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8年至262年，在24年时间里，蜀汉将军姜维进行长达十一次北伐，连年征战使本就疲敝的蜀汉国势更加衰微，主持政务的尚书令费祎更是直言：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

蜀汉朝廷亦是怨言四起，但姜维坚持执行诸葛亮生前遗志，打着克复中原，恢复汉室的旗号继续北伐。姜维真的是为了匡扶汉室吗？

从综合实力看，蜀汉仅以益州区区一州之地，以及百万人口去攻击占据天下十州，人口是其五倍的曹魏，无异于以卵击石。

而且曹魏历经曹操、曹丕及曹叡三代统治者，根基深厚，中原士民不思汉久矣！

无论从哪个维度看，北伐都是徒劳无益的，对于这点，所有人都看的明白，包括姜维。

那么问题来了，姜维为什么还要逆势而为，其真实目的是什么？

自公元214年刘备入主益州以来，益州内部形成四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是以关羽、张飞、赵云为首的元老派，也包括糜竺糜芳、孙乾等徐州集团士族。

第二个是以诸葛亮、庞统、魏延、黄忠、蒋琬、费祎、马良等为代表的荆州集团。

第三个是以法正、张松、孟达、李严为首的东州集团，他们是东汉末年从关中和荆州地区客居益州的官僚士人。

第四个是以黄权、刘巴、谯周等土生土长的益州本土士族。

从政权架构来看，刘备以荆州派和元老派为执政班底，尤其是荆州集团，在诸葛亮的带领下，成为益州政权的核心。

由于东州集团对刘备入川有拥立之功，在蜀汉政权中处于次核心地位，是刘备重点拉拢对象。

而益州集团是刘备争夺西川抵抗最激烈的，其规模、势力也是最庞大的。

所以刘备对其既拉拢又压制，是蜀汉政权最边缘化的。

随着时间的变迁，蜀中政治势力呈现此消彼长。

223年的夷陵之战使元老派和荆州集团遭遇沉重打击，随着关羽、张飞先后死去，以及徐州集团的老去凋零，元老派基本退出蜀汉权力核心。

同时刘备在战争中被消灭的精锐士卒以及军队骨干大部分来自荆州集团，夷陵之战的战败以及荆州集团被削弱，使益州集团蠢蠢欲动，开始谋求更多话事权。

223年刘备死后，诸葛亮接过权杖，为了保住蜀中局势稳定，不得不让渡东州和益州更多的权力，从此蜀汉形成以荆州集团为轴心，东州和益州为羽翼的格局。

原本一家独大的局面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更可怕的是身处官场的每个人都卷入到这层关系网之中，只有参与到这层关系中来，才可能很好的生存下去并得到重用。

而没有加入到这层关系的，则很难在蜀中立足，很不幸，姜维就是这样的人。

姜维出生于天水郡，其父亲曾任郡功曹，羌戎叛乱时死在战场，故姜维受赐郎中。

228年诸葛亮出祁山，夺取陇右，开启北伐中原大业，姜维也是在此时投降诸葛亮。此后姜维凭借出色的能力脱颖而出，赢得诸葛亮赏识。

诸葛亮在给蒋琬写信夸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对军事很有领悟力，是凉州上士。

当时的蜀汉未从夷陵大败的阴影中走出，正处于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的阶段，诸葛亮急于培养蜀汉二代军事将才，以继承北伐事业。

放眼望去，荆州军事骨干在夷陵之战中被团灭，很难在短时间内选出合适人选，益州本土集团又靠不住。

而姜维背景纯粹，没有派系瓜葛，所以诸葛亮大力栽培，视其为关门弟子，教授兵法，让他独立带兵，提高军事指挥能力。

在此后的几年里，姜维随同诸葛亮数次北伐中原，被任命为征西将军，迅速成长为蜀汉军队骨干。

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维率军殿后返回成都，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封平襄侯。

