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江青被打倒，江青同志创办和扶持的样板戏退出了历史舞台长达10年之久，在八十年代后期又重新回归，其中内幕是什么？笔者和你侃侃。
江青倒台后，首先跳出来的是文化界痛批样板戏，这是样板戏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
●王元化曾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不赞成大肆播放样板戏，即使是‘文革’前创作的现代京剧也是如此，它们不仅不能摆脱当时‘极左思潮’的侵染，而且大都是受到当时教条主义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
王元化何许人也？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党的十二大代表。在那个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说话是有份量的人物。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其受到株连，直到1981年才被平反昭雪。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上的主张是批判胡风、王元化的“罪证”。
而样板戏正是描述的工农兵生活，这一说，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至于样板戏受“极左思潮侵染”，有必要交待一下，何谓极左思潮？“左”与“右”原本两个方位名词，有了政治学上的意义，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极左”则是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言下之意，样板戏是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取消绝大部分的（创作）自由。”
●巴金也是批判样板戏的人物之一。其在《随想录》里痛批样板戏，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巴金在文中这样写道：“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
这样评价样板戏够火辣吧，简直是硝烟弥漫。听样板戏毛骨悚然，连做几天噩梦，剧中英雄人物是用金叶贴出来的虚伪。
对于巴金，大家都应该熟悉，著名现代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可谓重量级人物。但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巴金先生在文革中也受到过批判。
那么，巴金为什么在文革中遭批判？1967年第五期的《文学风雷》发表了一组文章，总题为《彻底批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巴金》，巴金的罪名为：美帝怎样为巴金撑腰、诬蔑党的文艺批评、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不满、为地主阶级喊魂、美化资产阶级作家、大肆宣扬战争的苦难，等等。更主要巴金在5月9日在上海市作家和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而此时，样板戏轰轰烈烈在全国演出，才子佳人、王侯将相、鬼仙神妖一类的文艺作品失去了市场，样板戏成为文艺主流，唱红全中国。这也许是巴金先生所说的“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说明了在那个年代，巴金先生已对样板戏严重不满，只是苦于说出口。
从上述事例中，足以说明巴金为什么会在文革结束后痛批样板戏了。
●不得不说，反对样板戏还有另一个文化名人，他叫周扬。周扬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主席等职。周扬则认为：“所谓‘样板戏’，原是广大戏剧工作者创作的成果，并非江青创造，只是她窃取去了，作为沽名钓誉，篡党夺权的资本罢了。”周扬的讲话把艺术上升到政治，把艺术与政治挂上了钩。
1964年1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几年后，江青扶持的样板戏上演，样板戏也许正是周扬的“简单粗暴”，宣传的正是千篇一律的“工农兵”形象。
1966年11月28日的群众大会上，陈伯达讲话称颂江青领导的文艺革命：“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在内容是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样板戏在全国打响后，1970年4月2日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批驳周扬：“顽固地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把鼓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作品，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
60年代初，周扬被打倒，因其“抵制江青对文艺界的粗暴干涉和摧残。”最终入狱，直至江青被打倒后才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祸出江青，而样板戏正是江青同志的贡献，明白人都懂的。
●一大批现代作家也参加了批判样板戏的行列。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邓友梅：“听高音喇叭播放样板戏会感到有鞭子在抽自己。”宁夏作家协会主席张贤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冯骥才等都加入了批评样板戏的队伍。就连样板戏《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祺也说了些违心的话，江青打倒后，汪曾祺被审查，审查有没有参于江青集团反革命活动，汪曾祺不得不这样评价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
邓友梅和《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邓友梅:“我对京剧‘样板戏’的看法超出了艺术的角度。原作比较好，江青改编后带上了帮派气味。我不主张更多地演‘样板戏’。今年春节文艺晚会很好，但有的观众一听到电子音乐伴奏‘样板戏’就把电视机关了。”
刘长瑜反驳道:“《红灯记》艺术上是成功的。江青插手时只是说你的头绳不够红，窗帘应该怎么卷，补丁应该怎么补……她老批评我演李铁梅没有阶级感情。江青要求的激情超过了人的限度，我那几年唱到歇斯底里的程度，真庆幸嗓子没有唱坏。”
就这样，随着“四人帮”的打倒，样板戏也雪藏了。
八十年代末，在千呼万唤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样板戏又重新出现在银屏上，像《沙家浜》等戏剧还被改变成电视连续剧。1986年的春晚上，耿其昌、李维康夫妇二人演唱了“样板戏”中的《今日痛饮庆功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三个唱段，引发大众热议。
自此，“样板戏”重新回到人们视线之中。这是对样板戏艺术成就的肯定。可惜的是，样板戏整整离开我们10年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即使样板戏复出，还有人反对，如：巴金在看了春晚后又一次极力反对样板戏复出：“我真害怕1966年的惨剧重上舞台。”
然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并不因为少数人的反对，就永远被埋进历史的尘埃中，这是大势所趋。
遗憾的是，样板戏并非8部，实际上17部，其中有7部“准样板戏”因随着江青被打倒而未能公演，甚至没来得及通过审查，就被雪藏了，包括7部革命现代京剧《草原兄妹》、《山城旭日》、《节振国》、《敌后武工队》、《金雁岭》、《春苗》和钢琴弦乐五重奏版的《海港》，大众人对这些剧知之甚少。
这是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现在看来，样板戏并不是什么工具，这些剧目是凝聚了文艺工作者心血的上乘之作，它是艺术，至今文艺战线未能超越！而对于这些剧目也应该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去评判，艺术作品与政治无关。
