室、主室等部分组成。

拱顶墓室在西汉中叶开始发展起来，东汉以后，成为墓室结构的主流。东汉时期的帝陵规制同西汉时期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不仅规模要远远小于西汉帝陵，建筑形式也与西汉帝陵有着较大不同。

东汉帝陵除陪葬品节俭外，更是在建筑种类上进行了减省，陵园面积不仅缩小、设施简化，而且封土的尺寸也变小、改方为圆，在帝陵梓宫的筑造形式上，东汉帝陵则以黄肠石代替原本的柏木黄枋，垒砌成旧有的“题凑”样式，而且内部墓室采用了以砖起券的形态，方便墓室的二次开启，符合东汉实行的帝后合葬、同莹共穴的丧葬制度，东汉时期将西汉时期的墓室，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礼从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