姜维虽然跻身蜀汉军事决策层，但诸葛亮临终时并没有让姜维继承自己的事业，而是指定蒋琬主持蜀汉大局，蒋琬之后则指定费祎接班。

毫无疑问，蒋琬、费祎均出自荆州集团，诸葛亮十分清楚蜀汉的复杂权力关系网，如果想把刘备的基业维持下去必须是自己信任且老成持重的政治家。

蒋、费二人是荆州集团元老，能力出众，能够镇住局面，而姜维始终处于“羁旅讬国”的状态，显然不具备话事人的能力。

当然，蒋琬、费祎是文官出身，缺乏年轻的良将辅佐，所以最好的结果是蒋、费统领全局，姜维独当一面继续北伐。

只可惜愿景虽好，但终究败给了时间，荆州派作为客居政治集团，缺少根基和足够的人才储备。

而益州集团则相反，他们通过不断繁衍，逐渐壮大，随着时间的流逝，荆州老一代元勋凋零，权力逐渐由益州派填补。

从234年至244年，蒋琬执掌蜀汉大权，这一时期，蒋琬大体能够执行诸葛亮遗志，坚持北伐方针，但略有修正，改变“无岁不征”的局面。

虽然主要原因是益州连年征战，人穷力竭，但多少受益州本土派的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是蒋琬认为出兵秦川，道路艰险，来往不便，计划由水路进攻曹魏，但竟遭到群臣反对，只能作罢。

244年，心力交瘁的蒋琬辞去一切军政要职，交由费祎接任。费祎执政九年，北伐姿态逐渐消极保守，转而保境安民，基本与益州本土派系达成某种妥协。

然而随着荆州集团的进一步衰落，蜀汉内部政治斗争反而愈加激烈。

253年，费祎在宴会中酒醉，被魏国降将郭修刺死，背后主谋始终未能查出，成为蜀汉一桩悬案。

在蒋、费执政的十多年时间里，姜维先后五次出征，但都没有取得太大战果。

因为他受到成都朝廷的掣肘，尤其是费祎，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所谓的北伐中原，复兴汉室不过是一句空头炮。

等到费祎遇刺后，姜维终于得到执政蜀汉的机会，不过放眼满朝文武，早已被益州派占领，他们对于北伐嗤之以鼻。

姜维一向以诸葛亮继承人自居，再加上自幼在西北长大，所以很难融入益州派，那么如何能够独掌大权呢？

姜维只有效仿诸葛亮，捡起克复中原，重兴汉室的旗帜，通过不断北伐，以此抓牢军权。

从费祎遇害后，姜维从253年至257年，年年北伐，魏军守军王经实在想不明白，质问魏蜀吴已呈三足鼎立之势，如此执着北伐是为了什么。

姜维竟以“司马师无故废主，邻邦理宜问罪”为由搪塞，司马家族废的是魏帝，你要复兴的是汉室，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姜维的目的绝非匡扶汉室，而是为了转移蜀汉内部矛盾，树立自身权威。

姜维自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只要照猫画虎继续北伐就能把持权柄，但谋略权术与其老师相比相差甚远。

诸葛亮五次伐魏，蜀汉内部基本做到铁板一块，一致对外，因为诸葛亮以荆州集团为班底，通过拉拢和铁腕手段震慑益州集团。

但姜维既不具备诸葛亮的能力，也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255年，姜维准备第八次北伐，张翼公开在朝廷上与其争辩，认为国小不宜黩武。

257年，中散大夫谯周写下《仇国论》，痛斥姜维穷兵黩武，事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这种情况在诸葛亮时代简直不可想象。

当时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仅因运粮不及时，消极北伐就被罢黜。

然而时过境迁，仅仅在诸葛亮死后二十年，政坛风水就已轮流转，益州本土势力对蜀汉外来统治集团的反抗已到了很激烈的程度。

克服中原，复兴汉室从蜀汉政权的主流政治纲领沦为人人唾弃之陈旧论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姜维很难有所作为。

再加上常年出征在外，很少过问朝政，本就政治根基薄弱，导致其在朝中的权力被宦官黄皓及谯周等益州集团侵蚀，最后搞得姜维为了避祸不敢回成都，只能避居沓中屯田。

当然，除了政治斗争外，姜维北伐也确实造成蜀汉耗损国力巨大，导致兵困民疲，怨声载道。益州集团也正是以此为砝码，对姜维进行政治攻击。

至于北伐，姜维累年攻战，功绩不立，十一次北伐真正打赢的仅有五次，而且均因粮草不继而退兵。

综上，姜维既没有支持自己的政治派别，又不愿轻易与益州集团妥协，仅仅通过北伐这面旗帜守住权力，未免过于天真，更何况在魏国杰出军事指挥官邓艾的阻击下，姜维丝毫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现实因素加上政治因素使姜维最终出局，而姜维的失势标志着“复兴汉室”的精神被彻底淘汰，蜀汉这面标榜继承大汉香火的旗帜被彻底埋葬。

262年，姜维出兵进行第十一次北伐，也是生平最后一次北伐，结果被魏将邓艾击败，第二年，魏国发动灭蜀之战，蜀汉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